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清朝政府的末世改革与末日真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7 次 更新时间:2011-11-04 1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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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近20年来,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感召,越来越多的读者不再满足于历史教科书的政治化与高考应试模式的简单化,一同关注国家的昨天、今天与明天,重新推敲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与“标准答案”,直逼那些似是而非的定论,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也在一同探讨近代中国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最近涌出的辛亥百年热潮,使不同学科的学者聚焦于晚清庚子与辛亥之间最后12年的历史时空,重新探讨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对旧式革命史观思维定势的存留毫不客气地予以冲击,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历史学界敝扫自珍的局面早已逐渐打破。与此同时, 抛离史学积淀而自说自话与重论轻史的过度解释也就在所难免。

   清朝最后10年堪称我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之一,也是后人的认识分歧最大的时段之一,有关研究越多,认识分歧越大。平心而论,中外学者所关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点应该不低,我很敬重的前辈史家章开沅先生主编的120万字《辛亥革命词典》就在20年前出版了。为一个历史事件编出一本120万字的词典,这在中外历史上大概是独无仅有的吧?该词典的出版应该是一个标志,谁想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随便创新,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但并不等于说辛亥革命史研究就差不多了,快要无话可说了,从中外文献资料的挖掘到运用,从微观考察到宏观梳理,从基本概念到史实,我看都有重新探讨的余地,急需深化,只是还不能凭想象来深化,要凭可靠的资料来说话。部分论者有意无意地割裂历史本身的因果联系,超时空地设想“新政”与预备立宪的美好前景,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并把民国初年的诸种乱象怪罪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出现过不少过度解释的结论。历史研究的特点与优势就是重资料,却不重想象;重实效,却不轻信文本;重历史过程,却不迷信结果;重复杂的历史因果关联,却不囿于简单的历史片断。

   在屈辱与机遇并存的19世纪,操纵中国权力的慈禧太后每糟蹋一次改革的机会,国家和人民就多遭一层磨难。当她指使赤手空拳的义和团盲目排外与八国联军攻占京师的血腥厮杀,把多灾多难的中国拖入20世纪之时,满族贵族把持的清朝政府也就再次丢失神圣的光环,人心思变就在所难免。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后来就追忆过1900年10月惠州起义前后的民心向背, “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从1901年1月开始,被八国联军赶往西安途中的慈禧太后一边高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边表示改革的决心,还申饬群臣:“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诰诫。卧薪尝胆,徒託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这一回希望认真改革。清朝不仅兴实业、练新军、办学堂、派留学,还于1905年宣布废科举,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宣布以九年为期,准备“立宪”,还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选举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还真有些实际动作。比起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来,清末“新政”固然更能体现清朝统治者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有社会转型的架式和色彩。但是,主持“新政”的清政府却深感困难重重,怨声载道。结果是不改不行,改也未必很理想,进退两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各阶层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普遍持不信任态度,信誉不佳,她的接班人载沣更糟。

  

   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间,慈禧在国人心目中却只是一个擅玩小聪明,擅操宫廷政变的权利狂。戊戌干将王照说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做过直隶总督的陈夔龙说她只看重“利害切身”,所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戊戌年间由亲政的光绪帝主持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庚子之后由恢复“听政”的慈禧主持的“新政”却使国人普遍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二者因时而异,因人而异。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时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提到:“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遭拳乱而机一窒,贻误军国之罪魁终于就戮。两宫回銮复行新政,国是既定。”张荫棠不好明说,“新政”的主持者慈禧太后就是在镇压中外所望的戊戌变法,并且遭惹庚子之祸后才回头开始所谓“新政”的,她才是“贻误军国”的真正罪魁。由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来主持新一轮的变法,其变法动机与效果自然就易遭国人怀疑,臣民以变戏法的舞台表演和政治招术视之,或感到滑稽和别扭,或为之厌倦,胸怀疑虑,均属情理之中。而20世纪初年的中国局势已经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拙劣皇朝所能随便左右的了,慈禧所主持的关于“新政”的政治动员十分有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论著不再把 “新政”说成是“假维新”、“伪变法”,而“假维新”之说,原本最先出自反清志士陈天华之手笔,他是为激励国人投入暴力反清斗而立论的。戊戌政变的漏网之鱼梁启超也曾以“伪维新”、“伪改革”等词句相讥。张之洞派往日本的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致函好友汪康年时也不乏愤世之言,说:“以此数千里之地,数百年蠢悍之民,委之于数十百满洲极贪虐之官之手,试问能三年无事乎?此三年后,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必每年输数十百万金于满洲地)。彼时,俄再索地,将何以处之?总之,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他甚至还说:“目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此时此刻慈禧之流的政治威信就可想而知了。有了钱恂这一句“狗屁大话”,数年后由钱氏的同乡——浙江反清志士所撰写的那份《革命协会章程》斥清廷的上谕为“狗屁的上谕”,还有钱氏的好友章太炎稍后那句训斥皇帝的“国骂”——“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之出台,都不足为怪了。

