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就辛亥革命真相与百年纪念答《光明日报》记者四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5 次 更新时间:2011-11-03 23: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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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第一问:在晚清新政时期,立宪派主导的立宪运动风风火火,大有与革命派的革命运动竞争雄长之势,你对晚清的立宪风潮如何看?

  

  郭世佑:立宪风潮的兴起与清朝预备立宪的启动固然同日俄战争的刺激有关,更与反清革命运动的逼迫有关。梁启超等人的君主立宪主张与孙中山等人的民主立宪(共和)纲领均以宪法为前提,都具有政治革命的意义,温和的君宪派与激进的民宪派都是传统君主专制的敌人。

  近年来,有一种论点认为,是辛亥革命搞乱了,如果让清朝政府搞君主立宪就会成功,此论仅仅属于丰富的想象。首先,五大臣出洋归来后,论证搞立宪的三条好处时,其中“皇位永固”、“内乱可弭”这两条就是迫于革命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个压力,清朝政府能否愿意启动预备立宪,恐怕还是未知数。其次,姑且不论满汉矛盾的客观存在,不应忽视1906年预备仿行宪政上谕的那个十二字宗旨和原则:“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即使没有反清革命运动,清朝统治者在9年之后的立宪能否包你满意,也是未知数。第三,武昌起义之后的清朝“罪己诏”与“十九信条”就属于统治者困兽犹斗的招术,不必过于当真,搞过度诠释,纸上得来终觉浅。冷静的旁观者严复在给莫理循的长篇回函就分析得很清楚:“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近年来,在海峡两岸学术界,还有一种相对一致的论点,认为清朝政府的垮台是清末改革引发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不搞新政,清朝就不会垮台,此论也经不起推敲。清朝统治者在19世纪接连耽误了两次大的改革机遇,还煽动顽固守旧势力,对戊戌变法反攻倒算,甚至指使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区,给八国联军以武装侵华的口实,清末新政就是在“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刘坤一语)的背景下姗姗来迟,积压的问题很多,改革所需的财力与人力都成问题,不改不行,改也未必有效,特别是年轻气盛的摄政王载沣等人倒行逆施,轻率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一腔热情的国会请愿者,激发满汉矛盾,才彻底断送清朝的改革之路。

  

  第二问: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主要在东南沿海各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尤以黄花岗起义大伤元气,可在不期然间,武昌起义却一举成功,一城起义,全国响应。你怎么看武昌首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郭世佑:孙中山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此论影响至今,其实未必;军事战略家蒋方震却认为,“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蒋方震的见解就更有说服力。

  首先,应当注意武汉地区组织发动的精细与坚韧,两湖志士的组织活动就在武汉扎根,赓续未绝,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武汉地区的组织系列是连续的,全国首屈一指,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合作也为起义成功提供了保障。

  其次,许多论著只注意到武昌起义爆发时的“群龙无首”,却相对忽略了两湖志士立足武汉的“抬营主义”与标、营、队代表制度,还有“官方意在必杀”的武昌起义实际指挥者刘复基精心制订的起义计划。

  第三,在武昌擎旗之后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份相继响应,尤其是湖南与上海的响应非同小可。湖南的独立使湘军的故乡与湖北一同承担挑战清朝的政治风险,还派素质最好的军队支援武汉。汉阳失守五天后,江浙联军经过激战,攻克江宁,打击了北洋新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给奄奄一息的清皇朝加了一道催命符。曾从湘省监狱赶赴武昌前线的覃振感慨说:“我们回想从辛亥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引者)起到这天已有两个多月之久,前一月较后一月更为艰难。如果我们不能争取得半月的时间,湖南的援兵就无法赶到了。不能争取得一月的时间,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江西就不能光复了;不能争取一个半月的时间,长江下游发动便来不及,这时间的争取真是太重要了。”

  第四,当慈禧太后预备立宪遗产的继承者载沣等人把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时,君宪派就纷纷同反清志士携手战斗,一同推进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往的论著把君宪派的举动说成是投机革命,这是国民党正统史观的历史偏见所致,不要因为立宪运动失败了,就用结果推导过程,否定立宪运动的必要性与进步意义。

  

  第三问:辛亥后,革命派与袁世凯很快闹翻,帝制丑剧又匆匆上演,革命陷入低潮,对中国走向共和的这一历史性曲折,你又如何看?

