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大学应该成为“精神圣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4 次 更新时间:2011-11-01 15: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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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本文为作者在贵州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共五部分)

  

  发掘本地教育资源

  

  办教育,就得有教育理念,而教育理念是不能凭空产生的,需要吸取教育资源,我要说的就是到哪里去寻找教育资源的问题。通常的思路是到国外去寻找,例如五十年代学苏联,现在则是以美国教育为学、追的目标。地方上的学校就眼睛盯着全国的名校,北大、清华传统这些年是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这样的到异域与外地去寻找资源的努力,是必要的,对于相对闭塞的贵州尤其重要。当然,其中也有许多问题,例如将某一国(当年的苏联,今日的美国)的经验绝对化,就会产生很大问题,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的教育资源,被严重忽视了的教育资源,这就是我们本地自身的教育资源。

  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对过贵州的“落后”缺乏一个辩证的认识,把它绝对化了,好像我们已经穷得响叮当,一无所有,除了到处讨饭吃就别无出路了。其实“落后”与“先进”都不是绝对对立的,总体上的落后,并不等于就没有先进的资源。贵州是穷,但我们也有自己的“金娃娃”,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闹“抱着金娃娃讨饭吃”的笑话。我们贵州教育历史上就有两个“金娃娃”,而且都很大,全国、全世界都很重视,就是我们自己视而不见。一个是王阳明在修文办的书院,一个是抗战时期内迁到梅潭的浙江大学,这两次办学,都形成了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里面有很多宝贝,就看我们识不识宝,肯不肯下功夫挖掘。其实,就是贵州大学自身,它也是在抗战时期兴办的,与浙江大学这样的内迁学校一起,在贵州现代教育史上创造了非常辉煌的一页。建国以后的教育,尽管有许多失误,但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六十年代我在安顺卫校、师范教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贵州的中等专业学校是办得不错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贵州的卫生、教育事业起了很大作用,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年中专都不办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发掘本地的教育资源不仅是扩大资源范围,或许有更大的意义。前几天我们在安顺讨论屯堡文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的改造与建设必须要有内在资源与内在动力,光靠外在力量的注入,是不可能持续并产生实质性的变革的。在我看来,教育改革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发掘内资源与内在动力的问题,而且这又关系着能否使我们的教育真正具有“贵州特色”,因而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确实不可小看。

  

  我的书院教育梦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王阳明的书院教育,这关涉我的一个梦。书院教育其实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传统。这方面已有许多专家做了深入的研究。我关注的其实是一个实践问题,即这样的书院教育,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是否有借鉴的意义与价值,我还想进一步做“书院式教育”的实验——这是我的一个教育梦想。

  我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梦,是因为感到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出了问题,就想另寻教育资源作为参照与补充。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现在的师生关系变了,越来越变成“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现在许多导师都被叫作“老板”,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据说现在当导师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国家或省的项目,有项目经费,说穿了就是给学生开得出钱,其实理工科早就如此了,现在又推广到文科。师生关系变化背后是教育的变质,变成知识的买卖,也变成纯粹的知识的传授。这里没有了心灵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人格的影响,性情的熏陶,精神的吸引与传递,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教育本质的失落。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在我的理解与想象里,书院教育除了重视师生、同学之间的密切交往,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所谓的“零接触”;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感应。在人群的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气氛下,人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沉潜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与状态下,人才能尽情地享受读书之乐,切磋学问之乐,同时思考生命、宇宙、人生、人性、中国、世界、人类的大问题,以尽情享受思想之美,进入真正的教育与学术的境界。而这些又都是现代教育,特别是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所匮缺的。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急功近利,人们的心态越来越浮躁,这就意味着我们距离教育与学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部分地引入学院式的教育方式,有一个短暂的实验机会,让年轻学子体验一下教育与学术的真味,也是好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实在太败坏胃口,令人憎恶了。我的梦想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可怜的愿望基础上的。

  而在我的想象里,或许贵州是进行这样的书院式教育实验的好地方。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贵州有王阳明书院传统,同时贵州独特的自然条件,作为一个“公园省”,它的气候、风光、环境,是最适合读书与切磋学问的。我特别看重的是它的闭塞——看起来这是一个缺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因此而与外界浮华世界保持一个距离,这样的距离其实正是教育与学术研究,特别是书院式教育所必需的。很多事情都要从两面看。比如,相对来说,贵州发展机会比较少,但也因此没有多少诱惑,认准一个目标,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贵州比较空闲,生活节奏慢,有的人因此而变得懒散,但对另外的人来说,这样的闲暇,正可以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悠悠闲闲,从从容容,潇潇洒洒的做学问。贵州外界的信息比较少,这自然需要用加强对外交流来弥补,但外在的东西少,却又把人逼向自己的内心,开发内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对悟性好的人,正好把自己的生命与学问引入深厚,因此我经常说,贵州是一个练“内功”的理想处所。我们这里所讲的“心无旁骛”、“悠闲从容”与“逼向内心”,都是书院的核心要素。是真正魅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贵州推行书院式教育实验,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

  讲到这里,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当时在安顺有一个“民间思想村落”,就是一群朋友在一起读书、讨论、悠游——流连于大自然,更作精神的漫游,享受着“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今天看来,这样的学习方式,就多少具备了书院教育的方因素。当时,我们所效仿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湖南办自修大学的模式,而毛泽东的自修大学显然对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所借鉴的。——如此说来,我今天再做书院教育梦,其实是根源于我当年的贵州生活经验的。

