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失败——年轻人和高等教育的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6 次 更新时间:2011-10-31 0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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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吉鲁  

  

  摘要:本文探讨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美国社会和高等教育造成的危害。经济达尔文主义信徒在国内国外发起了两场战争,一场是反社会福利的战争,一场是反高等教育的战争,前者是为了让有钱有势者彻底控制社会财富和收入,后者则是通过文化机制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两者相互协作旨在把社会问题的价值观贬低为政治思想的荒原。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不满现状的年轻人身上。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反社会国家的战争;反高等教育的战争

  

  通常,人们很难在沉积了希望的现实中辨认出希望。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在自私的个人寻找财富和快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它似乎不愿意也不能把人们从互相残杀的恐怖中解放出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既不能把多数人从“感情奴役”中解放出来,也无法让那些成功地解放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的少数人获得真正的幸福。

  

  绪论

  

  过去40年,在新自由主义(某些地方被称为市场极端主义)支配下的美国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关注更多的是忘却而不是学习,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是确认私人利益而不是争取民主权利,是塑造残酷性的文化而不是浸透社会责任意识的民主政治。不仅社会国家的所有残余都受到围困,而且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发起的对公共价值观的激烈攻击现在已经出现了咄咄逼人的危险转向,尤其是随着茶叶党运动的兴起、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组织(CitizensUnited)案的亲企业裁决的实施、企业权力对国家主权的篡夺、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张,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财富和收入上的极端不平等、城市破产、私有化猖獗、脱缰的军国主义、放纵的个人主义、国家批准的滥用酷刑、人们痴迷于物质享受等已经正常化到这样一种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控制美国公众的经济达尔文主义的这些意识形态新特征的话,美国社会将是什么样子。下面的咒语众所周知:如今政府就是问题,社会是幻觉,主权受市场驱动,解除管制和商品化是公司型国家的支柱。利润是用来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社会是否先进的唯一可靠标准。如今,公共价值观即便不被视为病态,至少会被看作一种负担。民主承诺、社会关系、公共空间已经不再被视为希望的象征。它们就像年轻人和数量不断增加的穷人一样成为可抛弃的东西,是对经济的消耗和对新自由主义真理政权(regimesoftruth-福柯的说法或译为真理王国)的威胁。在一个热衷于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品及长期感情的迅速可处置性的社会里,政治学已经不仅仅是反面乌托邦而且出现了机能障碍和深层次的独裁倾向[2]。美国公众已经不再得到机会、指导、和培养批判性思考能力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素质教育。那种能提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潜力的前提和对任何可靠的社会观念都不可缺少的成长教育正在遭到破坏。在此情况下,思想不可能持久维持,不可避免地变得短命、变幻无常、稍纵即逝。如果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不能表现出对民主政治和集体斗争的强烈支持,那是因为他们生活过的30年正处于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对自己未来的遭到削弱和羞辱的投资缩减的时期”,尤其是对那些因为阶级、种族、民族出身而处于边缘化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同上,第235页)

  对一代年轻人来说,这个历史时刻的新内容是他们亲身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教学法体系的无情传播,以及该体系对放纵的个人主义的吹捧和对社会、公共价值及公共利益的病态的蔑视。他们已经被淹没在鼓励竞争的文化和导致相互残杀的市场价值体系中。面对协商权、劳动、大学教育、福利国家等一直遭受的激烈攻击,工会、学生、工人和其他人都不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和反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也就是阿列克斯o霍耐特(AlexHonneth)所描述的“失败的社会性的深渊中,即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没有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中找到共鸣”[3]。民主不再给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和经验留下空间。作为失败的社会性的一种模式,当今版本的市场极端主义用民主原则反对自身,扭曲了自由的语言和把平等作为可靠的观点和政治目标的正义语言。虽然游行示威是一种民主,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否认民主的作用,“让政治成为可能的是共同的生存经验,而经验是不可通约的。”[4]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贫困症状已经充斥在我们周围。

