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德:以史为鉴 前程更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 次 更新时间:2011-11-18 09: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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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德 (进入专栏)  

  

  我想,讲历史、讲院史,首先要肯定我们几十年的成绩,同时也要找出它不足的地方,摸索一下未来的方向。成绩好,应该肯定,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总有它不足的地方。讲法学院或者法律系各方面骄人的成绩,这有好处,对大家有鼓励的作用,会增加大家的自信心,但我觉得也不要过头了,过头了容易催生一些骄傲情绪。

  

  筚路蓝缕白手起家

  

  我来人大时,学校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当时只有一个灰楼及北边三个红楼,还有一些附着的建筑是平房,主要是作为饭厅。当时的穿着不像现在花花绿绿,我们穿的是公家统一发给每人的一套灰色布制服,也就是今天电视里八路军战士穿的服装。到了冬天穿黑的布棉袄、棉裤。每人一个马扎,这种马扎现在已经淘汰了,进历史博物馆了,就是用几根木棍制成框,上头用绳子串起来。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学生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很愉快,一天到晚觉得很充实。

  当时我们上专业课是小课堂,上公共课则是大课堂。人大公共理论课是很出名的,在1950年代全国各个单位的宣传部长几乎都是这里毕业的。当时教室还没建起来,我们就在灰楼里面找一个大一点的房间,每个人找个马扎坐在那里,笔记本放在腿上记。我记得讲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的是一个苏联专家,后面跟着个年轻翻译。苏联专家上课开门一看傻了,他可能是用莫斯科大学的眼光来看研究生的。我想,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上课的教室一定是非常气派的,但他眼前的是一群灰色的“八路军”,坐着小马扎,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当时,这位苏联专家非常吃惊地转过身来问翻译:“这些人都是研究生吗?”这就是我们当年的状态,当然后来我们很快就有了改变。

  当年我们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全部是从苏联舶来的,跟莫斯科大学里实施的内容完全一样,莫斯科大学怎么上课我们也怎么上课,莫斯科大学教什么我们也教什么。所以当时中国政法界负责人说要资料到人大去要,跟人大要就等于跟苏联要。当时我们也开始招本科生了,我是研究生,法律系自己有一批教师也跟我们一起听课,今天听了课明天给本科生讲课,苏联专家是不面向本科的。苏联专家走了以后我们自己开始搞“中国化”,宪法是这样,其他课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

  

  历尽磨难饱尝艰辛

  

  1957年开展反右派运动,在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中,法律系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国家法教研室4个组的组长统统变成右派,他们是业务骨干,却令他们完全离开工作岗位,下放劳动改造。

  1958年大跃进,我们法律系课都不上了,都去大炼钢铁,都去搞人民公社了。然后又发动反右倾运动,每个党员都要检讨,教师把他们的讲稿统统交给学生,由学生来检查讲稿中的修正主义观点,他们坐在那里检查、批判,我作为教员就在边上倾听。

  1958年、1959年是大批判的年代,那时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写大批判文章,批修正主义。比如我们教研室12个教师,吃了晚饭就开始批判了,写批判文章要集体创作,坐在一起,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直到天亮,人都困了都睡着了,天亮了这篇文章算是完成了,叫做“东方红”,必须干到东方红才能收兵。之后就是困难时期了,对教研室的冲击就不用说了,完全是不务正业了,而且法律系准备撤销,从1959年开始就不招生了。

  1962年好了一点,因为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样,我们的教学秩序得到了一些恢复,而且我们也作出了成绩,宪法教研室出版了第一本宪法学教程。1964年、1965年就开始了“四清”运动,搞完“四清”运动回来约一年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斗嘴,之后就是武斗,武斗是很惨的;之后,人大的员工大部分搬到江西“五七”干校去了;与此同时,中央发布文件宣布人民大学撤销。

  人大被撤销之后,法律系合并到北大法律系,而我则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工作(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我在北京师范学院摸爬滚打7年,和学生一起学工、学农、学军,背着行李上山下乡,没什么专业,因为它们没有法律系,我是在政教系,跟宪法根本就不沾边儿了。在文化大革命第九年的时候公布了1975年宪法,中央下令大家要学这个宪法。北京大学法律系搞了一个宪法讲座,要求各个学校派人去听这个讲座,北京师范学院的书记派了一个工农兵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去听了一通,似懂非懂地回来了。书记说你再跟许老师传达传达,然后她甩开小辫子跟我讲,我当然很有礼貌地洗耳恭听。宪法这个专业的命运当时就沦落成这个样子。

  

  天翻地覆成绩骄人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近三十年来,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法律系发展成法学院了。当然,这三十年是在总结了过去曲折道路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全靠大家人心齐,聚了不少人才。复校以后法律系的人才是三个来源:一个是少量老的教师留下来的,第二个是引进的,还有一部分是复校后新毕业留校的教师,就是这三个方面,大家精诚团结在一起工作。后来我们的硕士点、博士点陆续建了起来,打造了很多个第一。现在我们法学院教授也不少,导师也很多,教材也出了不少,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总的来说,人大法律系是白手起家,而且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上都是领先的,对全国也是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撤销了,后来1982年要我们支援,当时研究生导师组的组长都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去兼职的,我就去当过宪法专业的组长。所以我们不仅是自己努力建设,而且还无私地输出,为兄弟院校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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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0年3月24日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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