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耀邦同志和特区货币:为什么要有特区货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0 次 更新时间:2011-11-14 15: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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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 (进入专栏)  

  

  目前我国外汇充裕,人民币升值,“以钱生钱”是银行、证券公司赚钱的业务买卖,政府应做什么事?我认为当年陕甘宁边区做的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学习的先例!

  当时的边区政府,一方面严厉加速取缔法币流通;一方面还拿出手中大量存贮的法币,把充裕的法币引回国统区,收购我方急需的棉花、洋纱、文具等物资。

  1983年2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和李鹏、王兆国、郝建秀、甘子玉、杨德中、李灏等同志在深圳,与广东、深圳的任仲夷、刘田夫、林若、吴南生、杜瑞芝、梁湘、周溪舞、邹尔康等地方领导一起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讨论的议题是深圳特区的建设问题,其中一个题目谈到是否要发行特区货币。

  特区货币是个敏感的金融问题,又和变化无常的国际金融相联系。当时,对全党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新问题。好在通过实践,人们既能提出问题,又能认识问题,解决问题。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广东省委。“1979年11月14日,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已正式提出‘特区内使用什么货币也要考虑’”。(《百年潮》2008第1期,P47》)1980年9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姚依林对习仲勋做了回应:“这事将来要考虑,甚至可以单独发行货币。不这样独立来考虑,很多优势发挥不起来。”(同上,P48)

  座谈会之前,当地政府和学者已就特区货币问题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讨论。参与者的积极性很高,而且对问题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这么讲,当时谈到的某些问题,今天还在争论、研究,没有定论。

  如,耀邦同志问:“(特区货币)原面价值是向港币看齐,还是向人民币看齐?”邹尔康同志答:“向外币看齐。有人主张向美元看齐,港币贬值得很厉害。同外币挂钩是肯定的,同哪个外币挂钩要研究。”

  应当说,特区货币的原面价值和汇率比值是不一样的。座谈会上问答不对称的情况经常有。耀邦同志的意思是,特区货币向香港看齐,面值就应一样,那就要实行香港的物价。如和人民币的面值看齐,那就多此一举了。究竟特区货币是与美元、英镑、港币、日元哪家货币挂钩,还是和国际一揽子货币挂钩?还是实行以人民币为依据的、独立的管理浮动的汇价制度,还是和特定地域的购买力评价挂钩好呢?这是汇率问题。深圳特区当初就能提出这一问题,已相当超前,现在人民币的币值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争论的问题和当初深圳争论的问题大同小异。如果当初特区货币能付诸现实,那么我国在深圳特区就能培养出大量从国内外实际出发的金融专业人才;就能积累正反两面的金融货币工作的经验;就能为人民币今后的战略定位,提出中肯的意见。特区未能在货币问题上做出试点,终是一件遗憾的事。

  又如,耀邦同志问:“要采取什么措施,使(特区)货币站得住脚?”特区的领导对此问题已做了充分准备。梁湘同志说:“我们有储备金。另外生产发展了。”周溪舞同志说:“第一,通过发展对外贸易,特区有一定的外汇储备;第二,靠发展特区生产;第三,外资引到特区,就变成了我们的外汇储备。”特区的试点,任务就是引进外资,以出口商品赚取外汇为主,特区的经济是外需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深圳这么做是完全对的,问题是全国能否这么做?这一问题现在已有了答案。我国的经济是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从改革伊始,就应坚持内需经济发展的导向。当时人们渴望外汇,若大旱之望云霓,外汇短缺,力争创汇是对的,但这一倾向掩盖了我们真正的目的。觉悟不能太晚。

