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轶:从“民族认同”到“宪法认同”

——立宪主义视角下民族与国家关系之反思与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2 次 更新时间:2011-11-15 10: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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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轶  

  

  摘要: 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是宪法认同的历史前提,但国家认同也仅是宪法认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宪法认同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认同,更内含价值认同。民族认同正是达成宪法价值认同的重要动因。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的进程不仅符合历史逻辑,更是在立宪主义视角下整合民族与国家关系时所需因循的认识逻辑。

  

  关键词: 民族;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宪法认同

  

  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人民”三位一体的原理上建立。归属于一个拥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被认为是拥有启蒙运动所生成的根据人性而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前提条件。[1]以身份归属为中心的民族认同已经成为宪政实施的意向条件。与此同时,“民族”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所引发的关于国家的信念被表达于宪法,并成为宪法认同度提升的要件。如果说近代史上民族国家的建立反映了观念上由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演进过程,那么在民族国家业已确立之后,在立宪主义的大背景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又如何从民族认同走向宪法认同?本文试图基于立宪主义的立场,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探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宪法认同三者之间的关联,以及立宪主义下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处理和协调问题。

   

  一、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认识思路

   

  谈论国家认同问题最常见的理论途径是民族主义的思维。当前所谓的“国家”乃是以近代西方所兴起的“民族国家”为典范,而民族国家通常被界定为“由同一个民族(或主要由一个民族)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国家认同无可避免与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发生关联。以民族主义理路来思考国家认同之内涵,似乎是最“自然而然”的方式。[2]不仅如此,如若我们遵循着一种历史逻辑进行推演,也可以发现,民族国家的建立自始可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民族意识与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带来的民族认同,[3]正是近代国家认同形成的基础。

  (一)民族意识的自然萌发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民族”的现象和“国家”的现象固然在民族国家出现前早已存在,但民族与国家的同一则是近现代的现象。民族对于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民族”的存在可以确切地划定政治权力的范围,规定什么人在什么范围内以什么形式要求包括国家在内的政治权力,使国家这种政治权力统治合法化和对社会控制合法化。如果将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从民族的角度加以描述,我们可以像厄斯特·盖纳尔那样将之表述为:人们决定与那些共享他们的文化的人在政治上结合起来。然后,政治组织决定把自己的疆界扩展到自身文化单位的边界,用权力的疆界来保护和推行自身的文化。一种共同的意愿、文化和政治组织的熔合成为规范,一种不易或者很少受到挑战的规范。[4]当“国家”意指“民族国家”之时,它同时表达了“治权独立”的政治性格以及“民族统一”的族群文化意涵。[5]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既是政治建构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6]

  中世纪的欧洲,在宗教统一的状态下人们还意识不到彼此间文化的差异性。至14世纪到17世纪,关于民族、国家的认知才日益成形。在自由市场、市民社会与工业化的推动下,社会结构变迁日益复杂和深化,社会交往得到加强,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中的同一“意识”的形成。原先零散表现于各个地方城邦的“群体利益”的认同范围与“民族”共同体逐渐重合,并开始以民族国家作为自己主要利益的代表。[7]于是,民众从狭隘的地方主义和飘渺的普世主义转向了对国王和国家的认同,统一与整体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社会同质性逐步显现,形成了以新的共同体为认同对象的民族意识。在这种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共同情感上,一个民族开始诞生了。马克思将之描述为:“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8]

  尽管社会结构变迁为民族意识的勃发提供了动力,但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萌生才能为民族意识提供观念诞生的温床。民族国家的建构不仅需要基于群体共同利益的共同情感,更需要群体内在文化渊源上形成的共识和信念。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已经开始强调人性,崇尚理性。18世纪的启蒙运动,对人的认识与反思既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也为个体自我意识的产生和成熟埋下了伏笔。正是对自由的渴望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个体日益摆脱了地域的束缚和教会的精神钳制,生活状况的巨大变化使人们建构一个理想国度的愿望更加强烈。民族特有的象征和语言重新阐释唤起民族理想,民族意识在人们对自身生存、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权利理性反思中初步形成,并在推进政治理想所设定的目标过程中得以强化。

  (二)民族归属:近代西欧民族国家正当性证成

  试图建立作为立国基础的一整套信念或符号系统,将一个国家分散的人们团结起来,是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我归属于我的民族,并归属和忠诚于依据民族共同体而建立的国家—这种民族归属感也带来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它不仅外化为一种具有力量的情感,而且确切地包含着某些文化价值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使不同个体之间共同政治信条的存在成为可能。

  事实上,当国家权威脱下了中世纪的神权“枷锁”,开始挣脱教会的束缚而独立于世俗世界之时,民族就开始代替神权充当起王权的或民权的国家正当性论证的基础。统治者政权的合理化基础被置于他们所宣称的“与被统治者同属于共同的民族共同体,并彼此间共享利益”。如力促统治正当化改革的英王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都将政权正当性立基于“‘我们’共享利益”这样一种共同利益观念和“共同情感”,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属于某种共同的团体。只有“民族”共同体才能满足这种要求。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在性质上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情绪,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它是一种争取政治权力的意识[9]—来自知识界和理论家的倡导,中层阶级的教化甚至可能来自君主的号召宣传。民众对民族归属感的潜在信念被国家的统治者倡导和激发,用以战胜教皇、征服封臣。民族共同体就此形成具有聚合力的共同政治理想和特定行动目标,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甚至成为一种信仰。