  为了使我的书院梦教育多少具有某种可实现性,我刚才在从安顺到贵阳来的路上,想了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不妨以暑期讲习班的形式,集中二、三十名学员,由一位(至多两三位)导师主持,师生朝夕相处一个月,导师讲学之外,主要是学生自己读书,师生共同讨论、诘难。更多的时间是海阔天空的神聊,作无所顾忌、无所不至的精神漫游,并在大自然中放荡纵情的神游,尽兴地享受“从夫子游”与“携弟子游”之乐,并通过写《游学记》等方式,将这样的从游之乐内敛为深层的思考与生命的感悟。我甚至具体设想,从游的学员,以研究生为主,可以吸收少量的高年级大学生与青年教师,还有给没有机会上大学,却有强烈学习愿望的社会青年,留下一定的名额。

  

  “精神圣地”:地方综合大学的社会扩散影响与作用

  

  我之所以主张办书院式讲习班要适当向社会青年开放,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关于地方大学的作用与功能的考虑,这可能更是一个不切实际,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梦想。

  还是从我的北大经验说起。几乎从在北大教书那天起,我就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每次上课,都有大批旁听生。后来读张中行先生的回忆文章,才知道这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即所谓“不该来上课的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后者是因为北大崇尚自学,一些学生宁愿钻图书馆而不愿听他看来受益不大的课程;前者则是指“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踊跃地来旁听。”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这种旁听现象作了如下分析:“这样,北大就自然成了渴望求知而无缘入学的‘精神流浪汉’的‘圣地’,他们或者由此而登入精神的圣殿,或者不过一北大课堂作为精神的憩息地,稍事休整,又继续自己的精神流浪。在我看来,这正是北大及同类高等学府的特殊价值所在;而自由听课,对不注册的旁听生的宽容态度,更应该看作是北京大学教学制度,以至教育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不拘一格造就人才,培养学校与社会学术、精神自由气氛所起的作用,是无形的,却又是难以估价的;它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参看拙作:《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文收《世纪末的沉思》)

  而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到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当中国整个社会逐渐商业化,精神普遍失落,人们不再读书时,旁听生反而有增无减。退休以后,我在北大仅有的两次讲演,一次上课,就发现有的大量的“精神流浪汉”前来旁听,而且课后围着和我进行热烈的讨论,久久不肯离去的,也是他们。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精神的渴求,因而感动不已,同时也对北大学生的相对冷漠而感慨不已。后者涉及这些年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需要另作专门讨论,前者却证实了我的一个信念:“人之为人,总是要有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可以遮蔽于一时,这人的变动的生命中的永恒却不可能消解,并迟早要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参看拙作:《写在前面》,收《心灵的探寻》再版本)而且,在任何社会,大多数人会有趋同的倾向,但也总会有人作出逆向的选择;因此,当物质追求成为一种时尚时,就会出现与之对抗的精神的追求,以至痴迷。尽管是少数,但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它的绝对量却相当可观。尤其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可以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聚集地,北大由于它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学术传统,以及它所集中的丰厚的精神资源,而成为全国精神流浪汉聚集的“圣地”,这是可以理解的。据我的观察,现在的许多网站事实上正在逐渐成为这样的精神流浪汉的聚集地,一个自由交流与相互支撑的精神园地。其对又追求的年轻人(他们正是民族与未来的希望)的健康成长,对思想文化学术自由空间的开拓与社会风尚的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想讨论的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蔡元培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我理解这包含两个侧面的意思:一是大学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距离,不趋时,不唯上,坚守自身的独立性,至少大学的一部分教授与学者应该自觉处于社会与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与研究的超越性、彻底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另一方面,大学又应该关注现实,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对社会发挥自己的发射性影响。坚守前者,大学就能起到社会清醒剂、净化剂的作用;坚守后者,大学就自然成为社会变革的精神推动力。我们说,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精神“圣地”,就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意义。

  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与学界来谈这些,近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大学,一方面早已以追逐时髦为荣,已经彻底的世俗化与工具化,成了政治与商业时尚的双重俘虏,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另一方面,却对现实与社会变革采取惊人的漠视态度,批潘精神与实践精神的缺失,使大学放弃了对社会的承担。或许正是不满意于这样的现状,我们才要在这里说梦话。我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连梦也不能做,恐怕就太可悲也太危险了”,因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与经济双重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具有某种乌托邦性的;学校,也包括大学,本应该成为年轻人的梦乡。现在大学放弃了梦的功能,我们就来说说关于大学的梦话吧。

  还是拉回到我要说的主题上:如前所说,即使在这个商业化,功利化的社会,也还有绝对量并不小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对精神的渴求;刚才我们又强调为社会提供精神资源,是大学的基本功能,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学,至少说国家与地区的重点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地区的精神中心,或者说精神基地也可以。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北京大学这样的年轻人向往的“精神圣地”,而且各省、各地区也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圣地”。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或者说,诸位有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要使贵州大学成为贵州的有精神追求的年轻人所向往的“精神圣地”?——就在我们贵州,明代的阳明书院,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都是这样的“精神圣地”,我们为什么不能继承这样的传统呢?贵州大学是贵州省的最高学府,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更是条件、有责任发挥这样的精神中心或基地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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