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腐败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4 次 更新时间:2011-11-18 21: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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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腐败是政治上的卖淫。——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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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对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来说,都不需要经济学。经济学是从政治学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新兴的实用学科。科斯说,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世界。经济学“唯利是图”,它号称“对你周围所有的人抛弃所有的友善”,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不会被友善的道德情操所影响。这就是普遍的经济学初衷,完全与“苏格拉底问题”相反——苏格拉底说:“人应当怎样活着?”

  

  现代经济学作为伦理学的分支,最终实现了无伦理和去道德化,这是经济学始创时期的人们始料不及的。被尊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经以《道德情操论》而名誉鹊起,并曾经长期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经济学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彻底分离,使其成为财富工程学,财富以外的人类幸福均被视而不见的隔离。

  

  人本是道德的产物,但在经济学家眼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经济活动,都可以被“成本”和“收益”所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经济学已经演变成为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GDP和财富数字的增长,而漠视人类真正的福祉。更严重的说,一个经济学家为纳粹服务也是不受置疑和谴责的。所以张维迎说经济学是“理性选择的科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保持了经济学与政治学密切相关的历史渊源,使政治经济学达到发扬光大,政治经济学因此成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核心文化。这种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风牛马而不相及,与其说它是经济学,不如说它是政治学。马克思站在广大劳工阶层的角度,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强烈谴责资本和资本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坚信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30年前,处于崩溃边缘的红色中国摈弃了完全计划经济,开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逐步被现代经济学所取代,上层建筑主导了经济基础的发展步伐。从此,政治经济学走向没落,经济学全面兴起。

  

  经过连续30年的市场化和去政治化洗礼之后,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当政治在中国变成经济的时候,经济学就成为显学,而所谓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时代最显赫的牧师和布道者,他们的金口玉言如同圣旨一般,用来解释市场这个上帝的教诲。这些炙手可热的专家们甚至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学只能是庸俗经济学,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也算不得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抛弃了人类基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底线,他们只是一些没有良心的财迷和官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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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有一句话,“到过麦加的驴子也是驴子”。中国不乏像林毅夫这样的御用文人。经济学家樊纲以“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名噪一时。作为中国御用经济学家,拥有庞大家族产业的厉以宁就说: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还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与“腐败是润滑剂”的官方经济学专家针锋相对,一批富有知识分子精神的经济学家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面对同样的中国经济,秦晖先生借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尖锐地指出中国模式的秘密是血汗工厂的低人权优势;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远景》中,则更多地从公平正义的道德层面对中国经济展开批判,而他的小额贷款实践则开一时风气之先,让全社会更多地关注低收入人群的发展。郎咸平先生因郎顾之争成名,成为批判国有资产流失的急先锋。郎咸平曾经有一个打扫房子理论:我的房子需要打扫,就请了一个清洁工过来,他打扫完了,就说房间已经成为他的了。他将国有企业比作房子,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比作清洁工,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被流失、被管理者“合法”侵占的。

  

  还有很大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与官方思想不同和相反的学术观点,他们更多的为底层民众鼓与呼。陈志武强烈批评中国的“国进民退”和“官富民穷”。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说: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即使今天高喊“发展是硬道理”,政治挂帅的桎梏并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谢国忠和许小年不约而同地惊呼:在凯恩斯主义大旗下,中国经济正步入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市场经济的拉美化危途。被迫流落国外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近年来在研究中国腐败问题方面成果显著,她直斥中国日益西西里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吹鼓手吴敬琏近年来极力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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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当卢周来如同印度的阿马蒂亚•森一样,提出穷人经济学的概念时,中国一批政绩爱好者和GDP主义者相反地提出“市长经济学”:市长就是一家市域公司的老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证未来苏联经济的组织方式时,把苏维埃国家看作一个雇佣全体国民的超级公司。“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在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里靠中央计划指令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理论讲到底就是公司理论:当这个公司大到覆盖整个国家的时候,公司内部的计划、权威、命令和行政管理,就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准则。

  

  因交易成本学说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指出超级国家公司的一个破绽:内部运行的组织成本过高,可能超过用公司形式而节约了的市场交易费用。如果那样的话,超级公司在组织上就不合算,就要缩减公司规模、增加公司数目、扩大公司间的市场交易。

