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毕业以后——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1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8 次 更新时间:2011-10-31 00: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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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进入专栏)  

  

  在现实与理想产生距离之时,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

  

  同学们:

  

  我很高兴接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来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向2011届的同学们表示祝贺。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毕业以后”。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参加同学们的毕业典礼,使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回忆起毕业以后的经历。在这个典礼上,我愿意和同学们分享自己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如何在师友帮助之下努力求索的切身体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毕业,意味着完成学业准备,迈步走向社会。在这个新生活的起点上,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生活有一番想望,对今后的人生充满了期待。特别是从清华这样的著名大学毕业,学的又是经世济民的本领,同学们更会觉得前面即使不是金光大道,也会是广阔天地。然而进入社会以后,可能不少人却会发现,现实生活和原来的向往有很大的差别,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想象得那样顺利,于是就会产生苦闷彷徨的心境。胡适先生在1932年6月的北大毕业典礼上说,青年人在遇到这种情形时可能发生的“堕落”,大约有两类:第一是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第二是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防止出现这两类“堕落”,显然是决定人生去向的大问题,值得为此深思。

  我是在61年前的1950年在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的。两年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我转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就读。从那时开始,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苏联教科书。再往后两年受到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学习苏联的榜样,建立起政府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中国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用当时的说法,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分配去中央单位的复旦毕业生坐满了半节车厢。那时,我们一路高歌,为理想即将实现而感到豪情满怀。

  然而,进上工作岗位,接触现实经济以后,我却发现,实际情况和教科书上讲的并不相同。特别是1956年建立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低效体制问题显露出来。不过,在50年代末,我仍然深信,只要按照既定方针,就能超越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事与愿违,“大跃进”反而导致了生产大幅度下降和大饥荒的发生。之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的经济社会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1968-1972年期间,我们经济所的全体人员下放到位于河南信阳专区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发生了毕业之后的重大转折。我们干校所在的河南信阳专区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据官方报告,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总人口800万人的信阳专区饿死了100多万人。对照过去信以为真的理论和口号,真相使我陷入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机。

  我最幸运的,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干校难友顾准的帮助和启发,精神危机促成了我的一次重大思想转变。顾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中国最早的会计学教科书的作者,也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老革命家。他独立思想、桀骜不驯的性格却不能见容于体制,所以被两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干校期间,顾准带领我从研究世界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问和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倒行逆施现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自觉时日无多,跟我作最后的长谈时,仍然反复地叮嘱我,不要在“逍遥”中浪费时光,一定要抓紧研究,以便在时机到来时,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这种时机果然在1976年到来了。“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顾准所倡导的对旧体制的深刻批判,对形成变革的共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我们这些经济学者认识到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完全无法满足建设新体制的需要时,并没有采取固步自封和自暴自弃的态度,而是掀起重新学习经济学的热潮。经济研究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参加了英语和经济数学补习班。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经济所连续举办了“数量经济学”“国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讲习班,邀请海外知名经济学家讲授现代经济学。那年我正好50岁。

  我在重新学习经济学时,又幸运地得到不少国外经济学家的帮助。其中,一些和我有大致相同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过来人”,像波兰的布鲁斯,特别是匈牙利的科尔奈,对我的帮助最大。我在1979年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经济学会圆桌会议时结识了科尔奈。虽然当时还听不大懂他的全套理论,但他在会上同苏联代表团团长哈恰图罗夫院士关于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激烈辩论,还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那次会议以后,我和科尔奈成为朋友。学习他的著作,不只是了解他的经济学观点,例如他对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精湛分析;重要的是,他使我认识到,过去我们习用的从马、恩、列、斯、毛的引文出发“注经解经”的做法必须改变。作为经济学人,必须坚持以实践检验理论的求实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这是我的思想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由于认真的努力,中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批既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又熟悉中国实际情况,并具有组织执行能力的经济学者。经济学家积极地参与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使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推进得比较顺利。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

  回顾我大学毕业后五十多年的经历,我感到,在现实与理想产生距离之时,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是促使我不断探索经济学的真理和寻求中国改革的道路的两个根本动因。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受到具有良知的师长的指点感到幸运;同时,我也为自己能够坚持不懈的努力,既不抛弃理想,又不抛弃求知欲望而感到庆幸。今天分享我的这些转折和求索的经历,惟希望同学们能够坚持真理而非教条,努力思考而非盲从,这样才能在现实世界中保持理想,不断进步。

  同学们即将走出清华,开始新的生活。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和有待完善的体制。你们所要面对的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出现各种复杂的变数。这是你们今天在毕业这个人生的关节时点上,应该有所预期和准备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那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不过,由于改革前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较之日本等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更重。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过多的干预和一些大企业继续保持垄断地位,都使市场难以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包括这些东亚国家后来的经验,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提升为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例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于转型,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蔓延滋长等,也都很难得到遏制。如果说中国迄今经济发展的成绩是基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话,那么今后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迈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改革。而这一转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转型,都没有现成答案可以依循。这是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难题,也正是摆在同学们面前、需要大家去攻克的课题。

  可以预计,在座诸君未来的行程不大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你们肩上的担子也不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为轻松。我希望同学们在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一定不要懈怠观望,不要丧失信心,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要运用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要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迎难而上,靠努力赢得进步。

  最后,我祝愿清华经管学院的毕业生们,在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兴盛的伟大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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