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西方和平衰落与中国和平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2 次 更新时间:2011-11-05 13: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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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  

  

  在世界热议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另一个话题正潜滋暗长,这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和平衰落”。在金融大危机之如血残阳的映照下,西方的“和平衰落”如今尤为瞩目。尽管西方社会、政治精英依然为西方文明之生命延续在做孜孜不倦的努力,但是恰如美国末日博土鲁比尼所言,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与尚未完全衰落的美国,在历史的斜坡上很可能会迎面相撞,不确定性与风险将会由此产生。

  

  三大困境加剧西方衰落

  

  西方文明的魔力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魔力在于极大创造物质财富。“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发展,让经济从政治与社会的附属中游离出来,并成为政治与社会的基础。然而,资本的虚拟化发展,使得产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在国民经济中,不创造财富的金融服务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创造财富的生产制造则不断萎缩。这种虚热实冷的态势使国民经济失去了重心。资本在虚拟化的同时,也在加速国际扩张,这就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全球化下,企业全球布局,跨国避税,如此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企业利润去国家化,就业形势不断恶化。如今,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普遍达到两位数,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在20% - 40%,这些无所事事、牢骚满腹的荷尔蒙分泌过剩者,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大源头。

  长期以来,“自由”与“民主”一直是西方张扬于世界的旗帜。但是,正是自由经济,直接引发了世纪金融大危机。危机爆发后,英美政府以“国有化”重拳出击,挽资本主义狂澜于既倒,与此同时也终结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经济的旗帜滑落了。民主不仅不能有效应对危机,而且还是危机的滥觞。民主政治靠选票,而选票靠广告,广告则靠钞票。政治家一面为讨好后台金主,减少对资本节制、监管,导致投机、敛财肆虐,埋下危机的种子;一面为讨好选民,直接导致公共开支不断增加。政府支出不断增加而收入持续减少,由此债台越垒越高,最终不堪重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谓“民主政体”越来越捉襟见肘,无法有效应对市场的变化、危机的变化。正是所谓的民选政府,为集团与党派利益而无止境恶斗,让危机持续焖烧与延烧。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制度双双失败,显示西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困境。

  资本主义原本就是一类社会形态,然而在冷战中,在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抗中,资本主义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原本也因富有弹性,在危机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修复而被神化,成为一种信仰。但是,资本主义竭尽放大人类理性,而忽视人类感性、文化的影响,将资本贪婪推向极致,将道德、良知、秩序、环境等人类一切积极、美好因素,纷纷卷入市场这个“撒旦的磨坊”,碾个粉碎。在大危机的作用下,被资本牢牢绑架的政府,在无力从富人那里征税以维持巨额开支的同时,只有不断削减公共开支,拆散福利社会,退却安全保障等积极外衣,回归原始资本主义的本真,这样,资本主义的信仰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众那里动摇了。

  

  西方将和平地衰落

  

  周期律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不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且一个文明,都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东方的儒教文明,南亚的佛教文明,中东的阿拉伯与伊斯兰文明,东南欧的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等,都在地球上刻下了自己的灿烂辉煌而由令人考古研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革命,使西方文明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载体上,以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为动力,以物质财富创造为核心,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路径,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赢得了对其他文明近乎绝对的优势。

  但是,西方文明的胜利,本身包含着衰退的因子。当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动力丧失,工业化、城市化走到尽头,被物质财富包裹的精神越来越贫乏的时候,西方文明的内在活力便不断衰减,外在表征不断衰落。长期沉迷于安逸享乐、寅吃卯粮引发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等主客观因素,使得新老帝国主义不仅难有能力、也无意愿发起大规模战争,而且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也表明,战争也无法有效促进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新兴大国谋求和平崛起,在西方主导的秩序内崛起。因此,西方非常有可能在和平中衰落。

  西方和平衰落的重要体现就是当今去全球化日趋抬头,民族主义、新孤立主义日益兴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但是在美国企业从全球化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美国政府、国民却成为全球化的大输家,双双陷入债务泥淖而难以自拔。欧洲、日本,同样也多半因全球化而把债务的悬河越抬越高,欧洲因此陷入持续的金融、经济与社会动荡,至今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金融危机爆发后,长期以自由经济卫土自居的美国,第一个祭出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在其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特别规定了“购买美国国货”条款。而后,不惜操纵舆论,像演电视肥皂剧一般,搬出一连串包括“丰田门”在内的贸易摩擦,无所不用其极地保护美国企业,增加国民就业。其他发达国家则纷纷效尤,甚至出台驱逐外国劳工等极端措施。

  

  西方将阻止或延缓中国和平崛起

  

  在金融持续动荡、经济持续低迷、制度困境难以解脱、信仰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形下,资本主义显然身处总危机的火山口。如若国际社会一团漆黑,那么满腹怨气的大众只有在黑暗中忍耐和摸索。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得光彩靓丽,这势必对身处火山口的资本主义构成最大威胁。熄灭中国灯塔,打掉“中国模式”,阻止或延缓中国崛起,未来很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群起而攻之的主要目标。如此,积极向上但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与江河日下而尚未完全衰落的美国,在历史的斜坡上很可能会迎面相撞,不确定性与风险由此滋生。

  首先看贸易战。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中国对外贸易势头最盛,理所当然地成为重灾区。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西方加剧对华贸易摩擦,这是正在进行时,而且很可能数量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不过,从世界经济史来看,贸易战总是双刃剑,在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同时,也会损害美国消费者以及相关企业的利益。因此,这是一个零和、至少是西方没有多大赚头的博弈。同样,从世界经济史尤其是近30年的经济史来看,金融战、货币战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来说不仅胜算大,而且收益也大,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金融业上占有绝对优势,近几十年来,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攻城略地屡屡得手,由此金融资本获取丰厚的财务收益,而国家则获得战略收益。综观当今中国复杂的经济态势,未来西方若选择从中国急速大规模撤资,让中国陷入一场金融危机,则可以较好地实现金融家财务与国家战略的“双赢”。

  透视国际金融史,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运动,才有可能令东道国陷入危机,完成对一国财富的转移。美元资本进入中国,经由人民银行结汇,逐一形成人民币资产;相应地,中国增加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美元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内容是要求中国尽量对外开放,降低美元资本流入门槛。当美元资本完成投资周期、布局到位、吹起资产泡沫后,就要实施反向操作,急速大规模撤离中国。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方向是要求人民币升值、资本项目实质性开放,使得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尽量多地换取美元而顺利撤离。美元资本急速大规模撤离,在南美、东南亚等国,都引发了经济金融危机。

  鉴于此,中国所要做的是堵塞美元资本退出渠道,缩小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与汇差,或提高大规模急速流出之成本。然而,迄今中国的做法恰恰迎合美元资本的退出需要,拉大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与汇差,不断畅通美元资本流出通道--A股国际版,鼓励境外上市,开设股指期货,以不断放松资本项目管制为前提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久的将来还要推出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这些做法,客观上不是在减少中国的金融风险,而是在不断增加中国的金融风险,不断将中国推向危机的边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8期,摘自2011年第20期《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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