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区域发展格局问题

——2003年11月29日下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2 次 更新时间:2004-11-11 11: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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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是这些年我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碰到的,以前没机会坐下来写,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花两个小时来讲。过去在一些场合我提到过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一则算是对乌有之乡书吧的支持,再一个目的是借这样一个场合结交一些年轻的朋友,第三是想讨论,这个问题是否可以适当进入我们知识分子讨论的语境里面。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所谓的区域发展格局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二十年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比较多的是在微观层面,不只是社会学,也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学,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都是甩开以前那些比较大的考虑(所谓“宏大叙事”)来具体讨论微观层面的问题,也都是将个人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将个人作为经济的主体、实体、社会的原子,研究他/她怎样在社会里面寻求可能、机会和自由等等,所以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个人自由、理性选择,最多也就是社区自治。在微观层面(当然也可以在家庭层面),研究人们怎么安排自己的就业、生产、居住、消费,比如说,寻求农民个人如何实现非农化。经济学在研究企业的效率和管理的时侯基本上是在微观的层面。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学研究,也基本上是在微观层面,个人层面。问卷大都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来设计的,问的问题也是他们家庭成员作为个人怎么样……整个设计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即使在微观层面,现在的研究也还是嫌粗,很多还是皮毛的,或者是照猫画虎,如也要弄点儿问卷,弄点儿统计,画点儿曲线,虽然多数还是很严肃的,愿意把问题弄清楚的比较多。然而真正能够给出比较好的阐释,有点儿新意或见解比较独到的,特别是能在理论学术层面能拿出自己的解释性概念,甚至有自己的理论的,极少,我们似乎还差得很远。当然我这样一来说,并不是说微观这个东西就不重要,以前这个视角我们确实是很缺乏,所以,我讲今天区域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微观的方法就再也不重要了。在很大程度上,微观的研究还得跟进、加强、规范化、更细,等等。所以,我讲区域格局并不是要完全甩开过去的努力,但是回顾二十几年来的这些努力,觉得需要回过头来讲一些区域问题和大一些的视角。

  

   我们这些年的学术研究所以从比较宏观走到比较微观,有两个大的背景。

  

   一个背景当然是计划经济。从五十年代初,特别是56年以后确立这样一个体制之后,走到76年,这么二十年下来,发现计划体制在统的过程中,个体、个人(包括小群体)在整个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里好像都是处在被安排、被组织、被管理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现在学术界比较倾向于或看重微观层面的研究的背景之一。现在微观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至少成为国内经济学的主流。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叫的西方经济学,其实也是指微观经济学为主流的这样一个经济学派。此外,社会学的研究,乃至政治学的研究,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个人层面、微观层面。社会学更多的是通过问卷来看他个人的安排、选择、互动,个人怎么在社会里面向上流动,向下流动,横向流动。所以,这一个背景就是和过去计划体制所带来的后果有关系的。

  

   第二个当然是和整个学术界的演变,特别是在方法上的演变有关。因为大家似乎都觉得微观的东西可以说到很实的点上,它甚至可以数量化啦、搞模型啦,等等。这才可以宣布自己算是科学的,别人也才能认这样的东西。

  

   这是两个背景,第一个是社会背景,第二个是学理层面的背景。虽然并不是就很全了,不是说再没有别的原因了。

  

   在我的有限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我觉得社会的变迁还不只是个人怎么样提高自主性、如何开拓个人选择余地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年我们比较严重地忽略了从区域化的角度来讨论发展问题。我们一讲发展就是个人的GDP,个人的收入,个人怎么消费。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级政府一讲今年的伟大成就也全是个人层面的,用个人的东西或人均的东西来衡量。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单纯地用经济的指标来替代社会多层的维度,一讲发展与否好像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改变;第二是单纯看重个人层面的效果。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个人的,这样一来好像就把发展理解得特别窄,这最先突出表现在环境问题上,我们曾经严重忽略了(以个人为单位的)发展给环境带来的问题,因为环境问题不是微观的,算个人的收入和GDP好算,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总要有更大的视野和单位,才好把握。

  

   越来越多的人都同意,发展势必带来财富的增加、收入的增加,桌上也有肉了,衣服也穿好了,好多农民兄弟也开始盖房子了,在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房子已经盖了好多轮。每盖一轮,就新划一块宅基地,后来在耕地问题上又开始出现问题了。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重新以家庭为单位来安排之后,最先表现出来的环境问题在微观层面、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确实很难去考虑和处理。你说一个长江三角洲的污染,我个人怎么去处理?长江中下游经济起来了,乡镇企业也起来了,农民养殖业也多了,可是整个水系都被污染了,他个人、家庭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我们北方也一样,黄河断流了,耕地沙漠化了,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甚至小的社区层面,这个都是不可能处理的。但是其实遭殃的也是这些个人,这些家庭,这些村落。

  

