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0 次 更新时间:2011-11-09 1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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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灵 (进入专栏)  

  

  一、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的不同理解?

  

  在我国和西方国家历史上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国春秋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法家主张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前者主张人治,后者主张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纪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有关法治的观点。

  在这三次争论中,法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是怎样理解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双方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词义而论,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个主要分歧是: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

  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不同观点就体现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认为,“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1)“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注2)反过来,法家则认为,“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应“不务德而务法”。(注3)?

  在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中也体现了上述分歧。柏拉图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并主张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注4)他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注5)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之后,他才在自己的晚期著作中将法律称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注6)在西方历史上,这是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这里还应注意,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注7)他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法治等于神祗和理智的统治,而人治则使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即使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注8)同时他还主张,即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理智。”(注9)?

  第二个主要分歧是:对人的行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规则,还是依靠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指引?人治论强调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一般性规则。?

  这一分歧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人治、法治之争中有所体现,特别是一些法家强调法律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尺寸、绳墨、规矩等,即能作为对人的行为进行一般性指导的准则,但总的来说,儒法双方并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体指引的分歧展开明显的争论。与此不同,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突出。柏拉图反对法治的一个重要论据是:法律就象一个愚蠢的医生,不顾病人的病情而机械地开药方。然而,人类个性不同,人的行为纷繁复杂。人事变化无常,法律不应规定出适合每一特殊情况的规则。所以“对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权而是了解君主之术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权”。(注10)亚里士多德在反驳上述观点时指出,“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注11)他在《尼可马亥伦理学》一书中也进一步探讨了一般性规则和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法律总是一般规定,但实际情况中又有一般规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注12)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纠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执法者根据法律精神来解释法律,容许法官离开法律条文作出判决等。第三个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法治论者主张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宪),人治论者主张君主制、君主专制或寡头政治。?

  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和哲学家国王,在政治制度上讲就是维护君主制和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在主张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时,也提出了拥护民主和共和制的观点。他认为,群众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注13)在平民政体已经兴起的情况下,以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已不适宜了;在君主政体下,如果继任的后嗣是一个庸才,就必然会危害全邦,而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这一问题;(注14)同时,平民政体意味实行轮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也就是“以法律为治”。(注15)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已将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联系起来。?

  法治论和人治论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在反封建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中。在我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中从未涉及民主与专制的分歧。因为儒法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的(法家更主张严刑峻法)。因此,我们不能把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论同17-18世纪西方国家反封建专制的法治论相提并论或者把前者错误地解释为反对君主专制的君主立宪论。?

  还应指出,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和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争中都直接、明确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词。与此不同,西方国家17-18世纪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主要体现在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在抨击封建专制、等级特权并鼓吹建立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或民主共和国等政治制度的同时要求法治和反对人治,而当时维护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的代表人物一般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类的口号。?

  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继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之后,第一个直接明确提出类似观点的是英国17世纪思想家哈林顿(Harrington, 1611-1677)。他也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国》一书中一开始就指出,通过法律这一艺术,人类的世俗社会才能在共同权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李维(注16)的说法,“这就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注17)?

  美国政治家、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Johh Adams, 1735-1826),将哈林顿关于法治的思想写进1780年马萨诸塞州的宪法中,它规定该州实行三权分立,“旨在实现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注18)?

  综上所述,从中国和西方国家历史上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三次争论中的三个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时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赋予多种含义。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法治则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中,人治和法治的含义比较复杂。人治不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来治理国家,而且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应依靠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具体指引,也还指君主或少数寡头的统治。法治则不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感情支配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还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通过一般性的规则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纪封建斗争中所讲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则代表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等。?

  在西方国家,自17-18世纪起,民主、共和制意义上的法治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自此以后,也有人对“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之说提出质疑。例如美国法学家派特逊(E. Patterson)就认为这一讲法是“自我矛盾的”,“法律没有公职人员等于开了药方而没有人去配药。”(注19)但一般地说,“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语。?

  尽管如此,西方法学家对法治的具体内容或原则却始终众说不一。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西(A. V. Dicey, 1835-1922)曾以英国政制和法律传统为基础,提出了法治的三个著名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因从事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而受罚;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和责任都应由普通法院审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不是宪法的产物而是宪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但这些原则以后也不断遭到反对,被认为已不符合20世纪的现实。(注2)50-60年代,西方法学家也曾围绕法治这一主题召开过几次国际会议,但也并未就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取得一致的意见。随着“福利国家”方案的兴起,国家权力日益扩大,西方法学家中也一度展开了“福利国家”与“法治”是否矛盾的争论。但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因为现在争论的双方都主张法治,分歧主要在于一方认为福利国家意味国家权力加强,从而危害个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则认为福利国家、个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结合。

  

  二、法制词义的演变?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己或他人用词的词义,法学工作者由于本身专业的特点,更应注意这一问题。?

  “法制”一词词义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在1949年建国后不断演变。

  “法制”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法制一词较少使用,主要用作以“法制史”命名的著作或法制局、法制委员会之类机关名称。就“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而论,法制史学家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说以丁元普等人为代表,认为法制指法律和制度,因而中国法制史研究范围包括法律和法律以外的制度。狭义说以程树德等人为代表,认为法制仅指有关法律规定,因而法制史研究范围以律和刑为限。?

  1949年后,“法制”一词广为使用。“文革”前对我国法制一般称为“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通称“社会主义法制”。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前,“法制”一词,大体上指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 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和制度,或简称法律制度。在现代社会中,与中世纪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应法律规定或都在相应法律范围内发生作用,就这一意义上讲,“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个词组可以说基本上是同义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词有时是有区别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种制度化,反过来,并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体现党内民主或社会组织、企事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并不属于或不一定属于法律范畴。再有,这里讲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静态意义上的,三要指有关法律和制度的条文规定,少数是惯例。?

  第二, 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类似西方社会学法学家所讲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R. Pound)就将法律称为“社会工程”,并对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广泛的解释。近年来,我国有些中青年法学工作者将系统论引入法学,往往将法制称为“法制系统”或“法制系统工程”等。?

  第三, 指“依法办事”的原则,也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词义而言,相当于“依法办事”的原则,董必武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中曾讲到,“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

  这里还应注意,以上第三种含义,即“依法办事”原则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述法。1959年在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关于法治问题的讨论会上,由该会前秘书长、英国法学家马什(Norman Marsh)所作的报告中谈到法治的不同表达法:对大多数法学家来说,“法治”被认为是一批原则,制度和程序。它们可同引起不少争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分开,而对任何名符其实的法制来说,却是基本的和不言而喻的。因而,在这一意义上,受过英国法律传统教育的法学家将说“法治”(rule of law),美国法学家会指“法治政府”(governmet under law),法国法学家为同样目的可能说“法制原则”(le principe delegalite)或“法律规则至上”(la suprematie de la regle du droit)……在类似情况下,德国最常用的概念是“法治国”(rechteetaa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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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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