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21世纪中国的文化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9 次 更新时间:2011-10-30 23: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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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为  

  

  民族复兴,归根结底,体现为文化的复兴。所谓文化复兴,就是要成为文化强国,形成气象汪洋的文化软实力。而今,这样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清醒把握历史走向,主动承担文化复兴的使命,争取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就是我们应有的文化自觉。

  

  一

  

  什么是文化软实力?简单地说,就是某种文化通过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力。但是,一定行为的形成,除了文化的支配作用之外,还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比如鲁智深的扶弱抑强,既要有强烈的正义感,又要有超凡的身手。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文化软实力既是它的文化表现,也是综合国力的一种对外实现形式。

  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的是美国全球战略谋士约瑟夫·奈(也译作约瑟夫·纳伊)。他说:“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其实,这个美国人所说的软实力并不软,因为它和美国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一样,都是直接服务于维护美国霸权的目的,而且其本身就有强制扩张的味道,所以人们称之为文化霸权主义。我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则完全是靠中国文化的智慧与活力,对内推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对外促进世界的和谐进步,并且凭借它在这种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自然而然地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从而成为其他国家可以分享、愿意分享的精神财富。这也就是说,文化软实力是远离霸权的真正软实力,它表现为一种引人倾慕的魅力,一种让人景仰的威望,一种令人推崇的榜样。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如在唐代贞观、开元年间,中国就是文化软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发达、社会活力的迸发以及善气迎人、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使得中国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心仪的对象。应对方请求,文成公主、鉴真和尚分别越过高山、大海,传播中华文明。新罗全面学习唐朝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日本频频派出大批的遣唐使。至于各国的使节、商贾、访问学者,更是络绎入朝、不绝于市。在各国人民学习中国榜样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也虚心学习各个国家、民族的长处,以至创造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奇迹。“天下朋友皆胶漆”,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众望归唐的盛况。至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仍习惯于称中国人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软实力的遗响余韵。

  然而,自清代乾隆后期起,中国便开始积贫积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则被逐步推到亡国灭种的边缘。随着主权丧失、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也成为西方列强轻蔑的对象。1858年,英国《笨拙》杂志发表的一首诗写道:“天生的流氓,那约翰·中国佬。/他把真理和法律抛到九霄,/简直是混蛋,那约翰·中国佬,/这个累赘几乎把全世界拖倒。”1876年,美国国会在调查中国移民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到了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径直将中国人判定为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不可取的种族”。于是,在濒危中求新生,在落后中图富强,在屈辱中争尊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梦寐以求、舍身奋斗的理想。梁启超憧憬过“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少年中国”,方志敏曾用“欢歌”、“富裕”、“康健”、“智慧”、“友爱”、“明媚”等词语描画过祖国母亲的新颜。如今,前贤、先烈的遗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中国的现实,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进程中也收获累累硕果。但是,所有这些毕竟属于中国发展进步的阶段性成就。只有到了我国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我国在化解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靠榜样力量发挥引导作用的时候,我国因为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而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拥护的时候,我国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为世界人民所普遍倾心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国际、国内提供的历史条件都在预示: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完全可以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初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在本世纪末叶将民族伟大复兴推向灿烂辉煌的峰巅。

  

  二

  

  自上世纪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一家独霸地位的确立,其软实力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千年王国”,什么文化“日不落帝国”,什么“历史已经终结”,诸如此类的自诩或恭维如乱花飞絮一般在地球的上空飘荡。一时间,似乎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已止于至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的最终选择。

