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12 次 更新时间:2004-11-19 09: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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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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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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