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荃:论传统中国“道”的宰制

——兼及“循道”政治思维定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0 次 更新时间:2011-10-31 13: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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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 (进入专栏)  

  《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1期

  

  提要: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特点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道”,对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具有直接和明显的影响。文章从梳理道的内涵出发分析了孔儒之道和圣人以道治天下,指出在道的宰制下,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有三个特点:思想掌控社会,理想与实践的脱节与冲突,圣人崇拜与官本位意识相得益彰。随后文章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循道”政治思维定式,逐一解读了这种政治思维定式的三项规定性,并指出,这种政治思维定式在当代中国某种程度的存活,是影响中国现代化社会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道 循道政治思维定式 孔儒之道 圣人

  

  On the Domination of “Tao” in Ancient China

  ——and on the Stubborn Way of Political Thinking: Acting Following the Tao

  

  Abstract: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eature of ancient China was the idea of ‘Tao’ whose major advocate was Confucian. This notion had direct and obvious impacts on the real exercises of social political lif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tarts from sketch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ao” and analyze the “Tao” of Confucian and the governance of sage with “Tao”. I want to argue that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Tao”, the political life of ancient China had three features: ideology governing the society、rupture and clash between ideal and real practice, harmony between the worship to sage and absolute priority of political power. Moreover, I analyze the stubborn way of political thinking in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s: acting follow the “Tao” and point out its three particularities. In the final, my conclusion is that this thinking way is still popular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has become the major obstacl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a.

  

  Key words: Tao 、stubborn way of political thinking :acting following the Tao、Tao of Confucian、 sage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在古代中国数千年连绵不断的君主政治统治之下,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政治弥散性,渗入到社会政治的文化层面。诸如宗教、家庭伦理、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层面,全然无一例外地带有明显的政治印痕,呈现出某种政治性的价值特征。我们很难找到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文化层次。至如读书做官、权威崇拜和“人人都有皇帝梦”则融入了民风习俗和日常生活观念,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共识。显然,这种政治文化现象与君主政治的统治特点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传统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道治”,我们且看古人的论说:

  先秦荀子有言:“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荀子·君道》)。《管子·君臣上》亦曰:“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

  南宋叶适认为:“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水心别集·卷一·君德一》)。

  明末清初王夫之讲得更明确:“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①] 。

  上面随手举出几则,亦即足以阐明这样一个问题:其一,自先秦以至明清,始终有思想家明确指出“道”是统治天下的重要手段,这显然不是个人的偶然感悟,亦非俗儒鄙夫的一孔之见,而是儒家文化的一个传统认识。其二,道是治理天下的原则、方法,也是关乎天下治乱兴衰的原由。这倒应了汉初名臣陆贾的一个著名政见,“天下”可以“马上”得之,却不可以于“马上”治之。据《汉书》本传,陆子的原话是:“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汉书·四十三·陆贾传》)陆贾的意思是说,依仗武力可以扫灭群雄,占有天下,令江山有主;然而,单凭武力却难以让江山稳固,令天下长治久安。治天下需要儒家倡导的礼义道德等文治之术,如若进而言之,则治平天下需要“道”的指引和主宰。

  那么,何谓“道”?

  

  一、“道”的内涵

  

  甲骨文未见道字,金文始见。据容庚《金文编》著录,“道”字见于《貉子卣》、《散氏盘》诸器[②]。皆从行、从首、从止,其义显然与行路有关联。《金文诂林》征引刘心源说:“道字皆从行从止,合行辵二字为偏旁也。”阮元说:“導字见石鼓文,铭中数導字皆读为道,地名也。”他认为石鼓文中的“道”字是地名的意思。高田忠周不同意阮元的观点,以为“阮氏以下诸家皆释为导,云石鼓文数字皆读为道。此说非是。”他认为,石鼓篆文“下从又,又寸古通用,鼓文導字明明白白。”[③] 段注《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从辵首,一达谓之道。”[④] “辵”,《说文解字》释为“乍行乍止也。”[⑤] 据上,构成道字的行、首、止、辵,都是描述人走路。又据蔡方鹿考察,也认为“道”字的组成与人行走道路有关:“不论是从行从首,取人行于道路之象;还是从行从首从止,取人之足行走于土地之象,都是指人行走的道路,道取象于人行于途中,这是‘道’的原义。”[⑥]《尔雅·释宫》亦云:“一达谓之道路”。[⑦]郭璞注曰“长道”,邢昺疏:“一达长道谓之道路。”[⑧] 概括以上诸论,道的原始义为“人之所行”。

