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坚定信心厘清经济脉络 多策并举破解发展难题

——当前的经济局势与政策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5 次 更新时间:2011-10-31 00: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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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 (进入专栏)  

  

  今后几年必须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

  细化、改善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是确保这轮宏观调控能否最后成功的关键;

  在货币政策适度偏紧的环境下,财政政策应积极;

  做好短期行政措施和长期市场机制的制度衔接准备,坚定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通过舆论等监管,协助国务院落实“新非公36条”;

  实事求是,精细处理好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加快外汇储备战略性、多元化运用,严堵“热钱”流入。

  

  年初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目前有些宏观经济数据已出现回调,但是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二、三线城市房价还在上涨,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凸显,因此有些人开始担心“超调”、“硬着陆”,呼吁“要转向”,有的甚至在等待7、8月中央政策的改变。同时,长期以来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持续及担忧,大家也都同意,中国经济要真正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然而真要转变,又感到困难重重,缺乏信心。因此,面对当前复杂的局势,市场上存在一系列的疑虑、困惑与纠结。

  

  一、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运行特征

  

  如何解决上述的疑虑、困惑与纠结?特别是面对6月“不尽如意”的数据,如何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树立起信心?这首先必须对形成当前困惑的原因作出深刻分析,特别是基于对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经济运行特征的客观认识,从理论上作出清醒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拿出一整套对症下药的、有效的调整政策,而不是零星的、行政性的短期政策。唯有此,才能使人们真正相信,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可能的。

  

  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

  

  中国目前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美国危机后持久的深刻的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阶段。

  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过去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低消费”这样一种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调整,是对危机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缩水、修复过程。这一调整过程是漫长的,必然会带来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我曾在2008年底预言,我们不要指望美国经济在危机的二、三年后能马上再恢复到3.5%的增长。最近,美国原财长萨莫斯也已发出担心:美国经济可能会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因此,面对全球结构的深度调整,作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而言,就是外部需求减少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绝不是一、二年时间能解决的。这是正确判断全球危机后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支配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将逐渐趋缓。

  一国经济不可能长时期以两位数的速度高增长。尽管我们清楚,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相对其他国家高速增长的潜力和机遇。同样我们也清楚,即使暂时撇除环境、资源的制约因素不说,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收入接近5000美元左右的时期,过去那种长期高增长的投资局面难以维持;在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的时期,解决消费的快速增长同样需要一个过程;加上劳动力成本正趋逐渐上升,以及外需又处于较长时期的调整、减弱因素,从趋势看,未来中国经济必然处于一个从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这一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并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简单支配、调控的。此时如果采取相反“过度的”政策调控,只能使经济震荡加剧。所不同的,只是表现时间的早晚问题。

  迄今的中国经济是大量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矛盾交错、重叠的时期,是大量历史问题累积的时期。例如,在原有经济结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前两年为了克服美国危机的影响,中国与世界“同舟共济”,方向是对的,但是在操作上投放了过量的货币。过度的投资在加剧原有结构矛盾的同时,自然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周期趋热的特征。又如,在一定意义上主导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市场,本来就存在长期以来自身严重的市场结构问题没解决。再如,在我国消费增速不能尽快提高的情况下,危机复苏中曾采取的一系列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尽管强调了民生和消费的支出,但在量级比较上,多半还是采用了多年习惯的鼓励投资和出口的政策。其结果,往往是伴随着美国等国经济复苏中的反复,进一步使中国经济结构性与周期性矛盾的交错,更趋于复杂化。

  结构转型时期物价上升的压力,恰恰遇到明显的经济周期特征的影响。本来从趋势看,中国的物价正处于一个相对温和上涨的时期。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国经济即使没有美国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没有前两年货币刺激政策的影响,自身人口优势的逐渐减弱,工资成本的逐渐提高,资源价格的改革,以及结构调整中增长动力正由可贸易行业向不可贸易行业的部分转移,会引起整体生产效率的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但是“下雨偏逢屋漏”。此时正好加上美国货币大量放水的影响,引起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动荡和上升,形成了我国物价上涨的输入型因素;以及前两年我国自身大量贷款的刺激,必然造成PPI和CPI上升加快的压力。这些结构的、周期的,国外的、国内的因素,综合形成了当前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因此可以说,即使在国内、国外周期性货币因素减弱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较长的时期,物价问题将始终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除以上两个特征之外,近几年出于宏观调控困境而无奈出台的一些行政性措施,又扭曲了市场的信号。这些措施在暂时部分解决了宏观调控目的的同时,却积累了不少新的问题,为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结构调整,增添了新的压力。这又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二、如何应对困难局面

  

  从经济逻辑说,针对前两年多投放的货币,即目前高达76万亿元过度的货币存量和最近物价上涨的压力,毫无疑问,理应紧缩货币;针对危机后全球需求的减弱、中国自身过度投资的不可持续,要追求中国经济未来持续稳定的增长,只能加快消费的增长。但货币紧缩后,消费增速一时跟不上,或消费的增速不能及时填补出口与投资增速的下滑,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速的下滑。因此这时市场上产生“硬着陆”的担心和对宏观政策“转向”的期盼,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作者认为,在抉择下一步的宏观政策前,必须厘清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什么叫“硬着陆”?最近市场上对“硬着陆”的议论较多,但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作者认为,经济增长减速多少本身,并不能足以解释是否“硬着陆”。在中国目前,观察是否“硬着陆”,关键看两条:即当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后,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一是是否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二是是否直接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只要整个金融体系是基本稳定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就不必担心“硬着陆”。由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否“硬着陆”,实际上不能仅仅看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还要看对失业人群的再就业、失业保险、失业救助、社会保障等各项财政政策的落实情况。