  虽然市场极端主义被2008年的经济危机搞得声名狼藉,但一种超级市场极端主义已经报复性地杀回来了。镀金时代已经回来,有钱人赢得巨额利润,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陷入更加贫困和更多苦难的境地。政治上的无知已经把市场挤到民粹主义愤怒的墙角,却让那些应该为极端不平等、贫困和各种其他苦难负责的人获得了政治上的奖励。因为社会保障被拆除,公务员遭到诋毁,公共利益如学校、桥梁、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公共交通都在恶化,除了少数例外,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拥抱经济达尔文主义,奖励其主要受益人:大银行和大企业。新自由主义再次以起死回生的模式在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制推行其价值观、社交关系和社会性死亡的形式。随着社会国家的成就的记忆被抽去精华,政治成为战争的延续,福利国家很快被战争和惩罚性的国家所取代[5]。一些重要的州如密歇根、威斯康辛、佛罗里达、俄亥俄等的共和党州长开始攻击年轻人、劳工权利和高等教育,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充分地证明福利国家遭到破坏、把国家转变成为惩罚性的机器,类似于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往往被人忽略的情况是,在这些攻击中,反社会福利的战争和反教育的战争是同一批人所为,他们都代表了破坏和暴力。发动第一场战争是为了让有钱有势者彻底控制所有形式的财富和收入,而第二场战争则是在意识形态前线进行的,争夺的焦点在于是否培养年轻人具有想象不同政治模式的能力,具有更强批判性的主观性。如果第一场战争是在政治经济的多样的多层次的领域内进行的,那么,第二场战争则是通过赖特•米尔斯(C.WrightMills)曾经称为主要文化机制的东西而实现,包括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在下文中,笔者将勾勒出两场战争的轮廓,它们是摧毁民主想象力残余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旨在把社会问题的价值贬低为政治思想的荒原。

  

  向社会国家宣战

  

  美国已经成为永远的福利国家,这一点已经很少被人怀疑。[6]它不仅在三个国家发动战争,而且其军事投资几乎等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指出“2009年,美国的军事开支占世界总开支的43%,其次是中国,占6.6%,再下来是法国4.3%,英国3.8%。”[7]我们挥霍了万亿美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徒劳的战争,五角大楼在2011年的开支将超过7000亿美元。更糟糕的是,汤姆•恩格哈特(TomEnglehardt)指出“我们控制了全球的军火交易,垄断了2008年军火交易的几乎70%,意大利远远落后于美国,排在第二位。我们投入更多的资金支持战争,我们的武装力量和战争武器比随后的25个国家加起来还多(这还不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费用)。”[8]而且,美国的势力在全球无处不在,其海外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美国拥有“560个军事基地和其他设施”[9],“即使在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提供基本服务的时候,”仍然在海外部署了三十万人的军队。[10]虽然军事开支挤占了社会项目所需要的众多资金,但军事预算很少在国会上引起激烈辩论,在公众讨论中也没有引起激烈的反对。

  战争现在已经被正常化,从国内角度看,美国正在一步步接近国家安全体制,而在国外,它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个帝国。军事史专家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认为“国防部这个误导人的名称实际上应该被称为全球政策部”[11]的观点是正确的。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性格中的核心特征,但常常不被承认的是,它在海外的永久战争越来越多地与国内前线展开的众多战争相吻合。这种分离变得非常明显,它表现在政客、反公共知识分子、普通大众都拒绝承认联邦赤字已经被我们的军事冒险消耗掉。正如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认为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在伊拉克实施的愚蠢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与我们在国内的经济崩溃之间的文化协同作用更加赤裸裸的了。普通民众作为不注入资金的抵押贷款持有者和华尔街高风险赌徒刺激下的房地产泡沫是贪婪煽动和刺激下的结果,而正是这种贪婪支配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最近的利比亚战争,他们采取现在打仗随后玩耍的态度,完全无视财政重心的法则。”[12]同样的,因为军国主义精神渗入到美国人生活的每个方面,政治越来越多地成为战争的延续,右翼、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客拥抱军国主义政策途径,他们认定有必要清除任何与永久战争状态及其军事化的经济达尔文主义格格不入的机构、异议者模式、个人、群体、公共领域的社会秩序。这些国外战争与国内战争不是没有联系的,因为它们都是为了右翼军事集团、新保守主义者、企业大佬的利益而发起的,所有这些人在国外的军事冒险和国内战争中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而且,武装冲突的成本与造成美国政治极端主义潮流的经济危机直接相关,同时进一步刺激了把现有经济危机的负担强加在穷人身上的惩罚性的国家的兴起。

