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白彤东:中国社会转型所应有的核心价值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3 次 更新时间:2011-11-20 12: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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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进入专栏)   白彤东  

  

   对话人物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大陆哲学学科中第一位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归国学者

   对话主持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儒家思想能否为现代价值观提供资源

  

   现代价值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儒家还能否为现代价值提供资源?儒家是否有普适性?价值体系与经济体系如何协调?儒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冲突?在政治治理结构当中,精英与大众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如何看待儒家的精英主义?

   11月13日,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盛洪主持,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国学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经济学家许小年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就上述问题展开一场跨领域对话。

   盛洪:白彤东教授研究哲学,近些年主攻儒学,许小年教授专攻经济学,现在我把这两位教授分别看作是中华文化传统儒家的代表和西方文化传统的代表。文化对话的形式在当今世界很重要,有意思的对话应是对话双方有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别,同时又有文化上的某种重叠。

   中国和西方的对话很早就有了,尤其是经济学和儒学的对话。在十六七世纪,很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了中国灿烂的文化,纷纷将儒家和道家的经典文献翻译后寄回欧洲。这种“东学西渐”的文化流传对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当初经济学的创立。比如欧洲经济学鼻祖魁奈,历史上有很多关于他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记载。魁奈看了大量欧洲传教士寄回去的文献,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很多思想资源。

   “中国社会转型所应有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问题。近代以来,我们曾完全抛弃掉儒家文化这种社会主要价值观,而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我们要重新思考,没有文化价值,我们的很多问题不能解决。首先请两位教授做主题发言。

  

   儒家强调精英正面作用

  

   白彤东:现代价值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儒家还能为现代价值提供资源吗?现在的主流意见认为,现代价值就是西方价值。这不仅是中国西化派的意见,五四时期文化保守派也持这种态度。他们也认为西方的民主、科学,是必须要遵从的,他们和激进派唯一的差别,就是认为中国的文化还是要保持的。认同西方的主流价值,把西方主流价值当成现代价值,是中国近代以来保守派、自由派、西化派和后来讲新儒家的一些人都持有的一种态度。

   针对文化保守主义同时拥抱西方的民主、科学与中国传统的立场,有些人会怀疑,中国文化能不能跟西方主流价值相融合?表面上看,中国文化跟西方主流价值都是反着来的:西方主流价值强调个人,中国文化强调集体;西方经济学被肤浅地理解为强调自利,儒家强调利他;很多西方民主建立在平等之上,而儒家讲等级;西方讲法治,儒家讲德治;西方讲市场经济,中国传统被说成有重农轻商的思想。

   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怀疑,是因为儒家跟西方主流价值的一些观念好像都相冲突。其实,这些主流价值本身也有很大问题。你怎么去论证一个人就应该是自由、自在、自利、自为的状态,或是王小波所说“特立独行的猪”的状态。人从来没有特立独行,人从来都是生活在一个社群里,一开始就一直处于那样一种状态。可能有人会说,讲人自由、自在、自利、自为,不是说人原本是这样的,而是说人应该是这样的,“是”和“应该”不是同一个问题。但凭什么人应该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的状态,凭什么不可以是其他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常说人应该是自由的状态,但稍微被多问几句,尤其是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人与社会不可分割的想法就会冒出来。

   有些人,试图论证这些价值有好处来论证我们为什么应该有这些价值。但是,这些价值是否带来好处是要经过推敲论证的。西方的问题更多是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以后带来的。再说民主制度,很多人说许多中国问题是因为没有民主造成的,如果有民主,则能解决掉。谈民主,大家经常想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但不要忘了印度、南美很多国家也都是民主国家。

   其实民主国家在腐败、选择好的领袖、制定良好经济政策等很多方面,从统计上来讲其实并不比非民主国家做得更好。有些人会说,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但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懒惰的表现,因为说这种话的人从来没有真的做过经验研究,来论证民主制度真能比其他制度坏得更少。其实很多经验研究并不支持这种结果。

   当然,这不是说咱们不要民主、法治,只是说要按照经验、人类历史所积累的财富,来决定到底哪些制度更好,一种制度也许有好的方面,但它是否也有要修正的地方。若要修正,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儒家、从自己的传统中找到一种资源?

   民主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政治直接为当下活着的投票人所左右,这就意味着很多非投票人的利益很难被考虑在内。比如很难解决的财政赤字问题,财政赤字意味着花还没有投票权的未出生的将来人的钱来满足现在有投票权的人的利益,因此很难被遏止。这是民主制度由投票来做决定的本质而造成的一种缺陷。另外在民主制度里,哪怕是对自己的利益,人民也不一定能投出很好的票。

   因为现在的国家都是大国,大多数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全民都要劳动的国家,国家大了以后,政治就超出了常人能理解的范围,而大家都还要去劳动、忙于日常工作,所以哪怕是对自己的利益,他也很难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很多西方民主理论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想从内部去调整,但由于现代制度本身的条件,使得这种内部调整很难对它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再回到儒家思想,孟子一方面强调民本,强调国家为人民而存活,满足人民需要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但他同时也意识到民意是有局限的,强调精英对政治的正面作用。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儒家理想的政治,不能只有现代西方全民投票的那种政治。全民投票的民主政治是儒家接受的一个方面,但儒家还希望由精英来对民意做一个制衡。所以,儒家理想的政治是一种混合制度,既有民意的一方面,又有精英的一方面。对于自由、法治,儒家则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下来。因而,比当今制度更好的制度,应该是在自由、法治基础之上的一种混合的政治,有民主惩罚也有精英惩罚的政治。