  第二,如何理解“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调控物价”?毫无疑问,把调控物价作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既有利于解决周期性问题,也有利于解决结构性问题。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物价问题的复杂性,即使通过这轮货币的紧缩,物价上涨中的货币性因素减弱后,今后由结构调整、价格改革和工资上涨等因素引发的物价温和上涨,仍会持续一个时期。因此,政府决策和市场应对此要有个平和的心态和政策上的准备。即面对可能出现的温和的物价上涨,政府需要及时出台政策,以重点帮助低收入群体确保实际生活水平的不下降。唯有这样,才能实现物价温和上涨时期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三,具体怎么把握“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的关系?三者之间,谁主谁次、谁先谁后?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本找不到理想的答案。唯一的答案,中国仍应延续自身过去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人类经济奇迹”过程中的主经验、主旋律,即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把握好调控与改革的力度,讲究各项政策的平衡艺术,这是对中国政府决策的最大挑战。同时也要树立信心,因为比较过去特别是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物质条件和财力基础,能较好地把握三者间的相对均衡。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指出: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主题。加快结构调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那么,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问题是什么?在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面临外需的减少,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必须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加快推进大国经济体以大国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然而,中国迄今为止的增长模式、政策框架、执政经验及其最后体现的经济结构特征,都是与原来保持两位数高增长及其路径相吻合的,应该说,这本来也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面临新的经济局势,过去曾有效的政策框架和部分的执政经验,已难以培育结构转型要求下消费主导的新增长动力源。而且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下,原来高涨的“房地产市场——土地财政”的增长轨迹,已使各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难以支撑或根本无暇再去培育消费增长的新动力源。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当眼下货币稍紧,经济增速稍有下行,社会相关方面已承受不了。因此,如何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源?靠各级政府原有分配投资资金的政策框架与经验,肯定不行。必须靠市场去解决。政府必须“往后退”,逐步减弱行政措施的作用,“放手”市场。因为市场的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要进一步促进市场的形成,必须深化资源价格改革、财政改革、社会融资体制改革和以行政审批为主的各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在保持社会、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改革改善宏观调控,通过培育市场促进结构转型,这是当前在发展方式转变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所必须予以充分关注的。

  

  三、下一步政策应如何改善

  

  根据目前的制度现状,进一步的政策改善应贯彻以下三项原则:

  第一,任何政策的出发点,可以从解决短期问题出发,但应尽可能落脚于有助长期问题的解决。具体说,短期政策的设计要能衔接长期结构转型的需求,即兼顾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征,为未来政策留下空间。对于临时调控急需而无奈出台的一些行政措施,应在尽短的时间内以市场的、法律的手段取代。

  第二,要明了,已在33年渐进改革轨迹上快速航行的中国经济,“渐进改革”与“快速航行”这一特点本身,决定了多年历史积累的现实困境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在今后政策选择中,不要指望在短期内能找到诸如“人民币升值”等某一种西药,包打天下、包治百病。中国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只争朝夕”,又需要继续采取能体现现行“渐进”特征的多味中药方,选择兼顾长短期问题、包括以市场手段为主,配以适当行政措施在内的一整套工具箱。

  第三,由于是包括多种政策在内的“工具箱”,因此防止多政策间效应的相互“抵消”和“过度”叠加,评估并讲究各项政策的综合效应、远比选择某一政策工具更重要。以上三点是政府在解决当前经济困境中进一步改善调控政策的关键,也是考验政府经济执政能力的关键。

  具体的政策改善包括农业、贸易和区域发展等多个方面。在事关今年下半年及明后年宏观经济在总量调控力度的把握方面,必需充分关注以下若干政策。

  

  今后几年必须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

  

  在中国当前货币深化速度减缓的大背景下,如何逐步消化已存在于市场的近76万亿的巨大货币存量问题,这是今后几年货币政策的头等大事,也是事关能否保障今后物价基本稳定的一项大事。由于存款准备金率等“对冲”力度的变化与M2的增减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今后货币的调控不能简单套用过去货币增长的经验公式,甚至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后年,M2的增速也不能简单参照去年下半年或今年的调控目标。今后一个时期,适度偏紧,或者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有利于周期性矛盾的解决,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需要继续运用公开市场、存款准备金等的常规手段,不断对冲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不合理”的货币增量;基于防止输入型物价上涨因素和国内经济的内在需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一定弹性的原则;在市场上各种实际利率已大幅上浮的现实下,应逐步使基准存款利率转负为正;在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过程中,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下的资本管制力度,继续防止“热钱”的冲击。

  

  细化、改善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是确保这轮宏观调控能否最后成功的关键

  

  在中国目前体制下,总量政策偏紧后必然会暴露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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