   在美国史学家牟复礼(F•W•Mote)看来,慈禧太后这样的统治者很糟糕,“虽然她决不是一个无能的人,但即使她在一个男人作主的世界里获得成功而应当得到一千次的谅解,也不能掩盖如下一个事实,即不论从王朝利益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她都不是一个政治上谨慎持重的人,也不是一个目光远大的统治者。不说别的,单是她幕后操掌大权期间定期表现出的刚愎自用和恣睢暴戾行为,以及她的身份和手腕所造成的派别倾轧和腐化堕落这些罪恶现象,就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

   如果说刚愎自用的慈禧太后可以误国,那么,柔弱无能的摄政王与隆裕太后就可以败家,断送爱新觉罗皇朝。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虽然名声不臭,但能力较差。据载涛回忆:“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平时宠信太监张兰德,言听计从。”载润也说:“载沣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识见。”“隆裕为人,庸禄无识,较之慈禧,则远远不如。例如,慈禧对于政治虽然残暴自私,但尚有个人的见解;对于王公大臣,亦有一定的笼络手段。而隆裕则一切皆为其宠监张兰德所操纵,个人毫无主见。”载沣与隆裕太后不仅平庸无能,而且互相勾心斗角,进一步削弱督率群臣实施预备立宪的领导能力与政治威信。“光绪故后,隆裕一心想仿效慈禧‘垂帘听政’。迨奕传慈禧遗命立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想借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于迁怒于载沣。因此,后来常因事与之发生龃龉。”载沣“在受命监国摄政期间,里边常有隆裕掣肘,外边又受奕、那桐等人挟制,他的地位虽为监国摄政王,然并没有任何作为的余地”。

   “宪法大纲”称:“若预备未齐,遽开议院,则预算决算尚无实据,议院凭何监察?户口财产尚无确数,议员从何选举?一切法度尚未完全,与闻政事者何所考核?人民程度尚有未及,何以副选举被选举之资格?地方自治尚无规模,何以享受权利,担任义务?是徒慕开议院之虚名,而并无稗益政事之实济,非实事求是之道也。”平心而论,此话并非无稽之谈,它具备相应的国情依据。像中国这样历经二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小农经济与小农思想还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文盲、半文盲还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九年预备期应该说并不算长。即使按照国会请愿者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也只会丑态百出。不过,一份纲目详细的九年预备清单如果由一个强有力的最高决策中心去实施,将不难被举国臣民认为是深思熟虑之规划,可望按部就班地一一实施之;既然让一个比慈禧当政时还要无能的政府去实施,就不难使人怀疑统治者推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加之内忧与外患并逼,指望以君主立宪制为救亡手段的请愿者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的历史紧迫感同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的历史紧迫感并无根本区别,而且二者正在竞赛争雄,都想杜绝和消泯对方的政治理想。

   同样地,铁道国有的政策在理论上并没有错。铁路作为近代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它的建设与管理无疑需要国家统筹安排。由于本国经费困难,引进外资本身也就无可非议。南方许多省份虽然保路热情颇高,但赎路自办的成效并不大,不少铁路公司的内部也存在贪污腐败,严重影响着铁路建设。如果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出铁道国有的决定,也许不会有什么政治风险;由一个软弱的领导集团作出如此决定,而且还让名声不佳、民愤很大的盛宣怀来主持邮传部,让他向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其效果肯定会大不相同。载沣一班人像慈禧一样缺乏政治感召力,却没有慈禧所具备的那种政治威慑力,面对举国响应的国会请愿运动时又不是耐心因势利导,而是最终以武力强行镇压,尤其是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请愿者及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成了全民推翻清皇朝的总动员令。

  

   第二,姗姗来迟的“新政”不仅在政治上感到被动,而且经济上也困难重重,出现某些恶性循环。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及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只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除了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敲榨人民,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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