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儒家与基督教在乡村建设理论方面的角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8 次 更新时间:2011-11-10 2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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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进入专栏)  

  

  文明的冲突是事实。从当今的社会现状来看,基督教占据了中国乡村的广大领地,并与许多民间信仰与特殊组织融合,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儒家伦理很难对乡村起到应有的干预作用。在乡村社会中,儒家无法战胜基督教,这已经是历史问题。儒家必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占据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业生产是最为根基的生产部门。儒家文化产生于农业社会,并对农民的生活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纯地研究基督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不足以剖析问题的症结,因而必须以近代以来的“乡村破坏”与儒家的“乡村建设”作为出发点,对儒家与基督教在乡村的竞争展开分析,从而寻求能够妥善处理文明冲突的有效方案。

  

  一、儒家与基督教都进行了乡村建设

  

  旧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乡村问题,儒家与基督教都进行了乡村建设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二十世纪上半叶,“乡村建设”是一个时髦用语。各种思想流派都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组建了许多学会,出版了一系列的杂志,建言献策,力求改变中国乡村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基督教试图以乡村建设作为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基本途径,进而完成对中国的“基督教化”;儒家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势,自觉地展开自救运动,试图改善乡村的生存环境,重新构建礼俗,对基督教进行全面的抵制。

  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乡村破坏”。梁漱溟主张的“乡村建设”的目的在于遏制“乡村破坏”,进而拯救中国。梁漱溟深感世潮润及己身,阐发自己对“乡村建设”的基本看法。在他看来,“乡村建设”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原因,那就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1]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提纲》中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根由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其实是救济乡村运动,当时的乡村已经遭到空前的破坏。分析各种破坏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有三股,即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破坏,这三个方面交互作用,加剧了“乡村破坏”的情状。梁漱溟分析的“乡村破坏”其实是对当时农村情况的客观写照。对比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问题,梁漱溟主张从文化方面入手,寻求救济乡村的道路 。

  为了说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崩溃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梁漱溟对东西文化进行大致分类,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的说法,讲道:“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这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以此为依据。”[2]西洋文化对应于“向前面要求”,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代表)对应于“调和、持中”,印度文化(以佛教为代表)对应于“转身向后要求”。随着西方列强对古老中国的全方位入侵,传统的生活样态已经呈现全面崩溃的趋势,并且愈演愈烈,任何地方力量都无法扭转这一趋势。梁漱溟在河南、山东等地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其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之举,目的在于探求中国民族的自救道路。中国民族的生存危机莫重于中国乡村的破坏,因而只有彻底消除乡村的危机,才能完成建国运动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梁漱溟的这种观念见于以下表述:

  一、乡村建设运动起于中国乡村的破坏,即是救济乡村运动。

  二、进一层言之,起于中国乡村受政治的影响,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

  三、乡村建设运动是应乎积极建设之要求,为我民族社会的新建设运动。

  四、进一层言之,今日中国问题在其数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欲谈建设,应从建设一新组织构造谈起;乡村建设运动实为从新建设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之运动。[3]

  既然要救济乡村,那么必然无法回避经济、文化与政治等层面的问题。中国乡村的破坏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际问题。当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经济扩张与宗教渗透等途径对不发达民族及地区进行奴役时,民族自救成为当务之急。梁漱溟身处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口,极力寻求振兴中华民族的道路。在宣讲救国救民的方案之前,应该对这个“老大帝国”的顽疾进行一番诊断。在梁漱溟看来,落后的中国之所以无法抵制列强的入侵,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社会组织无法有效地防御外来势力的破坏,以至于分崩离析,破败不堪。与阶级斗争的理念有所不同,梁漱溟从构建的新的社会组织入手,试图对旧中国进行全面的改造。改造的方式依旧是温和的改良,而不是细分国内、国际的诸多矛盾而采取相应的革命手段。这种社会观念与当时的情况很难发生深层次的契合,仅仅是小修小补,而不是改弦更张,推到重来。这是一切改良主义的痼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也不例外。

  从理论演变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研究的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化的根”可以从“有形的”和“无形的”两个层面加以理解,前者是指乡村,后者是指中国人讲的老道理。面对内忧外患,中国文化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才能获得生机。只有从旧的文化中开出新的文化,中国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梁漱溟的努力就在于“要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转变’二字,便说明了将来的新文化:一面表示新的东西;一面又表示是从旧东西里转变出来的。换句话说,他既不是原来的旧东西,也不是纯粹另一个新东西,他是从旧东西里面转变出来的新东西”。[4]也就是说,必须将中国旧有的文化转变为新文化,才能实现拯救乡村的目的。在梁漱溟看来,文化是 “那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中国文化就是本民族的生活样法。中国近百年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本民族的文化濒临根斩株绝的边缘,生存环境岌岌可危。

  虽然乡村建设理论并没有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旧中国特有的问题。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梁漱溟对乡村建设这一社会改造运动的理解上。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乡村建设理论是排斥阶级斗争学说的。然而正是忽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才导致乡村建设运动很难全面推广。旧中国的痼疾就是无法妥善地处理农民问题。无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缺乏系统地革命教育,与农民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这是旧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远非传统的“四民”结构所能解释的。简单的职业分途无法概括当时的复杂情况。从“四民”向阶级意识的过度,必须有自觉的充分的理论铺垫,否则无法推动社会改造的进程。梁漱溟将旧中国的社会动荡视为“文化”问题,认为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创造新型的文化,从而拯救旧中国的乡村社会。这就是乡村建设的实质。在他看来,乡村建设包涵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因乡村破坏而有救济乡村之意;二是中国文化要变而有创造新文化之意。现在我们想把这两句话前后倒转过来说,倒转过来说则更切当,就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这便叫做“乡村建设”。[5]

