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沃德科:新自由主义已经败下阵来,但无“北京共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6 次 更新时间:2011-11-17 1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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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德科  

  

  “表现得比其他国家好,但不一定就是好”,所谓的“北京共识”,可能会被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作为借口,来扩大官僚体制和国家的管控

  

  科沃德科(GrzegorzKołodko)曾于1994年至1997年、2002年至2003年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长,历经四届波兰转轨后的中左翼政府,在波兰转轨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一个任期中他将波兰带入了经合组织(OECD),后一个任期中他见证了波兰在加入欧盟前夕做出的准备。

  科沃德科在转轨初期就对“休克疗法”大加批评,认为波兰得以在1992年走出经济衰退并不是因为“休克疗法”的成功,而是因为及时停止了“休克疗法”。他也一直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并扩散至全世界的根源。

  如今,科沃德科作为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ALK)的经济学教授,创办了一个叫“转型、一体化与全球化经济研究”(TIGER)的智库。除了讲课、演讲,他最多的时间用来了周游列国,至今已经到过150多个国家。他认为,对不同国家的对比是他认识和思考世界的来源。

  2011年11月,科沃德科在北京参加财新峰会。这位滔滔不绝的经济学者和前政策制定者在财新记者的专访中,评价了波兰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欧债危机的应对方式。

  “新自由主义已经败下阵来。”严厉批评“华盛顿共识”的他也指出,“北京共识”并不存在,但一些想要扩大威权的人正将其作为借口。

  

  波兰“并不好”

  

  记者的提问从波兰开始。波兰在欧洲经济中可谓“一枝独秀”,是2009年全欧盟27国中惟一保持了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为什么波兰能够比其他中东欧国家都表现得更出色?

  “表现得比其他国家好,但不一定就是‘好’。”科沃德科并不多言波兰的成就,一开口就对自己的国家提出了批评,“我们有我们的问题。”

  他指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波兰财政赤字的高企。波兰2010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7.9%,今年预计还会在5%以上。虽然波兰的公共债务率“仅”有GDP的55%——危机后还能将公共负债率保持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的60%以下,已经值得其他许多欧盟国家羡慕——但财政赤字率的上升是危机带给波兰的一个挑战。

  尽管仍未加入欧元区的波兰躲过了欧债危机的风暴眼,但今日的松懈就会是明日的危机。当问到波兰转轨以来遗留未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科沃德科说是社会保障的低效。

  “即使在经济上升期,也还是花费太多了。”他举例,波兰每年仅用于对农村地区“前农民”的养老金补贴,就占到了GDP的1%。

  社会主义时期由国家统包的养老体系仍是波兰的巨大负担。改革的方向是由政府向私人部门养老基金拨款,与雇员缴纳基金一起,投资于资本市场。但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做法。

  科沃德科告诉记者,由于这些养老基金主要投资于政府债券,这就意味着,面临财政赤字的政府要借钱来转拨到私人部门养老基金中,然后这些养老基金又去购买政府债券,“所以钱只是绕了一个大圈在循环。”

  危机后,波兰政府决定大幅减少向私人部门养老基金的拨款,不少人反对,但科沃德科认为“这次政府是对的。”

  科沃德科说波兰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现有产能的利用率不足。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很大,但产能利用率只有四分之三左右,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在这点上,科沃德科批评波兰政府急于削减赤字而采取了过分的紧缩措施,公共部门支出减少的同时无法创造就业,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到头来更不利于赤字的缩小。

  科沃德科认为,波兰与欧债危机国的基本面有质的区别:债务率水平可持续,经济也还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必要大力缩减开支,应该注重刺激经济的需求。

  第三个问题便是失业。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波兰是欧盟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仍有着高达12%的失业率。这还是在加入欧盟7年来200万波兰人移民西欧之后的情况下。“如果这些人没移民,失业率会高出20%。”科沃德科说。危机后,越来越多的波兰移民在西欧找不到工作,陆续回国,波兰的失业率还将继续上升。

  失业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科沃德科介绍,经历着宏观经济重构的波兰,其老工业——重工业、采煤、造船、机械制造业、国防军工等,基本都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等待破产重组。不过,仍有部分群体捧到了“铁饭碗”,“比如说煤矿工人可没有失业,教师也都有工作。”

  科沃德科说,波兰今天的GDP大概达到了1989年水平的190%,虽然与一些前苏东国家比起来很不错,但相比中国GDP在22年来已经增长了5倍,波兰还做得不够好——科沃德科认为,如果波兰不是在转轨之初的1989年至1991年大搞休克疗法,1998年至2001年间执政的政府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正是科沃德科不在任期间),今天的GDP水平还会更高。

  在其新书《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中,科沃德科批评1997年至2001年执政的波兰政府过于迷信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财政政策过于束手缚脚,又以减少国家干预为理由废除了相关的工商业政策,结果是GDP增长下降、就业岗位流失。