  

  郭世佑:反清革命运动开辟民权政治的新时代,共和制的建设却出现反复,这是正常现象。在西欧的近代史上,英、法革命就出现过反复,并非一蹴而就。

  对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来说,辛亥革命的高潮是在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而客观条件基本成熟的背景下到来的,是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多种汉族政治力量的最终合作,才结束清朝的皇统与中国的帝制,清朝的统治最终还不是革命党人直接打垮的,而是被南北各省的独立姿态拖下来、被重兵在握的袁世凯软硬兼施劝下来,那么,民国政权的权力分配就远非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所能决定,民权建设的程序也不可能按照同盟会当年的《革命方略》来实践,只能是看一步走一步,好事多磨。

  民权的主体是人民,民权的主导则包括革命者与反满高潮来临时的同盟军君宪主义者,还有北洋统帅袁世凯,以及国内新学与海归的知识精英,他们的民主素养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陷,内战与外战频仍的现实环境也容易扩张国权而压制民权。不过,不管民国政局如何反复,传统的帝制毕竟已被推翻,谁想搞帝制复辟,羞辱共和制,都只能身败名裂,这本身就是辛亥革命的贡献与魅力所在。孙中山在《申报》50周年纪念专刊的特约专稿中,在继续反思革命的失败之前,就首先指出:“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结果之伟大,洵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者。”同济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沈恩孚亦称“国民拥护共和之心,翕然一致”之可恃。法政大学校长江庸则指出,虽然财政、军政、交通、教育、吏治都并不理想,但“吾人对于司法,固亦不能满意,然较之他项事业,平心论之,犹以为此善于彼也。”

  

  第四问:我们今天纪念辛亥,纪念什么?如何纪念?

  

  郭世佑:不管你是否重视,是否感恩,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和双腿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可以为思考和走路而准备着。

  我们纪念什么?窃以为,不妨通过纪念辛亥先烈的亡灵,缅怀他们为国为民的情操,追思他们浴血奋战的业绩,学习他们不畏内外强权的进取精神与牺牲精神。还在70年前,老同盟会会员林伯渠就曾感叹:“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至于怎么纪念,恐怕应该先明白“辛亥革命精神”与家底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要先搞懂该学什么和弘扬什么再说。对史学研究者来说,不应带头搞历史虚无主义,把“告别革命”的现实情怀带进近代史研究,随意菲薄辛亥先驱的业绩。其次,既要通过继续挖掘与解读资料,借助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拓展研究领域,还应给广大读者提供平实可信和简洁流畅的通俗作品,帮助民众清理资料的真假、主次与历史的是非曲直、革命的成败得失,把握革命的实质,而不是只顾迎合读者的口味,拼凑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历史快餐。

  如今且不说一般读者,即便是近代史专业的硕、博研究生,还有那么一部分人对辛亥革命的历史都了解甚少,顶多就知道中学、大学教科书和宣传话语提供的东西,有关学风与专业培养质量就值得关注。今年北京某重点研究所招收近代史博士生时,导师组为了在面试考生之间适当拉开距离,就问:怎么看待辛亥革命的影响与意义?结果是考生高度一致,都在背诵中学教材的三段式“定论”:政治上如何,经济上如何,思想文化上如何。北京某重点院校的法律史博士点面试时,请复试的考生谈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指哪“三民”,竟出现乱猜的现象;导师再问“辛亥革命”一词如何英译,多数人不知道,有的则说“有好几种翻译”;当导师再问有哪几种,能否举出一种时,该生才说“不知道”。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广大读者与公民,都不要白费辛亥先驱的心血,尽快弥补民权政治之课,明确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向法治目标迈进。

  民权尚未成功,吾等仍需努力。

  

  2011年8月23日凌晨5时于浙江临安天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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