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谭天荣:右派学生的另一个代表与象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77 次 更新时间:2004-11-15 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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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天荣的名字是与1957年的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及以后的"反右"运动紧密连在一起的。而他本人在43年后,却在一篇题为《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里,这样谈到自己:"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年的5 月中旬到7 月中旬--曾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谭天荣在文章中还谈到这样一件事:在家乡接受劳动改造时,"有位农民受了委屈时曾这样提出抗议:'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当我是谭天荣吗?告诉你,我不姓'右'!"在最高统治者的眼里,"谭天荣"是"右派学生领袖"的代表;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谭天荣"更是"姓'右'的"即所谓"右派"的象征:"谭天荣"成了一个历史的"符号"。而作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谭天荣,他的真实的个体生命却因此遭到了巨大的磨难,吃尽了苦头。这是谭天荣终生难忘的记忆:在劳教农场,"最使我痛苦的不是饥饿,不是劳累,而是这一头衔的重负。'同学们'一起干活,管教干部总朝我喊:'谭天荣快干!别磨蹭!'身边的'同学'悄悄地对我说:'你别跟我们一起干。有了你,队长老盯着,我们连气也喘不过来'";"在我面前,连最孱头的小瘪三也成了勇士。有一次,二不知怎么冒犯了一位小'拉兹',他对我挥着拳头:'你是个大右派,打你丫的,打死也白打!'"。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人生感慨:"大右派的名声对于我就像一根捆人的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谭天荣'这个名字逐渐被人遗忘,捆人的绳子慢慢松了,我深深地感到默默无闻的幸福。"1这"历史的人"与"现实、具体的人"的矛盾所内含的精神苦难,是非亲历者所绝难体会的。

  

  而我们现在在"1957年学"的历史叙述中来谈论谭天荣,却又不能不将他当作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这或许是残酷的,却似乎也只能如此。

  

  (一)

  

  而且,我们还要追问:他为什么被视为"右派学生领袖"?他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姓'右'的"的代表与象征?

  

  还是从一个细节说起吧:谭天荣在北京三余庄劳教农场的难友这样回忆当年对他的印象:"我在进公安局之前,并不认识他,只是从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中读到过他的一些'右派言论',给我的感觉是个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到了三余庄之后,才发现他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的,头脑和思路都十分清楚。尽管他好争辩,但是只要你能够以理服他,他表现得十分虚心,如果你说不服他,他就认死理儿,绝不轻易投降,并不像报纸上批判的那样'无知'又那么'狂'"。2

  

  "狂人",这正是谭天荣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当年的《广场》3上发表的一篇《北大民主运动纪事》,这样记述谭天荣在北大"五.一九"运动中的出场4--

  

  "(5 月20 日)下午,出现了一张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所写的《一株毒草》。作者在这里吹响了反教条主义的号角,提出了许多令人惊异的观点,它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作者缺乏透彻的说理和谦逊的态度,引起了许多同学的不满和攻击。《一株毒草》的争论又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5

  

  在保存下来的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还发现了有关谭天荣的两个很有意思的材料。一封当时的私人通信这样谈到谭天荣--

  

  "到了晚上,那个自称为一根毒草的同学,搬了一张桌子放在大饭厅前面的广场上,站在上面作起演讲来了,一大群的人围着,他讲了以后,一个爬上去和他辩驳,于是他又答辩。人越来越多了,后面的人听不见,大声喊着:'声音大些'。有几个好事者跑去找了两个话筒给他们,于是拿着话筒大声嚷着,开始是从具体的问题谈起,后来慢慢转到逻辑问题上,又转到哲学上的自由和必然的问题。我本来想挤进去参加辩论,但人太多,拼命挤也挤不进去,衣服都汗透了。每个人都拿着手巾擦汗,我不好意思再挤。只得作罢。"6

  

  从这私下的叙述里,不难看到谭天荣当年的影响:他确实是运动中的校园风云人物。

  

  而另一封公开发表的通信,则谈到对谭天荣的不同印象和评价--

  

  "四月中旬谭(天荣)在医院针灸室的病床上高谈其哲学,张炯惊讶之余,便决定把真人真事搬入特写,他在叙述了谭宣布自己最懂辩证法,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等等以后,写道:'我不能不震惊,面前也许是个不平凡的人。他能独立思考,不墨守陈规,敢于提出自己新颖的见解,敢于触动权威;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如果世界上有天才的话,这或许就是天才的起点。是的,我们祖国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科学向前推进一步,以至一百步。教条主义者除了学舌的鹦鹉那样。不问什么时候都重复着'八点钟,八点钟'以外,还能给人们什么呢?我满怀喜悦注视着这位同学,微黑的脸孔架着眼镜,眼里射出桀傲不驯的光芒......'。

  