  由此,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所激发的忠诚心从“民族”转移到“国家”。“为了民族”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号召和宣称,它使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获得延续,使共同体成员对国家保有持久的热诚和忠心,使精神上的共同政治信念获得了现实的支撑。“民族的”统一体吸收了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歧,从正面肯定了统治的现实合理性,并造就了共同体内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相继建立和统一,近代意义的国家主权学说被正式提出并用以反对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和罗马教廷、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人们也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当君王古老的神圣权威消逝,阶级和团体支配着社会每一个层面的时候,共同的民族根源最能护卫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统一民族的利益被奉为最高政治权威的依据,宣称主权属于民族共同体则是对这种共同的民族利益的“存在假定”所进行的最佳印证与阐释。换言之,当以民族为归属之时,民族是政治权力之源的观点亦就此确立。

   

  二、“国家民族”的再造:立宪主义下民族与国家的重熔

   

  如若说从民族共同体到国家共同体、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是历史逻辑的归结,那么在民族国家确立后,国家认同的内涵仍然可以经由民族主义的理路得以阐释。尽管此刻的“民族”和“民族国家”从概念上而言已不再是原初意义上历史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更强调“人为构建”的意味—人们更愿意从对既存国家的界定推演出对民族的辨识标准—即便如此,“民族”仍然难以彻底为“国家”所取代。尤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于,人们愈来愈坚定、愈来愈有组织地在肯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族类和领土之根。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在重新肯定自己的特殊认同,呼唤保留自己的历史记忆,呼唤保存自己的价值。[10]相比民族国家建立阶段,这种对“民族文化内在的价值认同”已不再单纯着眼于对文化传统的承继,而更加强调通过对民族国家共同文化的打造,加强民族国家内聚力;强调通过对“国家民族”的塑造,强化国家政治认同。

  (一)民族:一种偏向现代性的理解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与人类文明史相伴随的现象。在大多数社会中,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血缘和地域的,或者这几种要素的交叉混合。不少学者准确界定“民族”涵义的尝试都无功而返,学术界亦难以达成共识。

  民族可以被看做国家的“造物”,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如赫尔德所说的“文化实体”,[11]但是其难以单一地以文化路径进行追溯、识别和判断。纯粹文化意义上的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在某些情境下为民族意识的形成供给了养份,但这些原初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特征很快就可能随着文化的塑造和融合变得边界模糊。如果我们再将视角置于现代政治发展,“民族之所以存在,大量的是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12]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往往是现代国家的建构证明了“民族的存在”。民族、民族国家或多或少都是现代建构与历史演变结合的产物。因此,笔者倾向于以一种现代主义的主张理解民族,将有计划的“民族建构”看做一种现代的过程。各民族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可塑造可打碎的。[13]我们对民族的界定和讨论并不囿于传统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或曰“族群”),而对“政治性建构意义上的民族”施以关注。也只有在这种现代性的观点之下,才能理解从近代自然和历史选择下的“民族”转变为人为构建的“国家民族”的历史过程和观念跨度。

  基于此,以国家为出发点,“民族”可以被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国家层面上的民族,亦有研究者将其称为“享有国家主权的民族”。[14]“国族”(国家民族),对应英文中的“nation”一词。它既是建立国家的主体(国家民族),又是被国家塑造出来的客体(民族国家)。

  第二个层面是“尚未建立国家的民族”,有研究者将其称为“自决权民族”,对应英文中的“nationality”一词。[15]他们在属于纯粹政治实体的“国家民族”与尚属于纯粹文化实体的“族群”之间游移,也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民族”和“族群”之间的过渡阶段。

  第三个层面是“族群”,对应英文中的“ethnic groups”或“ethnicity”一词。[16]“族群”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族群”现今多表现为民族国家建立后,作为国家内构成单位存在某种历史或文化传统认同的群体。

  (二)“国家民族”对民族文化的重塑

  面对着“多族群复合民族”时,较之古老的传统,共同语言、共同法律、共享政治象征和“世俗宗教”—向国旗致礼、庆祝公共节日、礼拜宪法和立国者等等—更加明显的发挥着民族聚合的功能。社会管理的依据也不再是共同的民族传统、民族故事、共同的族性、食物和文化,而是共同的语言,共同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17]但即便如此,抛却民族同质性和同胞感的营造而仅仅关注于自由的制度仍是行不通的,国家政治认同必须立基于共同体文化的支撑。好比我们承认个体可以凭自己的意志选择、履行和放弃任何一种社会角色或归属,但是,这种选择内在地决定于个体所认可的“善”的观念、道德价值、信念、社会规划和利益—问题就此被分为两个层面:“赋予选择的能力”,以及“确定选择的标准”。如若没有文化维系后者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选择的自由”不仅难以巩固政治实体,还可能造成社会的离散化。

  面对文化多元和异质可能触发的“社会离心力量”,盖尔纳曾提醒:如果不享有共同文化,那么就会加上族群对抗。卢梭也曾再三强调民族共性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遵守的第一条准则就是民族的品质特征:每个民族都拥有,并且必须拥有品质特征;如果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品质特征,我们就要开始让它拥有这样的一种特征。”[18]

  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为存在异质性而发生冲突,国家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在它行使主权的领土内争取实现族类和文化的同质性。实现文化的同质性,应对政治认同的危机,宪政的任务在于建立一个包容和容纳多民族(族群)文化诉求的国家民族:这个民族实体的政治体制将反映特定的民族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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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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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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