  道字的原始义在先秦文献中随处可见。如《周易·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道不拾遗”等等。段玉裁注云:“毛传每云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伸为道理。亦为引道。”[⑨] 其引申之义如《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至迟到西周末年,道已经从一个实性名词衍变成广泛使用的抽象概念。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含义。

  其一,把宇宙天地之本源和规律概括为道。例如先秦道家学派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夫道,覆载万物者也”(《庄子·天地》),“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管子·内业》)。持这种说法的当然不只限于道家学派,其他诸家在不同程度上也具有这样的观念。[⑩]

  道用以指称自然规律或宇宙法则,亦称为“天之道”,“天之常”。如《荀子·天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管子·形势解》:“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经法·四度》:“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吕氏春秋·大乐》:“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 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

  这些认识大同小异,基本集中在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理性突破时期,人们利用“道”的概念来把握宇宙本源与自然规律,这背后蕴含着的冥思与探索,标志着中国先民的理性认识水准的提高。

  其二,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与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人的情性与本能等等统称之为“人道”。例如,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把自然与社会的规律分别称为“天道”与“人道”,说:“天道远,人道迩”。晋国尹铎说:“思乐而喜,思难而惧,人之道也。”(《国语·晋语九》)道在尹铎这里指的是人之常情,亦即人的情性。

  其三,如果具体到政治领域,道则被用来指称政治原则、政治法规和某种政策选择。例如,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因连年饥荒,向秦国求援,“使乞籴于秦”。秦国君主向群臣问计,大夫百里奚认为:“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11]百里奚说的道,指的就是合理的政策原则。另外,西周的礼乐法规被先秦诸子称作“王道”,这也是从政治原则的角度定义的,合乎那个时代的思维习惯。礼乐法规是周统治者据以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的主要工具。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西周末年,“周室衰而王道废”(《淮南子·俶真训》),出现了所谓“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现象,“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继之而来的是思想巨人竞相崛起的百家争鸣时代。先秦诸子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为如何来治平天下而立论,基本是从政治思维的层面对传统的“道”作了不同层次的选择与阐释。于是我们看到,先秦诸子各家各派都崇尚“道”,宣扬“道”,但各家之道又各有其独到的内涵,而显得各有特色。

  大体而言,诸子百家所谓的政治之道虽然富于理论个性,但在认识的本质上又有共同之处。他们崇尚的道基本属于政治领域,都是从具体的政策或统治方式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政治理性原则。诸子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表述得十分清楚。如《商君书·更法》:“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韩非说:“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韩非子·解老》)荀子也说:“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荀子·正名》)诸子关于政治理性原则的认识的形成,表明思想家们已经从纯粹的政治经验实践中走了出来,过渡到了理性政治的层面。他们通过对具体政治事务的归纳和概括,增强了对于政治现象的宏观把握和深入理解,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政治评估和政治预测的能力。道的理论形成意味着统治阶层的政治主动性与自觉性得以有所提升,道的政治实践则必将促进政治运行的秩序化和规范化。荀子曰:“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荀子·天论》)。表者,标志、标准。显而易见,所谓道就是治理天下的基本标准和规范,古代帝王用以治平天下的正是这样的“道”。

  当人们用道来概括自然规律的时候,所谓“天道”“地道”的道之本身即体现着一种必然性权威,道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和强制性辖制着世间万物即一切事物的生成衰死,“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管子·形势解》)。那么,当思想家们用道来概括政治原则之时,道就成为人们必须遵行的社会必然法则,道所内涵的必然性权威则是不言而喻的。

  

  二、孔儒之道

  

  孔子儒家一派认同的道,在学术传承上继承了西周的礼乐法规。孔子即自称“从周”。史家司马迁也曾明确指出,孔儒一派是“以六艺为法”(《史记·一三○·太史公自序》),“六艺”正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统称。后世士人也认为“周室衰,诸侯畔(叛),道大坏也,孔子存之”(《徂徕石先生文集·八救说》)。汉代以后,儒学升为官学,孔儒之道成为具有政治权威性的理想政治原则,得到历代帝王和士人们的普遍尊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孔儒之道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道既是政治原则,又是统治手段,天下的治与乱常常取决于道。

  按照孔子儒家的理解,道的核心内容是以维护王权为目的的伦理及政治原则,以及相关的政治体系。从理论的概括来看,道的内涵颇抽象,比较典型的表述如汉儒董仲舒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五十六·董仲舒传》)如若就道的具体规定而言,则道的文化覆盖极宽泛,包括人们的社会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故而儒家文化一贯认为,伦理即是政治,人道即是王道。《礼记·丧服小记》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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