  "然而现在他却像吹得气球那样大的肥皂泡似的,在我们面前破灭了。他自封为哲学家、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的鼻祖。然而我们发现,他说的不是哲学,而是一堆概念的糊涂账。他的哲学,连研究卅年哲学的老教授都不懂。他自炫读过马、恩的一切著作,其实不过是支离破碎地背诵一些片言只语。他抓住'否定之否定'到处套,自称理论前提是:一切现实的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是现实的。据解释:合理═理性═客观规律═现实。看吧!连三段论的基本逻辑法制也不懂,却奇怪地变起概念把戏来。他把一切相对化,有次演讲时说:'对的就是不对的,不对的就是对的',刚好有人给他拍照,他立即说:'我一向反对拍照'。台下有人应道:'按他的理论,他反对,也就是他赞成'。结果全场哄然大笑。总之,这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的狂妄家。"7

  

  这里显然存在着对谭天荣的两种评价:或认为是"能独立思考,不墨守陈规,敢于触动权威"的"有创造性的人",或看作是"狂妄家"、即所谓"狂人",在当时大概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他当年引起轰动的大字报。首先引人注目并引发争论的自然是大字报的题目:《第一株毒草》(以后他又连续写了第二、三、四株"毒草")。所谓"毒草"问题,是毛泽东于1956年4 月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所引发出来的一个话题。据毛泽东自己说,当时党内就有人提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毛泽东认为"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于是他解释说:"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并且表示:"你草长,我就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不过是要引发"毒草"长出来,以便"锄草",这与同一讲话中所说的"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是同一个意思。8所以他在号召发动反右运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颇为自得地说:"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鳞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9不过,当时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与文章都没有公开发表,人们并不知道毛的意图,就围绕"毒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比如,有人针对"鼓励香花,避免毒草"的说法,指出"其结果,就会鼓励了教条主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而排斥了被人埋没了的但或许是真正好的东西"。10连因"汉奸"的身份而一直慎言的周作人也写文章反驳"有毒草不许放"论,主张"凡是花都应放,不论毒草与否,不能以这个资格剥夺他的权利"。11人们担心的是将"真正好的东西"当作"毒草"任意铲掉。毛泽东自己也说:"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 打击,被认为是毒草。"12将谭天荣的大字报置于这样的语境下,就不难理解,他以"一株毒草"自我命名,所引起的惊骇了。谭天荣这样做,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我有意说了许多偏激的话"13;但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他的一种自信:他是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是真正的"香花";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所具有的异质性,不被承认是香花,被视为"毒草"是一种必然。他索性以"毒草"自命,就是要表现一种挑战的姿态。署名"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所要展示给世人的也是一种自信、自傲与挑战性。

  

  在《第一株毒草》里,他就这样向占社会舆论主导地位的报刊与具有引导作用的"三好学生"叫战:"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三好学生","或叫白痴,或者优秀生、活着叫'小螺丝钉'反正一样"--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自觉地"禁止自己思维"。这显然是对既定价值标准的一个颠覆:在谭天荣的"理性"关照下,"真理的传播者"不过是"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党的"螺丝钉"不过是没有思想的"白痴"。谭天荣同时面对的是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他看来,"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还有物理学的危机:在他看来,"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的诡辩,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或者叫作新颖观念)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这些判断,在当时的中国是人们闻所未闻,想都不敢(也不会)想的,自然要被看作是"狂人"的"呓语"。但谭天荣藐视这一切,他宣称:"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的'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他以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话:"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人的人去管理"作为题词,正是以此表明自己(而且他相信自己是代表中国年轻一代发言的)对既定的"成年人"的秩序全面挑战的立场。他甚至预先就对自己的读者宣战:"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的条件放射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好,再见!"--这简直就是以"人民公敌"自居,并且要故意地激怒对手。

  

  这一切--他的"横空出世",他的"人民公敌"的身份,全面挑战的自觉意识,他的绝对自信,以至他的"狂言"与"妄想",他的故意的偏激,等等,都使人想起了"五四"那一代人,人们很容易地就联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谭天荣就是20 世纪50 年代中国的"狂人"。而且恐怕还不是谭天荣一个人,当时北大校园内还有一位以一篇《自由主义者宣言》闻名、并始终不悔的"极右分子"严仲强(也是物理系的学生),他就是以《"疯子"的话》为他的大字报命名的。在反右运动高潮中,他还写了《压制不了的呼声》的大字报,在题词中写道:"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并且宣称:"诬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鄙视的微笑,即使是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14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代为真理而向庞然大物挑战、不惜以身相殉的"狂人"。

  

  (二)

  

  我们的讨论,还要深入一步:1957年的中国的谭天荣们所要挑战的究竟是什么?

  

  谭天荣在他的《第二株毒草》里,一开头就指出:"辩证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要把生活的东西(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我们看到我们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与制造的图画,所以我们把生活当作既破坏又制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制造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敢于正视生活中的问题,并且不断进行追问的"真的勇士"(鲁迅语)的态度。那么,他们对中国20 世纪50 年代的生活的考察,发现了什么问题?

  

  谭天荣的考察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为起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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