  战争不仅仅是旨在保护美国安全和幸福生活的政策的后果。正如赖特•米尔斯指出的,它也是“军事形而上学”[13]的一部分,一个包括了企业、国防工业、政客、金融机构、和大学在内的各种势力的复合体。战争提供工作岗位、利润、政治回报、研究资金、以及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作为公共教学模式,永远的战争状态需要国民心甘情愿地遵循其价值观、意识形态、工具和暴力叙述。这种合法性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热衷于组织暴力生产的文化而提供的,是通过从高雅的时尚、好莱坞电影到五角大楼支持的暴力影碟游戏和音乐会的大众文化的众多注册者传播的。战争状态需要的是一种驯服的文化、闭嘴的知识分子、和基本上处于消极被动状态的消费者大众。它也使得两种形式的军事干预成为必须,一种是企业发起的反社会国家的战争,一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批判性思考的教育的战争。

  反社会国家的战争已经开始,最明显地体现在旨在惩罚工会、取消工人讨价还价的权利、削弱社会保障、缩减作为批判性学习场所的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同时根据市场文化的利益和价值观把大学重新组织起来等众多政策上。攻击劳工的卑劣性和意识形态教条特征都可以从缅因州的共和党州长保罗•勒佩奇(PaulLe Page)的呼吁中看出。此人要求去掉奥古斯塔(Augusta)的劳工部大楼门厅上朱迪•泰勒(Judy Taylor)创作的36英尺11块镶板的壁画。[14]勒佩奇宣称一些官员抱怨说该壁画呼应了他收到的电传中表达出来的情绪,即该壁画“令人想起用这些壁画为民众洗脑的共产主义北朝鲜。”(同上,第18页)但勒佩奇对工人、工会、老师的蔑视并不是仅仅要求清除壁画就算完了,他还下令将七个会议室的名字重新命名,其中有些名字就是根据著名的工会领袖命名的,包括“在60年代和70年代领导联合农场工人联盟”的英雄人物凯萨•查维斯(Cesar Chavez)[15]。勒佩奇的行为反映了威斯康辛州和其他一些州的共和党州长所表现的对民主和社会国家的蔑视,这些州采取了严酷的措施对付失业者、工作的穷人、中产阶级、学生以及位于为企业界富人服务的政客考虑范围之外的其他人。

  第二场战争是当今发生的反对高等教育的战争,这与反对社会国家和民主本身的战争密切相关。在市场极端主义支配下,本来要发挥批判作用和限制人类苦难、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机构要么被削弱要么被彻底废除,正如把个人问题理解为社会问题并按社会问题处理的许多公共领域的遭遇一样。[16]这种从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到野蛮的公司主权的转变是“减少国家对社会商品的支持的更大过程的一部分,在从前的斗争中本来作为捍卫工人和其他民众利益的国家这个机构现在却把他们抛弃了。”[17]面对巨额财政赤字,国家不仅拒绝加大对富人和企业的征税额度,而且实施大规模削减开支的政策,涉及医疗保健项目、食品银行、工人退休金、高等教育、儿童保健项目等一切内容。比如,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司各特(RickScott)“已经提议大幅度削减公司所得税和财产税,裁减政府雇员6700人,削减教育资金48亿美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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