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 黄明涛:文本、目的和语境

——香港终审法院解释方法的连贯性与灵活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 次 更新时间:2011-11-21 13: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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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进入专栏)   黄明涛  

  

  内容摘要:本文挑选了香港终审法院有关基本法适用的三个判例,重点针对文本、目的和语境的解释方法的话语特征和具体应用方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普通法体制下解释方法的连贯性与灵活性使得香港法院仍然从实质上保有基本法适用的相对独立的权力,值得内地学者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 基本法解释 文本解释 目的解释 语境解释 连贯性 灵活性

  

  基本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以来,围绕有关解释权的问题在内地与香港学者当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第158条所设定的程序之外直接行使立法解释权所引起的争论更是触及到“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特区司法权的核心利益,进而将有关法律问题逐渐转化为更具有敏感性的政治问题[i]。然而,解释权的规范配置只是香港基本法实施问题的一个环节,而司法过程中解释路径与解释方法层面的细节似乎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这是很不恰当的。香港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通法法域,法官在判例中会运用说理论证和理性化的解释方法对法典化的文本进行阐发,而这对于规范之意义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作用,甚至解释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内附于解释方法当中,因此以普通法的视角来缕析基本法解释的路径与方法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同时也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将有助于学界和实务界绕开政治问题的迷雾,寻求对基本法实施的某种更“法律化”的理解和共识。

  本文拟采用一种司法语言分析方法,对终审法院在三个具体判例中有关解释方法的表述和运用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够证明终审法院在基本法解释方法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连贯性和稳定性,以及面临不同挑战时对于解释方法的不同组合运用方式。就本文论述所及,“解释路径”就是指法官在判决书中对于解释方法的使用、安排等文字性操作,可以与“解释方法”互换使用。

  这里有两点需要声明:第一,作为宪法性法律,基本法的解释方法具有多样性,本文不可能对所有解释方法均有所关照,而是重点分析文本解释、目的解释和语境解释的运用方式。作为考察对象的三个案件分别是吴嘉玲案[ii]、Chong Fung Yuen (庄丰源)案[iii]和Tam Nga Yin 案[iv]。第二,对于这三个案件的挑选并不是随意的。吴嘉玲案被认为是终审法院有关基本法解释方面第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件,并且其判决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v],因此毫无疑问应当作为个案研究的起点;Chong Fung Yuen 案也被认为是有关基本法解释的很重要的判例[vi],如下文将要呈现的那样,该案中基本法解释方法的微妙调整将是观察普通法思维的绝好例证,有助于证明文本的观点;Tam Nga Yin 案的名气虽然稍小一些,但是考虑到此案与Chong Fung Yuen 案于同一天宣判,且判决书中明确表示有关解释方法的原则和路径与彼案基本一致,因此研究这个案件对于确证终审法院在解释方法上的规律性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

  

  一、终审法院在三个案件中就解释方法所做的宣示

  

  香港终审法院在判决书的撰写上具有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即将判决书文本比较清楚地分为若干章节,添加明白易懂的小标题,分别处理不同的问题,如程序事项的声明、案件事实的简述、法律争议的罗列、抗辩双方立场的归纳、法院对法律争议的立场等等。解释方法是处理案件法律争议的关键手段,因此在判决书中几乎都会用专门的文字段落来宣示拟采用的解释原则、路径、方法和标准。这种将解释方法以如此明示的方法表达出来的风格并非是普通法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香港终审法院的这一惯例使得我们的研究更便捷了。三个案件有关解释方法的宣示分别为:

  1、吴嘉玲案

  本案的判决结果和建立的实体规则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不过在分析本案的解释方法之前交代一定的背景是必要的。吴嘉玲案的核心法律争议是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通过的第三号入境条例(Immigration Ordinance No.3)(以下简称“入境条例”)中所规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认证条件的合宪性[vii],继而引起基本法第22条第4款与第24条第2款第3项之间关系的争议,以及是否应按照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的规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问题。

  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列举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范围,而第3款则规定永久性居民享有居留权并有权根据香港法律获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但未指明上述永久性居民进入香港的方式。第24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如下:

  (第2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

  (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

  (三)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本款其他项与此处行文无关)(第3款)以上居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和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本案当事人来自大陆(出生于大陆,其父母有一方是香港居民),并以非法方式滞留香港,并声明符合基本法所规定的永久性居民之身份,要求获得居民身份证。如果不考虑其非法滞留香港的情节,其本人确实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所确认的应当拥有居留权的人士。入境事务处则强调当事人进入香港的非法方式,并认为基本法第22条第4款规定了大陆人民进入香港必须获得大陆政府的审批,本款规定:

  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其中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定居的人数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确定。

  入境事务处认为,根据上述规定,凡是来自大陆的人——不管其是否可能获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进入香港都应该具有大陆政府出具的有效通行证,因此入境条例当中有关要求永久性居民身份申请者提供大陆出具的有效通行证的规定[viii]符合该款规定,是对基本法条款的具体实施,由此拒绝给予当事人香港居民身份证。而本案当事人吴嘉玲认为,上述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是对于其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充分的、不依赖其他法律依据的确认,于是其有资格直接申请香港居民身份证;她认为入境条例的有关规定将其是否能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实际决定权交与了大陆政府[ix],是对其基本权利的不当限制,违反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构成违宪。