  这里所说的“创造新文化”不是简单地提出新问题、构建新组织,而是对旧中国的风俗习惯、文化观念进行全面而又系统地改进:那些符合“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要求的成分被继承下来,那些陈规陋俗则被革除干净。这是乡村建设理论的合理之处。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磨练,儒学已经成为帝制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创新的内容逐渐萎缩,最终被压缩到心性的逼仄狭道中,错过了许多重要的转变时机。儒学本来是开放的理论形态,却在帝制时代的扭曲过程中逐渐变得固步自封,沦落为排斥新生事物的帮凶。这是任何开明人士都不愿意看到的怪现状。内外交困,江河日下,一片萧索凄凉。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依然不断寻求自我解放的良方。此时基督教趁虚而入,试图开发旧中国这块庞大的市场。基督教的渗透与列强的入侵互为表里,搭建了前所未有的密切配合的关系。

  旧中国的乡村是传统美德与习惯势力的混合体。传统美德无需多言,习惯势力的恶劣之处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宗族势力的过于强大,父权、夫权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社会成员的幸福。此外,当时的各种民间信仰也呈现非常强烈的迷信色彩,对民众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造成相当程度的干扰与误导。这些落后的因素必须用技术与科学加以消除。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靠天吃饭的情况。当时的神职人员对旧中国农村的状况有着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了解,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画面,“东方的农民,每逢水旱虫病等灾时,多以为由邪神作祟,其唯一消灾灭祸的方法只是烧香拜神,以息灭神怒,所以他们的生活,不但充满了穷困,同时充满了惧怕。”[6]这是对旧中国乡村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落后现状令梁漱溟感到非常悲切。从理想层面来讲,儒家思想应该在乡村有着牢固的根基,不仅能够维系最基本的人伦,而且有利于开启民智。然而旧中国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愚昧与专制的代名词。淳朴的民风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懒散的生活方式、麻木不仁的态度混杂在一起,很难接受新生事物。

  基督教以宗教渗透作为最终目的,宣扬“福音”是其根本宗旨。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十分混乱。不仅儒家难以全面把握其大致内容,就连基督教也试图适应中国乡村的环境。作为外来文化的劲旅,基督教必须适应中国乡村的环境。这一点在很多神职人员那里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旧中国的社会成员在伦理道德方面认同儒家学说。尽管文化普及程度比较低,但是“宁愿不识字,也要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观念却非常流行。这是旧中国乡村社会最值得赞许的优点。作为与希伯来——希腊文明齐驱并驾的儒家文明,很难被基督教消灭或抹煞,在很大程度上对基督教构成强大的对抗力。旧中国的礼俗非常不利于基督教的传播。许多神职人员开始寻找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方法,“适应环境为生存必要的条件。这个理由不但对于有机体是这样,即教会亦莫不然。教会最主要得工作固然是宣扬灵性上的福音,其次则为适应环境的需要,以使教友的能力在各方面增进。这两个工作不可分离,也不可缺一。”[7]只有适应了旧中国的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发展“福音”事业。这牵扯到许多问题,例如教会财产与自养问题、义务传道、礼拜堂与基础设施建设、卫生事业、乡村建设与精神基础,这些内容都引起了在华传教士的注意。其中以乡村建设最具影响力。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基督教的渗透起到遏制作用。从旧中国的社会结构来看,基督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内容却服务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渗透或者说是外来势力的侵略。外来力量的入侵至少表现为三种基本形式:(1)以坚船利炮作为象征的军事入侵,这从肉体上对中国民族构成戕害,使得旧中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与主权;(2)以不平等的商品贸易作为进一步控制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手段,迫使它们加入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服从发达国家的压榨与宰割;(3)以宗教组织作为文化殖民的利器,极力扩张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对许多异质文化造成严重打击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这三种侵略方式互相交织,致使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不断恶化。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旧中国的乡村社会很难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每当遭遇自然灾害,农民手足无措,除了等待官府赈济之外,就是祈求各种神灵的庇佑。当然,这只是精神安慰,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自然科学落后是阻碍乡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基督教以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作为传教的先行军,逐步开拓旧中国乡村的市场。很多神职人员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将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包装为传播“福音”的工具。举例来说,基督教在旧中国传播时,将自然灾害解释为邪神作祟,将改善农民生存条件的手段描述为上帝的恩惠,

  我们如果明了育种及选种等上帝所创造的定律之后,即可了解向来农民所惧怕的歉收是可以避免的。虽然有时天不降雨,若用适当的灌溉方法,地下还是有无穷的水量可供应用。农业科学不过是上帝在自然界的表现的定律而已。我们若明了这些定律而遵守它们,邪神自然消灭,可怕的上帝自然变成可爱的上帝。[8]

  西方先进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旧中国乡村的许多问题,尤其在农业生产和医疗卫生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这给很多农民带来实际好处,有利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近代以来,儒家过于强调从国家层面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忽略了如何将西方的先进技术向乡村推广,以期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乡村社会依然处于排斥新生事物的蒙昧状态。与基督教神职人员善于传播技术与科学相比,儒家在改造旧中国方面有着明显的不足。儒家应该做的不是扬长避短,而是取长补短。只有虚心地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对其进行全面的理解与把握,才能发现自身的缺陷,切实发展技术与科学,并将发展成果转化为改善乡村社会状况的基本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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