  

  过去中国这家超级国家公司是政企合一、政经合一,如今中国从超级国家公司走出来,重新界定了权力,把行政权和经济权下放。在缺乏合理分布和有效约束的前提下,权力搅入市场交易,腐败已经不是个别官员的道德问题,而已经是制度性问题。

  

  亚当•斯密说:“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是。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轻松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却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用手摆布会动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的运动规律。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他自己的运动原理。如果这两个原理一致,行动方向一致,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和成功的。如果这两种原理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

  

  毋庸讳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就是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如果推动政治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是印尼苏哈托和菲律宾马科斯的无耻道路。

  

  事实证明,公司化国家必然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统合机制(中央集权)和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机制”。国家元首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总理是社长(总经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是执行董事,而最高领导核心则是这个股份制集团公司的董事会。而地方辖区就是这个股份制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以及孙公司。市的首长作为这个“孙公司”的经营者经营城市,经营好的话,有机会成为子公司的社长(省长),而子公司经营者中的优秀分子则有望进入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为更核心的人物。这种体制确实有利于强势管理,甚至还有利于地方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因为“强势管理”而导致“企业内民主不充分”,“子、孙公司相互竞争,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这些‘社长’们的权力过于集中滋生出腐败”。徐贲撰文指出:“公司有钱,那是因为有了好的产品;政府有钱,那是因为收了过多的税,提供了过少的社会福利和服务。国家不是公司,政府也不是老板,所以国家或政府并不是越有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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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行政管理专家、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保罗·哈里森说:“贪污腐败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两个关键性弱点:一个弱点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另一个是国家的软弱性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当西方经济学回归道德走向福利经济学时,中国经济学正去道德化,走向“市长经济学”。诸侯经济是张五常鼓吹的中国经济奇迹中“做对的一件事”,腐败成为一种“学费”和必需成本正为所有既得利益群体带来精神安慰。中国经济学家似乎总比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更能容忍“腐败”。从他们这些观点来说,中国经济学最为核心应当是腐败经济学。

  

  改革伊始,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就为官僚资本侵吞国有企业和全民财产创造了中国特色的腐败经济学,他们一改过去那种“馒头不叫馒头,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奥学术语言,专门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创造了一系列极端通俗的经济学理论,比如老鼠偷油理论,冰棍理论,烂苹果理论,润滑剂理论,靓女先嫁理论,丑女陪嫁理论等等。

  

  最先沸沸扬扬闹起来的是老鼠偷油理论,起因就是为当时贪污判刑的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鸣不平,在全国掀起了老鼠为什么偷油吃的大讨论,整个知识精英集团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饱它。用什么来喂?就用国有资产喂;凭什么用国有资产喂?因为国有资产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与其白白化掉,不如让老鼠吃掉。

  

  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坚持“腐败有理”,是因为私下的权钱交易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是权力由政府手中向市场转移的过程,而要实现权力转移,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剥夺,另一种是赎买。进行强制剥夺成本太高,因此,通过腐败的方式,一点一点将权力从政府的手中购买出来,最终交给市场,成本相对较小。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腐败不但可以摧毁掉旧体制,而且可以建立起一个新体制”;“腐败即使不是好,也是次好的”;“腐败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有人用科斯定理解释腐败的合理性:腐败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因此有利于经济发展。所以腐败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甚至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秘诀。

  

  这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腐败经济学理论,最终主导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开始了所谓国企改革的最后攻坚战:产权制度改革。

  

  “是什么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用“水至清则无鱼”这话来做现实主义的比喻:水池如果污染太严重,鱼一定无法生存;在改变水质的过程中,理想主义的目标,是清除所有污水,把鱼放到清水中,但这也只是理想主义而已,不具可行性;每个人都不希望看见污水,但改变水质最好也必然是渐进的过程。张五常认为“贪污只有在管制的情况下产生”,“我大胆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制度,是资产要有明确的权利界定,而权利属谁是不重要的,这是科斯定律的核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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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的腐败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或者说,是以产权贱卖换取效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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