  因此,本案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判断入境条例的合宪性的根据究竟是基本法第22条第4款还是第24条第2款第3项,附带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两个条款之间的关系。由于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规定,香港地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而基本法第22条第4款被毫无争议地认为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事项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所以入境事务处向法庭提出,应该就有关条款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判决书用专门的文字宣示了法官们在解释路径[x]上的总体态度。他们认为,对于“像基本法这样的宪法性质的法律,应该采用目的解释(a purposive approach should be applied)”[xi],法庭应当对法律的目的和其所使用的文字(language)给予同样的重视。就目的而论,法庭认为应该包括基本法作为一个整体的目的(the purpose of Basic Law/the purpose of the instrument)和特定条款的目的(the purpose of a particular provision)。就文字而言,法庭的用语和我们通常所谓的“文本”略有区别,其表述为the language of the text。显然,我们通常所谓的“法律文本”(text of the law)是强调作为整体的法律文件,而这里的“文字”则是指具体条款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强调了最本义上的语言、语汇、文字。法庭认为,文字必须放在其语境当中来理解。

  法庭认为,基本法作为一个整体的目的显然是在中国的主权框架内,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建立一个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而对于特定的条款而言,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获知其目的:可以由该条款的性质(nature)来判断,也可以由基本法的其他条款来判断,还可以根据有关外部材料(relevant extrinsic materials)如《中英联合声明》来判断。

  就基本法所使用的具体文字而言,法庭认为“应当避免文义的(literal)、技术性的、狭隘的或僵化的解释,应当考虑文字所处的语境(context)”[xii]。法庭认为,所谓语境既可以从整部基本法的角度来判断,也可以从外部材料中获知。显然,终审法院在此处提出了两种意义上的语境解释:第一种类似于通常所说的通过上下文进行的解释,而文字所处的语境就是其所在的特定的篇章或段落的上下文,这种解释以法律文本的逻辑自洽为预设,更多的运用语法的方法以排除文字含义的不确定性;第二种则是更宽泛意义上的语境,可以理解为赋予某“文字、词语”以确定含义的周遭语言环境或通行的知识背景。法庭将《中英联合声明》等与基本法的出台联系密切的法律文件、文献或材料视为基本法解释过程中可以依赖的语境,正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语境”这一概念,或许我们可以更形象地将其称之为文字的时代背景。不过,为了概念的统一和精确,笔者认为还是应当使用“语境解释”来涵括这一多重的解释方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法庭对于“文义的、技术性的、狭隘的或僵化的解释”的明确否定,彰显了在吴嘉玲案当中终审法院对于基本法权利条款的积极保护的态度。考虑到法庭对于目的解释的极力推崇,加上此处对于文本主义[xiii]理念的否定,可以看出吴嘉玲的解释方法从整体上具有超越法律文本并且向更开放、更自由的正当性渊源寻求解释依据的倾向。这一点与此后的Chong Fung Yuen案和Tam Nga Yin案有明显不同,详见下文介绍。

  2、Chong Fung-yuen案

  吴嘉玲案所显示出的强势扩张的司法解释权遭遇了广泛的批评[xiv],其所谓目的解释的运用方式几乎从实质上取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香港法院解释权的限制,大陆和香港的法学界均对此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对意见。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正式的立法解释[xv],推翻了吴嘉玲案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也导致终审法院的威信受到一定的打击。不过,尽管香港终审法院在随后不久的刘港榕案[xvi]当中就已经超乎预期地表现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的尊重,但是此案并没有承接吴嘉玲案中对于解释方法的论述[xvii],这方面的论述留在了后来的Chong Fung-yuen案的判决意见中。Chong Fung-yuen案被认为是继吴嘉玲案和刘港榕案之后终审法院在基本法解释问题上第三个重要案件[xviii],而从基本法解释方法的延续性的角度讲,本案的意义是超过了刘港榕案的。

  在解释方法方面,法庭首先郑重强调,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在香港具有普遍约束力,但是法院在解决具体诉讼争议的时候,仍然应当适用普通法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这是为基本法所确认的,也是符合分权体制的,且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此也没有异议。

  在定下这样的基调之后,法庭立即对基本法的解释方法进行了新一轮的定义。他们认为,根据普通法的原则,法庭在解释基本法时的具体任务就是理解基本法文本所使用的文字,从而获知寓于该文字中的立法意图。“解释基本法不是为了探求立法者本人的意图,而是在文本中被采用的文字的意义和表达在这些文字当中的立法意图。只有正式通过的文本才是法律,而法律应该是明确的和能够被人民所理解的,这是很重要的。”[xix] 此处对于基本法的文字的强调就与吴嘉玲案开口便是目的解释的论调很不一样,显示出法庭对自身角色的理解有所调整。然而,在遵循先例的规范之下,法庭必须对吴嘉玲案所提出的解释方法有一个合理的回应,而不能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丧失了解释方法上起码的可预期性。法庭承认,“不能孤立地理解争议所涉条款的文字,而是应该如吴嘉玲案那样,将文字置于其语境与目的中来考虑···尽管法院应该避免文义的、技术性的、狭隘的或僵化的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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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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