   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长江三角洲本来是被作为发展的样板、成功的典型,要各地都来学习的,特别是苏南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他们实现了就地工业化,实施农工商贸一条龙,建设小城镇,转移劳动力,提高发展速度,改善生活水平,还有华西村、百强县都在这里。可是,按照人均收入和人均GDP看不到,这些地方也已经把江南水乡孕育了上千年的文化的东西给弄没了,而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水污染(以及空气污染?)。乡镇企业发展是很快,我们算它的产值、利润、劳动力转移,但是还有几个东西没有算。首先占地的成本没有算,就是大量的耕地被占用。改革开放以来有几个大的原因使耕地减少,第一个是城市本身的扩张,就是像北京这样“摊大饼”,各个大城市都越摊越大;第二个是农民建宅基地,属于蚕食性的,以为没有多少,其实不得了;第三是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第四个就是就是搞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很多地方其实也没开发,但是也划了一大块地占着,先把水泥浇灌了,要招商引资,盼望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来投资。这几大块里面,除了第一个“摊大饼”,后面三个都和农村有关。从个体层面看你可以说他这个行为是理性的,是为了产值利润,是要提高收入,是要改善生活,脱贫致富,这都可以,都没什么可说的。

  

   但都这么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问题,环境问题就是直接由它们带来的。不止是那个风貌、那个景观、那个鱼米之乡没了,而且很多人真的是病了,而且病的很厉害,因为一个是水臭了,一个就是它引进的生产线给这里的空气造成严重污染。到了90年代初期,到93、94年的时候,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一个支流、干流的水达到了三级,有的地方全部的水系都坏掉了,于是再后来就有了著名的三江三湖治理,其中就有太湖。可见,完全由个人去寻求生存,去寻求致富,去找各种门道来脱贫来赚钱,至少在环境生态的意义上,这二十年付出的一个巨大的代价,这也是现在都公认的大问题,但是从个人层面很难看到,也很难处理。刚才说乡镇企业的土地成本没算,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没算,环境的成本没算。再把环境也算作成本的话,那么乡镇企业的贡献又要打折扣。

  

   还在刚刚开始改革之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就听过一些以前的老经济学家讲长江三角洲问题,他们说那是一个多少年多少代形成的冲击平原,在这儿孕育出了一个个鱼米之乡,一套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景观和政治、艺术,等等。本来它这个地方是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区域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文化模式、生活方式,但是以后,我们就人为地把它划成了浙江、江苏和上海三个行政区域。这一划,那个天然的有机的东西就被切断了,切成了三块,浙江有一套搞法,江苏有另一套搞法,上海又是单列。这三个区域在行政上一扯皮之后,结果是很多年上海的粮食,不是靠江苏,不是和浙江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而得从安徽、江西调,我江苏产粮就不给你上海,你还拿我没辙。他们那时就讲,我们这个行政划分上有问题,他们的意思恰好就是说应该利用天然形成的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条件来考虑区域的发展,这样能减少许多经济的浪费、人为的扯皮、互相之间资源的争夺。我当时听了就听了,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就这样过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才体会到他们讲的东西的重要性。

  

   第三个没算的成本就是扯皮,争夺资源,抢技术,低水平重复建设。本来已经很好的技术,原来可能在上海,或者在南京,或者在苏州,或者在无锡,已经很成熟的一个技术,而且很领先,也有销路,也有市场,成本还很低。我们的技术员工人不说是八级工,至少很多也达到了五级工、六级工的水平。这本来是一个很成熟的生产体系,结果在那个时候发展乡镇企业,通过过去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的关系,跑到城里来聘“星期天工程师”,请他们在周末到乡镇企业工作。这样实际上上海、南京那个技术生产体系就被肢解了,很多那些厂的工程师们都“身在曹营心在汉”了。而实际上这个厂却担负这些人的福利、住房、养老、医疗,不过从直接拿到手的现金算这个厂好像给自己的工程师的工资很有限。比如说一个工程师那时候一个月七八十块钱,而乡镇企业一个月就去三个周末,或者四个星期天,去一次它就恨不得给八十块钱,工程师算帐算的也就是现金收入,厂里没给我什么,我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人家一家伙就把我……所以他整个心态、情绪、感情、精力都不在原来这儿了,那个周末职业反而成了主业了,这当然是他个人的行为,个人的理性选择。但他这一转移就把整个技术都带过去了,资金机会市场也慢慢带过去了。本来上海这个厂是和日本合资的生产线,结果日本这个合资的再来,我这个工程师直接把他介绍给乡镇企业,这时乡镇企业就起来了。但往往它起来的背后,还有一个帐没有算,就是它其实使得原来已经很好的技术基础就散掉了,垮掉了,但同时就起来很多搞洗衣机的乡镇企业,洗衣机有无数的品牌,你也不知道哪个好,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相互争夺有限的技术人员,有限的机会,有限的市场,有限的资金。这又是一个帐,而这个帐也一样在微观层面、在个人层面、在家庭层面,那都是合理的,没有什么可说的,最后你那国营企业好像完了也就完了,然后我们就从微观经济学角度讲,这也是鼓励竞争的结果呀,也都是很正常的呀。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连长江三角洲、整个的江浙都是这样一种形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格局,都是个人之间在那儿抢,在那儿争,那么就会出现低水平的内耗。当然你也可以说国有企业缺乏竞争机制,这些做法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甚至因此人们的收入也提高了,等等。这都没问题,包括我刚才说的方法上进一步严格规范这种微观上的研究,这都是应该的,但另一方面,从整个区域看,就有问题,环境只是一个问题,总体的成本上去了,扯皮、内耗,甚至还有腐败,都与此有关。不只是江浙互相扯皮,无锡与苏州,昆山与太仓也掐起来了,太仓又与常熟掐起来了,乡与乡之间也在掐,本来就是极度有限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机会,然后互相就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掐、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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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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