  耀邦同志对特区货币的研究充满兴趣,与大家学习讨论也都是直抒己见。虽然他的金融知识有限,但他也不妄自菲薄,因为他有我党领导根据地发行货币的感性知识和学习的积累。红军时期,中央苏区、鄂豫皖、闽浙赣、湘赣等苏区都发行过各种苏区货币和公债,如中央苏区就发行过“银币劵”、“经济建设公债劵”、“革命战争公债劵”。苏区政府怕群众在金融上受到损失,也为了提高群众对苏区货币的信用,还特别规定“银币券”可以等值兑换银元。那真是个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谋解放的革命年代。苏区政府不想让群众受损,何止表现在发行货币上!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土地革命,直接让广大贫苦农民获得土地,“耕者有其田”。美国独立战争是用发行各种公债筹集战争经费的。我国的民主革命是彻底打破封建的土地制度,给广大农民最大的土地利益,才使苏区革命的红旗十年不倒。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于1941年2月发行“边币”,于1944年6月停止发行边币。流通时间三年五个月,共发行342321万元。(《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P84)“边币”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的那句名言:“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陕甘宁边区发行边币,完全是被逼上梁山的。发行边币之前,国民政府每年给八路军河防军饷856万法币,加上国内外的各项资助,边区可以有1000万法币的收入。皖南事变一起,国民政府切断了军饷和大部分外援的渠道,边区几乎处于断炊断粮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毅然决定另起炉灶发行边币。这一期间,边币增发了787倍,延安物价上升了817倍。(《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P85、P93)那时边区存在着严重的货币膨胀。那是一段极为困难的时期,既然是全民抗战,全民牺牲,人民群众也就忍耐了通货膨胀的极端痛苦。

  但总不能长期如此呀,党中央此时下定决心,边区的财经问题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果断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就拿边区的盐业生产和销售来说吧,毛泽东认为,如能年输出40万驮盐,除换取3000万元的棉花、布匹外,尚可收进1000万元的法币。一则可解决财政困难,二则可以稳定物价和边币币值。(《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1期)毛泽东在这里对实体经济和物价、货币——即对盐业贸易和延安物价、边币的关系解释,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但对物价、货币反作用的解释不详,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和今天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差别的地方。

  应该说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对此都有深刻的记忆,耀邦就是其中的一员。

  有人可能说,这是哪辈子的老黄历了。老掉牙的边区货币,对理解、解决现代金融、国际金融有何帮助?那时的经验不但是耀邦同志认识经济问题的重要思想来源,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大有帮助、大有启发的。

  自陕甘宁边区独立发行边币以后,国共两党在金融物资、物价上的斗争就是异常紧张、复杂的。不管斗争怎么隐蔽,怎样运筹帷幄,其成效总要表现在其币值是否稳定,市场是否愿意接受,是否真正使用得当上。1942年我党的各根据地和国统区的经济均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我党是用大力削减政府向银行的财政性借款,增加生产性贷款的方式寻求出路的。国民党却对国统区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一筹莫展,反而利用法币的贬值,向我根据地大量倾售法币,这也算是一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吧,并以大大贬值的法币抢购我各根据地的生活、生产物资。同时封锁我各根据地,严禁我货物商品的进出口,打击我方各种经济贸易活动。我党对此形势,及时做出了勇敢的应对措施。

  据中国人民大学高强老师介绍,当时的边区政府,一方面严厉加速取缔法币流通;一方面还拿出手中大量存贮的法币,把充裕的法币引回国统区,收购我方急需的棉花、洋纱、文具等物资。同时还利用法币虚弱、贬值,边币升值、坚挺的有利时机,加大边币的发行力度。仅半年内就发行边币7345万元,当期发行量较上期猛增了108%,这便于我方大大拓宽边区的贸易业务,购兑法币,大量购进边区急需物品。这一时期,边区物价仅上涨31.6%,虽然这种增长速度惊人,但真正严重的膨胀不在此时,而是在1941年上半年和1943年。所以这时边币对法币的比价不降反升。国共两党在金融市场上的角斗,我方不仅未被经济问题困死、饿死,反而经济能够更加自立了,更加强大了。

