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拒绝遗忘: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第一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9 次 更新时间:2004-11-10 17: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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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一)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于中国与世界都是不平常的。20世纪的世界,经历了空前的历史大动荡,大变革。三大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韩战、越南战争,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冲突;世界殖民帝国的瓦解,民族独立国家(所谓"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危机,瓦解与变革,都极大地震动与改变了世界。而中国,在这三大事件中,都处于历史旋涡的中心地带(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以阿冲突除外),整个国家、民族、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独特的"中国经验"。这个经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后发达国家,如何对内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经验;另一是以探索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中心的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可以看出,这两个方面的经验与试验,都是以西方作为参照的:既包含了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抗,也包括对西方经验的引入与借鉴,批判与摆脱。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同一时期其他东方国家(日本,印度,韩国,等等)的参照:由于有着相似的处境与任务,相互间的影响与借鉴是更为显著的,但其差异也是鲜明的。因而我们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经验,既与20世纪西方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确实是具有自己特色的"另一种"经验,是中国人民一个世纪"走自己的路"的努力的结果,其特殊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在创造自己的经验过程中,产生了真正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中我以为最为重要的是孙中山,鲁迅与毛泽东;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经验,主要集中在他们的思想与著作中,不管人们对之作出怎样的评价,他们都是研究与了解20世纪中国不可忽略,绕不过去的"世纪遗产"。

  

  但作为一个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在对20世纪作历史总结算时,却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尽管获得了民族的独立,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开始了经济的发展;但中国仍然没有摆脱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地位:收获与付出的代价绝对不成比例。面对一个世纪以来流血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无数仁人志士,中国的有着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并由此引起深刻的历史反省。这就是说,所谓20世纪中国经验,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包含了惨重的历史教训在内的,不仅有光荣、美好的记忆,更有充满屈辱与痛苦的记忆,其中就有"反右派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些不堪回首的带血的记忆。历史的正面与负面难解难分地纠缠为一体,人们不能不以十分复杂的态度与心情面对它,甚至会有不知所措之感。因此,尽管人们并不否认总结20世纪的中国经验的重要性,但却像一个"烫山芋"一样,谁也(不愿?不敢?)去碰它。

  

  这样,近二十年来,尽管中国的思想、学术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这样的世纪中国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却始终是少有人进入的领域,甚至是一个禁区。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最大失职,这是一个必须偿还的历史欠账。

  

  而且我们要追问:这历史的"遗忘"是怎样产生的?

  

  ......

  

  面对强制遗忘,应该说中国的学术界还是作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在夹缝中寻求生存,这些年陆续出版了关于反右运动、关于文革等的回忆录,以及少量的研究文章和专著,算是恢复历史记忆的一种挣扎吧。但关于20世纪中国经验的研究始终未能更有力地推行,恐怕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中国的一些学者至今还没有摆脱"非此即彼,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处理如此复杂的20世纪中国经验时,就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更为重要的是,最近二十年,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盛行着两种思潮:或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在"割裂了传统",因而主张"回归儒家";或者以为对西方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的拒绝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主张"走英美的路"。把目光或转向中国古代,或转向外国(而且限于西方世界),却恰恰忽略了"现代"(20世纪)与"中国",即使讨论现代中国学术与文学,也是偏重于亲近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分学者与作家。这样,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的变革,以解决现代中国问题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的思想家、文学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这些年孙中山之受冷遇,毛泽东之被遗忘,鲁迅之一再受到攻击,绝不是偶然的。

  

  ......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全民族的遗忘。它意味着历史的教训没有被吸取,导致历史错误的观念与体制的弊端没有得到认真的反省和清理,历史的悲剧就完全有在人们无法预料的时刻,以人们同样无法预料的形式重演的可能;而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经验,也会在这样的集体遗忘中被忽略,从而导致思想与精神传统的硬性切断,人们不能在前人思考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推进,而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这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思想始终在一个低水平上不断重复的重要原因。这背后隐藏着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至整个民族发展的危机,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感到忧虑的。

  

  于是,就有了"拒绝遗忘"的呼唤。

  

  这应该是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第一步。

  

  

  (二)

  

  下面,我将就自己的研究领域:鲁迅研究,毛泽东研究,以及中国民间思想者的研究,将上文所讨论的问题,作更具体的展开。

  

  鲁迅在当代中国命运是颇为特别的。1980年代他曾是中国新一代的启蒙主义者的主要精神资源;那个时代,中国思想、学术界两个最响亮的口号是:"回到五四"与"回到鲁迅"。但在那场震惊世界的历史风波以后,鲁迅突然变得不合时宜。

