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

——在一所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9 次 更新时间:2011-11-11 16: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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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进入专栏)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谈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

  

  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二

  

  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它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

  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8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8月6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着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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