  我的父母之所以把二弟送给刘世昌夫妇,按照母亲近日的说法:“因为刘世昌是边区的好公民,我们是有选择的,有比较的。”刘世昌不但是陕北的老红军、游击队长,而且还是边区的劳动、生产模范,是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第一任主任,以后虽然升为延安县经济部长,但一直保持着淳厚、朴实的农民本色。父亲当时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又兼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当年党中央、边区的经济、金融政策,他所在的机构不但要负责贯彻、执行,而且还要承担起落实、保证的作用。他对这段历史自然非常清楚。40年后,这段经历对他在深圳研究、讨论特区货币时,我想是有作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外汇充裕,人民币升值,我们又是一个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大国。“以钱生钱”是银行、证券公司赚钱的业务买卖,政府应做什么事?我认为当年陕甘宁边区做的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学习的先例!我不知道,我国高校的金融财经专业有无关于我党在各个时期包括根据地在内金融财经史的课程?如果没有,我认为应该毫不迟疑地补上。

  1983年年初,耀邦同志为何要来深圳?我认为他是希望:在这之前全国开展的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要影响深圳的改革创新工作;同时,我国设立的特区,今后的发展格局应有个更宏伟的蓝图设计。

  在座谈会即将结束时,耀邦同志充分肯定了深圳的成绩,又若有所思地说:办特区的总目标,要进一步明确。

  梁湘同志顺势说到,特区的工作目标是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培养人才,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对港台回归祖国也有意义。刘田夫同志又提到改革,认为特区对我国的体制改革也可提供参考。无疑,两位领导同志说得都完全正确,但耀邦同志却有更高的要求,他认为:

  要重新研究一下,要用更准确的语言表达。已经搞了三年多了,应该总结得更加精炼。

  当有的同志说,深圳的工作目标都是中央文件定的,都是中央文件讲的,耀邦同志马上回答:

  中央文件也可以改的嘛!中央文件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办特区的总目的要用一句话把它说清楚,总任务有几条。这个问题过去未解决,现在应该解决了。

  在会上,耀邦同志也未讲出办特区的总目的和任务是什么。但他明确了特区一条工作方法,就是应用共产党人的立场、方法去认识、对待、解决遇到的新情况和特殊问题。当谈到深圳自1981年体制改革以来,将原有的市委常委和正副市长从19人减为8人时,耀邦同志说:

  应该新事情走新路子,新事新办嘛。这有普遍意义,将来全中国都要新事新办。结果呢?你们搞了我国原来的模式,把全国的臃、肿、杂弊端引到特区来。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同时,他对袁庚同志在蛇口地区的干部体制改革是充分肯定的。

  我想深圳提出的特区货币也应是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的重要一例吧。若要做到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最终还能在国际上站住脚,殊非易事。

  在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财经思想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思想是否就应变为“发展经济,保障内需”呢?我认为这是尽在不言中的一个答案,不但应该保障内需,而且还要刺激内需,繁荣内需。我党一直强调我国现在的社会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十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否则改革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人民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转移就会产生疑惑。

  耀邦同志认为,改革开放应把我国国内需求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1982年1月1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耀邦同志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讲了以下意见:

  过去,某些商品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挤国内消费需要。(《胡耀邦思想年谱》第711页)

  现在如果还这么走下去,他认为就不妥了。他说:

  如果搞得过分,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这方面,那就会同国内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只好压缩国内人民的消费,又使国内的加工业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而国内的商品不足,又会打击人民的积极性,助长国内市场的投机倒把。(《胡耀邦思想年谱》第711页)

  为何不妥?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若干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确有外需重于内需、出口重于进口的偏向。结果是把通货紧缩送给欧美,把通货膨胀留给自己。

  耀邦同志同时力主把国内闲置的资金、储蓄,全国各地尤其是广东的万元村、万元户的资金都使用起来,用于建设和开发性投资。当他看到广东南海县平洲公社在银行已存款三千万元的消息时,十分兴奋,并预计再过两三年,筹集资金更不困难。但这些资金若不引导,就可能出大问题:

  一是腐化浪费、赌博迷信。另一个是可能发生剥削、放高利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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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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