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景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纪念改革开放3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9 次 更新时间:2011-11-14 11: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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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景文 (进入专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依法治国理论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法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一脉相承,既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在认识与实践上的阶段性。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各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首当其冲的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从不同历史时期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寻找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轨迹。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历史遗产

    

  社会主义法律理论是有关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地位、作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是整个法学历史上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思想构建,为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一) 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一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国家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二是马克思主义还处在非主流地位,还没有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法学的批判,对这种法学所辩护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批判,揭示它们在科学性、公正性、中立性的幌子下所掩盖的虚伪性和阶级性,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使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批评精神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武器,对于破坏旧世界,使人民摆脱对资产阶级国家与法律的幻想,灌输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

  对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时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更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批判不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的一个学派批判另一个学派的立场,而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即从法律赖以建立经济基础出发,从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的社会理论的大背景出发揭示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必然要被一种新的更高类型的法律制度所代替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叙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因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经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自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却寻找。”“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产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马克思以十分精辟的语言所揭示的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理不仅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产生之前种种法律观,即“从法律自身”和“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法律的传统观点的界限,为我们认识法律现象的本源,认识法律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回答究竟是社会决定法律还是法律决定社会等一系列最根本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法的性质提供了基本思路。

    

  (二) 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构建

    

  对新社会,包括新的国家政权与法律制度的构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无产阶级没有夺取政权之前,这种建构主要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旧制度的不合理性的批判的基础上,“不破不立”,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的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剥夺有产者,建立公有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人们奴隶般地服从于分工所引起的人的片面发展必然为人的全面发展所代替。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与法律制度建构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建构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还预测,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权利(法权)只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才不存在,而在其他领域它仍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4]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历史使命也随之发生的重要的变化,对新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构成为它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法学产生了。显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局限在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揭露、批判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从“革命”向“建设”,从“解构”到“建构”的转变。

  列宁不但直接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亲自参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必要性的理论,提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5]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初期,列宁就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新型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即对最广大的人民实行民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国家。列宁十分重视苏维埃政权的法制建设,在从内战转向和平建设时期,他及时告诫人民,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中心,应尽快地转移到经济的计算和监督工作上来。随着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结束,法制建设的任务必须提到突出的地位。在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时期,他指出,政权愈趋向巩固,民事流转愈发展,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的口号。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措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对国际资本实行租让制,对国内以市场和商业为基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农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在此过程中列宁一方面强调这个时期法制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又号召学习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西方先进国家的法律制度。列宁尖锐地指出,租让是战争在经济领域的继续。法律的任务是吸引外国资本家,同时也是同外国资本家规避法律的行为进行斗争的工具。我们有信心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使外国资本家消除顾虑,而愿意同我们进行谈判,如果我们能把一切俄国法律和外国法律中好的东西都吸收过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有可能保证达到现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水平。[6]在对内搞活经济方面,列宁指出,实施新经济政策必须有法制的保证。他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在制定苏俄民法典的过程中要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的进行监督,并废除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而保障无产阶级国家利益。所以不能盲目迎合欧洲,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照我们的法律精神对它做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妨碍经济和商业工作。我们一方面对私人企业主说:做生意吧,发财吧!另方面又要求他们做老实人,呈报准确的报表,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的法律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法律。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法院能够使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惩罚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法律原则。[7]

    

  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一) 人民民主专政和“两类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项伟大成果。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使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在一个有着数亿人口、农民占人口的90%以上的东方大国由理论变成现实,也为在这样的国度中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总结了近代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历史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8]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全面阐述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关系、基本任务和对外政策等问题,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与法制建设构建了制度蓝图。

  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阶级构成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仍然必须紧紧依靠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还包括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联盟。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中国落后的经济地位得到改变,必须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

  在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结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1957年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在人民内部,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人民内部矛盾是建立在人民之间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说服和教育的工作。”[9]毛泽东认为,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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