  “‘自由’(liberal)是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竞争、开放、民主,而‘新自由’(neo-liberal)则意味着你利用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来使少数人获益,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科沃德科说自己是一个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没人抗议才奇怪”

  

  “有人上街抗议是很正常的,如果没人这样做我才奇怪呢。”谈到希腊目前的社会动荡,科沃德科说。“但他们中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对一些事情进行控制是有必要的。”

  他举了波兰的例子。波兰有一个针对葬礼的补贴,每位死者的直系亲属可以得到6000兹罗提(约合2000美元)的抚恤金。但近来政府为了紧缩财政,将这个补贴削减了三分之一。

  “现在没人上街抗议,不过如果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小调整,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人们就会越来越紧张,就可能会上街。”

  科沃德科预测,明年春天的波兰街头也将出现抗议人群。“现在不是波兰抗议的好天气,不过对意大利和希腊来说,上街还行。”他半开玩笑。

  作为曾经的决策者,科沃德科也遇到过民意对改革的抵抗。他回忆,自己2002年至2003年任财长时,由于实行一项在出租车上安装自动增值税收银机的措施,华沙的出租车司机组织了一次罢工。

  “嘀嘀-嘀嘀-嘀嘀,”科沃德科学起司机们鸣笛抗议的声音,并毫不忌讳地在记者面前用“愚蠢”(stupid)这个词来形容组织罢工的团结工会。

  但他自信地认为,这种改革是公平的、符合市场规律和现代化的要求的。他认为,这种增加和巩固财政收入的措施,正是希腊现在最需要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希腊开出的“经典”药方——减少转移支付、减少社会支持,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思维下的“紧缩的痴狂”(austerity obsession)。

  如果他还在IMF工作(2003年后他曾在IMF任职),会给希腊什么样的建议呢?

  “当然我会建议进行财政调整。但执行财政调整不能光靠紧缩。”科沃德科说,他任财长期间也“很节约钱,很讨厌浪费钱”,但紧缩不能太过分——不能以损害社会凝聚、导致经济收缩为代价。

  希腊目前正是做得“太过分”了,科沃德科认为,“(过分得)人们似乎能真的感觉到疼痛。”

  “希腊人又时时刻刻听到电视上说,紧缩是为了还钱给德国、法国的银行,他们就会想说:且慢,我们要还几十亿给那些富有的银行家?我们要为此失去工作?降低工资?”科沃德科认为,这种不公平感是希腊难以形成改革共识的重要原因。

  10月26日的欧元区峰会上已经达成一致,要求私人投资者对持有的希腊国债减记50%。科沃德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有了这一步)救助计划才有可能得到希腊民众的——不是‘支持’,而是‘容忍’。”

  他说,一方面希腊民众应该明白,自己必须为之前寅吃卯粮的错误付出代价;另一方面,那些行为不检的金融业者也应付出自己的一份代价。只有两方面都出一份力,才可能在社会上形成解决危机的凝聚力。

  

  无“北京共识”

  

  在这位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严厉批评者眼中,到底什么是替代选择?所谓的“北京共识”成立吗?

  “不,我不认为真正存在‘北京共识’。”科沃德科的回答很干脆。在他看来,之所以有“北京共识”的说法,是因为有些人借此暗指其中隐含的政治成分:即有一个与西方体制不同的有限的政治民主,一个强大的政府,一个不腐败、受到认可、知道该如何行动的政府。而这种模式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学习的对象。

  但科沃德科对这种看法存疑。“谁来学习呢?巴西吗?我认为中国要向巴西学习的可能比巴西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更多。”

  在他看来,世界可以从中国的经济成功中总结出来的正面经验是:“要取得成功,就要用自己国家的方式,来找到一个组合,将资源、社会、文化、历史、政治、人民的心态等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必须将市场和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

  但他也看到,所谓的“北京共识”,可能会被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作为借口,来扩大官僚体制和国家的管控。“当然监督和监管、国家干预等都是有需要的,但风险是,有可能从监管不足一下变成过度监管,从美国那种自由放任,一下变回你们改革之前那种经济体制,或是变成那种腐败的、官僚气的、不灵活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当然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

  科沃德科提出了“新务实主义”(New Pragmatism)的概念,包括从价值观的重树、机制的建设、政策的指向性和落实等三方面,来寻找既实现私有产权的经济自由,也通过国家适当干预对市场自发力量进行纠偏的道路。

  当问道他脑中哪些国家更接近这种理想的状态时,他首推巴西——“在私有产权扩大的同时保证了社会的凝聚,证明了私有产权和国家干预是可以共存的。”此外,亚洲的马来西亚,后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以及走出本世纪初危机后的阿根廷,东欧的斯洛文尼亚等,都给新兴转型经济提供了积极的学习榜样。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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