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彤东:道德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0 次 更新时间:2011-11-20 13: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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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彤东  

  

  我原本在北大主修物理,后改修哲学,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及其现代相关性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崛起以后究竟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应该给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西方人有个说法,这个说法可能也被很多中国人所认可,即认为现在中国人要做两件事情,先是富强,然后是复仇。这种现象令人担忧。甚至有很多打着儒家旗号的人也提出或支持“对内王道,对外霸道”的观点,我认为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儒家。其实,如清华的唐文明教授指出的,中国内地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存在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骨子里要么是自由主义,要么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因为他们对儒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二十世纪出现推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儒学,我个人对新儒家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原因之一在于其保守的东西太多。他们想要重建儒家的一套道德形而上学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但现代社会是多元的,除非采取强制手段,否则想要统一思想完全不可能。事实上“独尊儒术”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实现过,至今都存有争议。我认为历史上儒家本身即是多元的,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想法,只是打着儒家的旗号来传播思想。新儒家只是儒家的一支,他们中的一些人打着拯救现代道德堕落的旗号,试图以他们的想法为核心生发出一套整合社会的价值,在我看来实属“振奋人心的迂腐之言”,但同时我又认为他们保守的太少,因为他们的坚持仅在道德、心性和文化的保守上,而很少涉及政治制度和器物层面。他们相信和接受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据说,牟宗三先生去世之前仍强调人类最伟大的两项东西是民主与科学。谈到民主,有很多人认为它能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我认为自由民主是一套体系,区别于自由和法制,民主采取全民投票的方式能否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事实上颇具争议。人们说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推进政府的责任、减少腐败、减少民族冲突,但实际上在所有这些方面民主国家总体上都不一定做得更好。那些西化派认为中国政治不清明,人民不幸福能靠民主解决,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中国和同等水平的国家相比较。西方有长时间的自由民主传统和社会发展,相比之下中国很落后,但较之于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国家,中国社会并不更差,甚至要更好。

  回过头来看儒家。一方面,儒家有一种平等精神存在,所谓“圣人与我同类者”。另一方面儒家同时又强调一种士人政治、精英政治。我认为这种考量运用于现代民主社会中,能够对人人参与民主而导致的民意过大现象有一定的牵制作用。儒家民意和精英参政二者并举的方式有利于彼此的制衡,防止单方面膨胀。我认为这种民意与精英的混合政体对世界各国都是更好的制度。现如今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弊病丛生,很大一部分原因即是无知民众的滥权,缺乏道德的民众在政治生活起了过度的作用。如果说当初民主制的实行是为了对抗贵族的滥权,而现今很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极端,即无知民众的滥权。儒家的士人精英依靠的不是血缘而是学识与道德来选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的传统强调君子的道德模范作用,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是有积极意义的。道德的模范作用可以通过制度来体现,如果在某种制度下被选拔的人要求讲道德的话,人们就明白应当向着什么方向努力。当然,很多道德伦理家认为,民主是很好的教育,因为它赋予每一个个体可以参与政治的想象。但反之思考,儒家的精英政治同样也是很好的教育,因为它树立了一个道德典范的榜样,让人们明白参与政治的前提是智识与道德的出色。因此,我认为传统的资源,如儒家对精英的强调,在现代社会广义的道德建设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点我想对现今道德缺失或者说是基本规范的缺失谈谈看法。当然,我对于现今社会上某些道德沦丧的现象感到气愤,但同时我也在思考,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当老的规范被淘汰、新的规范未建立而造成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美国比中国更像一个传统社会,比如说父亲待过的学校,儿子依旧可以上同一所学校,没有变化。但在中国,上一代的很多东西几年之间就消失殆尽。一些老的规范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但同时一套新的规范并未随之出现,因而造成了现今社会的迷失。社会上某些人不择手段,是因为没有新原则使之规矩。美国在转型时期也发生过同类问题,因此我认为现今的状况也许并非中国所独有,是我们在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不仅如此,我认为中国曾经历过类似的转型,即从西周至秦的转变。对于这一转变,我持有一个基于无知的大胆的想法:中国封建宗法仅限于西周,秦以后的中国再无封建,而是更近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先秦的变局,乃是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西周封主建国,其制度建立在相对简单的、“高度同质的熟人社会”基础之上。当这种共同体发展到极限,周朝的制度就随之土崩瓦解。因此我认为,春秋时期的人们已经在面对我们现今所面对的问题,即当礼崩乐坏、熟人社会的道德伦理缺失以后,我们应当如何面对陌生人?孟子讲恻隐之心,但显然不是针对熟人而是陌生人来讲的,因为我们对于父母和亲人是孝顺和责任而非恻隐。这是儒家回应社会转变所采取的策略,即怎样在一个新的陌生人的社会里面建立起一套新的道德规范。从这方面来说,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中怎样新建道德或者说是制度这个问题,其实两千年前的先人就已经在思考。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儒家表面上是保守的,实质上它是重新解释周礼来回应社会变化。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认为儒家的这套学说是迂腐之言,他们认为陌生人的社会里没办法依靠道德,只能通过法来规范。这是另一种回应社会变化的方法。法家认为儒家讲道德是无效的,这样的方式无法有效统治一个大国。在一个道德多元的社会里,最有效的是人人明白并能接受的,比如说趋利避害。“礼崩乐坏”表面是道德问题,实质上是制度问题。提倡道德重建的人,把表面的症状,即看起来的道德沦丧当成是问题的根源,这是他们没有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事实上,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现今讨论的伦理重建颇具借鉴意义。现在我们很多道德沦丧实质上是一个有问题的制度的表象,很多道德沦丧是被不合理的制度逼出来的。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并非不讲道德,而是讲其自身体系内的道德。中国的道德缺失的最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并非是缺乏一种英雄式的道德,而是最基本的信任。比如说在美国,朋友给我开支票,我并不怀疑是否能够兑现,反之在中国则不然。因为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是没有基本的信任,对制度、政治权威缺乏基本信任。

  虽然我认为韩非子对当时的社会道德问题很有洞见,至今也很有借鉴意义,但是,我并不完全同意他唯制度重要的想法。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倾向于儒家政治哲学。与韩非子或者其他一些误读儒家的人的理解不同,儒家未否定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也未将某种英雄式的道德强加于人。儒家将平民的道德和君子道德分开,它有对一般人道德基本的约束和基本的规范。但我对韩非子、自由主义等持保留意见,因为它们过多地把道德推向私人领域。我认为很多道德并非是英雄式的或形而上学心性的模式—这种意义上的道德可能确实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但是,儒家所讲的很多道德问题,是应该属于公共领域,即有它的普适性的。比如说家庭的稳定。不管你信仰什么,至少你会承认家庭的稳定对社会的稳定很重要。你会对家庭有一定的规范,对家庭有一定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包括韩非子这类人太多地相信制度及其带来的一套规范,却没有注意到,有一种共同的道德的存在和重要,这可能也是自由主义过于强调法治的一个缺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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