  

  风行一时的保守主义者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的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同义词。

  

  "悄然兴起"的"国学热"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新国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在某些人的眼里,鲁迅甚至免不了"汉奸"之嫌。

  

  号称"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谋,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就是必然的结论。

  

  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五四那一代人,他们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的批判,不过是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

  

  自由主义者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窄"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不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而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这各式各样的"主义",不是中国古代的"老谱新用",就是西方的最新"舶来品"。这倒是反过来证明了鲁迅思想的特殊之处及其特有价值:他真正属于"现代中国"。他的思想是"现代"的,而不是传统思想的袭用;他的思想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思想的搬弄。因而他的思想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是"20世纪的中国思想"。鲁迅自己早就说过--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去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华盖集.杂感》)

  

  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一位"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他的根是深扎在20世纪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他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挣扎着,奋斗着的中国人民有着血肉般的联系,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他的思考永远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的。

  

  但他绝不狭隘与封闭。20世纪初,他一出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就把自己的使命归结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古复今,别立新宗"。("对外既不落后于世界的潮流,对内又不割断固有的文化血脉,取今日进步文化,继古代优秀传统,另创新的思想")(《坟.文化偏至论》)这里所讨论的正是所有后发达国家在重建现代民族文化时都要面临的问题:如何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所谓"固有之血脉"),以及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即所谓"世界之思潮")?这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世界性课题。不难看出,鲁迅所采取的是一个十分宽容与开放的态度,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拿来主义"的主张,在中国思想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参看《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而他对问题的思考,最具启发之处,还在于在他看来,对"世界之思潮"的"拿来"与对"固有之血脉"的"继承"都不是目的本身,最根本的,是要立足于"创造",即所谓"别立新宗",创造出有利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现代新思想、新文化,新的价值理念、价值理想:这可以说是他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建设所提出的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在我看来,至今仍然是一个尚待完成的历史任务。

  

  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采取宽容的态度,是建立在他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坟.写在〈坟〉后面》)的观念上的。在他看来,中间物与有限是万事万物的存在方式,以这样的观点来考察文化,如《文化偏至论》这个题目所标示的那样,"偏至"(不完美,不完善,有缺憾,有弊端,非永恒,有限)才是包括中国文化,其他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的现实存在形态,而至善至美的理想文化只存在于彼岸世界,是可追求(这种追求构成了文化进步的强大动力)而不可得的。正视这一人类文化现实形态的偏至性,就根本打破了一切文化神话--首先是打破了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至高,至上,至善,至美"的神圣灵光的"中华中心主义",这是从根本上阻碍中国变革、进步的习惯性思维、心理,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同时,这也打破了同样赋予西方文化以"至高,至上,绝对普适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这是曾经支配20世纪,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极大影响的文化思潮,鲁迅在自己思想发展的起点上即提出质疑,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也正是正视了这种偏至、有限性,才有可能真正对一切文化的现实形态采取宽容的态度,从而在承认一切文化(东、西方文化)既是有缺憾的,同时又是各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的这一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多元的世界文化发展观,不同质的文化将在彼此平等的比较中,既互相吸取、补充,又相互拒斥、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鲁迅在20世纪初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建设提出的前述设计,以这样的新的世界文化观作为基础,自然是别具眼光的。

  

  因此,在20世纪初,当鲁迅面临时代提出如何建立中国的"近世文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这一历史课题时,他也没有采取将西方现存的现代化道路全盘搬来的明快而简单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有分析的,因而不免是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态度。他在《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破恶声论》等著作中,把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几个基本命题:"物质"、"科学"、"理性"、"民主"、"社会平等",放到科学史、人之历史与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史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一方面,对于上述命题对促进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鲁迅看来,这都是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自然有极大的借鉴作用。但鲁迅同时又清醒地指出,在巨大的无可否认的价值背后,却隐藏着同样巨大的危机: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如果发展成物质崇拜,"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一切事物都物质化了,人的思想受到侵蚀,精神日渐空虚,意志和情感变得庸俗不堪,人们只是一心向往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把自己的主观的内在精神,全然抛在一边,不加省察"),这就必然导致"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人人都被物欲蒙蔽,社会日趋衰退,进步因而停止")的严重后果(《坟.文化偏至论》)。同样,如果"以科学为宗教","别立理性之神祠","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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