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满怀信心地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当时情况来看，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一定依据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共已走出六四风波的阴影，国际地位亦因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而增强，执政信心大增。加上9·11事件的爆发，一度对中国怒目相向的小布什政府转而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中国自有理由相信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然而，大约自从2008年开始，在20年的战略机遇期尚未过去一半之际，中国的国际环境已出现恶化的趋势。首先是欧洲法德亲中领导人希拉克、施罗德已经去职，新就任的领导人特别是萨科齐借西藏、奥运问题向中国施压。再就是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外交政策实行战略东移，实质目的就是视中国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日美同盟逐步强化，南海问题也在美国的影响生风生水起，至今未息。进入2011年，中东民主进程导致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专制领导人倒台，这些人不见得与中国有多么好的关系。但从意识形态环境来看，却使得中国政府空前紧张。随着叙利亚、也门局势的变化，这种紧张很可能仍会持续下去。

有人可能强调另一个积极因素，那就是西方正陷入空前的金融、债务和经济危机，此时无暇与中国为难。此论有一定道理，中国毕竟持有大量美债，也是欧洲眼中的“金主”，希望中国协助其解决债务危机。但西方在利用中国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在战略上布局、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的计划。最典型的是美国的政策，其表现有三：

一是强化与东亚传统盟友的关系。除前述日美同盟外，从前不久的对台军售，到今天（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洲宣布增兵澳大利亚，都是其安全战略上试图“扶友抑中”、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表现。

二是经济上亲自出面，防止中国坐大。看到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盟友日本却正在进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美国意识到已无法在经济上搞离岸平衡、置身事外。所以，2008年2月美国宣布加入本由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发起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TPP）。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还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其欲借TPP入主亚洲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三是利用南海问题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刚上任就宣布南海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结束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到访菲律宾，要求“避免采用胁迫手段”增强主权要求，实际上将矛头暗指中国。可以预料，在美国的推动下，南海还会在中国与东盟特别是菲律宾、越南之间发酵。

西方特别是美国之所以在经济危机时刻仍然如此坚定地压缩中国战略空间，源于如下因素：第一，对中国是对西方优势地位最大挑战这一现实的认知。有基于此，奥巴马上台后一方面“重启”美俄关系，另一方面却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其敌友认知已经十分明显。第二，中西之间的政治制度差异仍是阻碍中西交往的根本性因素，作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中东民主进程开始之后，民主牌、人权牌在中西交往中的份量又会进一步上升。

在此情势下，如果没有类似9·11那样重大事态的干预，中国的国际战略机遇期正在走向终结几无疑义。中国的领导人应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以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的眼光，提前进行战略布局。内政上，该改革的就要改革，毕竟内政才是外交的最坚强的基石。如果中国的民主建设得到改善、产业贸易结构得到升级、台独藏独疆独问题逐步缓解，西方再有什么举动，也很难动摇中国的国本。外交上，如何建立自己的战略盟友关系，谋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处之道，也需要中国领导人有大智慧、大作为，以一种新姿态开辟中国国际战略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