  

   儒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非常困难

  

   许小年:首先要申明一下,我只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试图说明儒家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已非常困难。我思考这些问题的大致框架是:价值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一个主观判断。既是主观判断,则因人而异,而为社会上所有人认可和接受的价值就是社会核心价值。儒学信仰者、佛教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所认同的价值中有交集的部分,就是社会核心价值。如果没有交集,或者说这个交集是空集,这个社会就没法建立起来。所以,在我们认同的价值中,必须要有交集。

   为了在价值观各不相同的人群中建立起社会,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东西,要求同存异。这是世界各个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在价值观上出现的一个重要飞跃——公域和私域的分离。没有这个飞跃,社会无法传承到现在。我对现代社会的定义就是公域与私域要尽可能分离开,公域要尽可能小,以获得广泛的认同。在公域中获得的核心价值,即所谓的公德。私域要尽可能大,以包容多样性,一个社会应该容许基督教徒、佛教徒、儒家都可以生活在那里。

   公域与私域有一定的关系。公域不干涉私域,私域不和公域冲突。公域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公德,据此建立的就是法律和政府制度等,可以管理众人之事,可以处理个人之间的冲突等。私域主要指导个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私域中形成的价值应该是和平共存,平等竞争。我们不能说中国是一个儒教文化国家,就要在公域中贯彻儒家的原则,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公域中的各种冲突。私域中各种各样的哲学、信仰、生活方式等应该是和平共存、平等竞争的关系,否则就会发生类似于中世纪的宗教冲突。

   中世纪的宗教冲突导致很多人死亡,这种状况让人们反思,宗教信仰是个人性的事务,个人和政府应该不能干预,不得强行统一,这样我们才能在一个社会中共存下去。公域的核心价值包含两方面,第一是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第二是理性。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也不管你是怎样的信仰,平等的个人权利、自由和理性原则都应该是普遍接受的,理性就是符合逻辑地把个人权利最大化。

   从理性出发,我们就知道一定是私有制而非公有制,因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从理性出发,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应该拒绝革命和“均贫富”,革命和“均贫富”都是非理性的。因为若提倡以暴力的方式剥夺他人的财产,最后你也会受到暴力的侵害。

  

   重建社会核心价值应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许小年:公域与私域的分离在历史上有两大意义。第一,不再因为人们的信仰不同,而引起社会矛盾和冲突,为最大范围地获得社会的支持和认同,多样化的人群生活在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创造了条件。欧洲历史中非常残酷的一页就是宗教战争。以新教改革为起点的对异教徒的迫害,其实再往前追溯,十字军东征也是对异教徒的迫害。到了现代社会,宗教不再成为人类社会冲突的根源,人们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再成为阻碍人们共同生活的障碍。这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公域与私域的分离,信仰变成了个人事务。

   公域与私域分离的第二个意义就是为理性的运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宣扬的是一种科学精神,通过不懈努力,他们确立了日心说,而不是地心说,这导致他们受到了宗教力量的残酷迫害。当公域与私域没有分离的时候,信仰对理性就是一种束缚和桎梏,理性就无法广泛地运用。当公域与私域分离以后,当信仰退却到私人生活领域之后,科学才发展起来,科学的发展与它摆脱基督教对它的束缚是直接相关的。理性的运用不仅在科学上,也发生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就是一种理性的经济体系。只有在政教分离以后,科学才能发展,理性的生产方式才能全面地推广和铺开。只有公域与私域分离,才能产生宪政民主,如果公域与私域不分离,信仰与政治不分离,那么西欧到了今天可能还是君权神授的政治体系。因此,公域与私域的分离是现代社会重大的飞跃。

   那么,儒学作为一种价值观,在现代社会要发生作用的困难在哪里呢?儒学讲的是天人合一,公域与私域不分,因此无法实现现代社会的这一公私分离目标。依照余英时的看法,儒学是一种内向超越,而理性则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认识。经济理性产生于市场交易,而中国的宋明理学却是向内用力。刚才白教授提及,儒家强调的是对等权利,而不是平等权利。这与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有冲突。

比如原始儒家强调的君子小人之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权利、责任都不一样,像这样的观点,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接受,谁愿意承认自己是小人呢?当然原始儒家里的君子、小人的观念,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大一样。正统儒家在董仲舒前后各为一段。正统儒家讲君臣、夫妻、父子之间的“三纲”式的权利、义务的不平等,这在今天已经很难接受了。儒家价值观念里最可能进入现代社会里的就是“仁爱”,这也是世界上各大宗教强调的,但仁爱不等于权利。儒家讲的仁爱是一种父慈子孝的对等权利,而不是一种平等权利。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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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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