  然而,新千年、新世纪似乎并没有给这个自负的帝国以特别的眷顾。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软实力更是像高山滚石一样滑落。经过多年积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再一次发展到对抗程度,国际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前所未有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新自由主义金融政策的纵容下,资本的贪婪似脱缰野马,带动虚拟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以至进入天马行空的地步。截至2010年,美欧的金融衍生品已达680多万亿美元,几近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50倍、全球国内生产总值20倍。在这种天文数字的投机游戏中,得利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第三世界人民和发达国家人民用血汗创造的实际财富则往往在不知不觉中遭到他们吞噬。其结果是导致美国和全世界两极分化的愈益加剧。在全世界,占人口2%的富人占有全球的一半财富,饥饿人口达10亿之多;在美国国内,占人口20%的富人控制了全国84%的财富,400个巨富家庭的资产净值竟然是占全国家庭一半的低收入家庭的总和,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700万人完全失业,中产阶级的生活也面临严重威胁。2011年9月17日,在金融危机中被进一步剥夺的贫困群体忍无可忍,终于在华尔街上演了“美国版的愤怒日”。据统计,仅养老金一项,金融危机给美国大众造成的损失就达数万亿美元之多,但是美国财政部、联邦政府机构和美联储所出巨额资金(总计约8.5万亿美元)的绝大多数,并非用于补偿大众损失的血汗钱和扶助实体经济,而是用以收购美国国债和银行有毒资产。金融寡头享受盛宴,大众在遭受剥夺以后还要替剥夺者买单,这就是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2011年8月,美联储原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NBC电台采访时直言不讳:“美国能够支付一切债务,因为它可以一直印刷钞票”。可以肯定,随着危机的加重,美联储的印钞机还会更加频繁地运转,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使全世界人民的实际财富进一步遭到剥夺。美元下跌必然要威胁到美元的霸主地位,于是金融寡头频频在全球制造政治动荡,如扩大化的反恐战争,埃及、突尼斯的颜色革命、利比亚战争等等。这是一石三鸟的策略:一是局势的不稳定迫使消费者收敛消费和投资,维持美元的市场购买力;二是削弱国内外舆论对于金融危机的注意力,消解金融危机引发的恐慌心理;三是扩大军火销售,为垄断资本创造营利空间。然而,垄断资本在搬起石头的时候,总是难免要砸到自己的脚:除了丧失人心之外,就是损兵耗财。据美国布朗大学瓦特森国际研究所发布的分析报告,美国10年反恐战争的总开销在3.67万亿—4.44万亿美元之间。2011年5月,美国政府公债总额突破14万亿美元大关。2011年8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

  华尔街金融寡头与华盛顿政客合伙剥夺国内外民众的种种表演,撕开了美国“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面纱。在目睹美国经济的乱象以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比照当年林肯总统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明确指出:在今日之美国,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从而道出了美国经济、政治体制为垄断资本操纵的本质。当年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于2011年初表示:“10年前,在网络泡沫破灭前夕,美国占优势。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效仿,即便不是始终受到喜爱;美国的技术风行世界;稍加调整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被视为未来的潮流。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他的结论是:“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至于民间的反映,则更为激烈。2010年2月,美国民间测验机构盖洛普公司公布:在民众心目中,国会议员是道德水平和诚信度最低的人群。 2011年8月,《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应对眼下经济危机负责的是华盛顿的两党政客。近3/4的受访者不相信华盛顿有能力修复经济。2011年9月,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公布的民意调查震惊世界:7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崩溃。

  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即个人主义的危害。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是个人主义的最初表述方式。到了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思想家,如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等,则干脆将自私自利、侵犯别人、统治别人认定为恒久不变的人性。作为一种社会哲学,个人主义以抽象主体原则看待人的本质。它只强调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而看不到人同时又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因此,在处理主体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时,总是立足于个人欲望的满足,立足于对他者的占有和征服。随着资本主义金钱盘剥关系的确立,个人主义也演变成了为资本扩张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在资本扩张的前期,由于社会财富还不算十分充足,将市场定位在满足人们正当需要的水平上(少数上流社会成员除外),就能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这时的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聚敛财富的勃勃野心和一定的节俭精神(也可称之为新教伦理精神)。当资本扩张进入后期特别是晚期以后,单靠满足人们的正当需要已经不足以填充资本追逐利润的胃口。因此,它必须刺激人们的本能欲求,制造庞大的过度消费群体,然后要求他们对资本的殷勤服务付费。这时的个人主义则应资本召唤,主要表现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正是资本的无限扩张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使追逐金钱→过度消费→满足无边欲求成为美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而超前消费,恰恰是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重要诱因。正如俄罗斯总理普京所说:“美国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将自己的部分问题转嫁给全球经济”,“像寄生虫一样,依靠全球经济和美元垄断地位生活”。

  观今溯古,我们不能不感叹历史的无情。如果从13世纪末的文艺复兴算起,资本主义文化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689年英国频布《权利法案》算起,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不错,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尤其是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时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是,资本在对人和自然的贪婪攫取中,也逐渐耗尽了它的制度、文化的能量。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危机中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正是以自由为外衣的垄断资本私有制、以民主为面纱的垄断资本专制和以人权为幌子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制造了人自身的分裂、人与人的分裂、美国内部的分裂、美国与世界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长此以往,势必将全人类引向毁灭的地狱。人类的事情要大家商量着办,人类的财富要比较均衡地使用,人类要学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有这些,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迫切要求。

  

  三

  

  2008年春,约瑟夫·奈在题为《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一文中说:“近年来,尤其是入侵伊拉克以来,美国软实力大大下降。根据许多观察家的估计,在美国吸引力或软实力下降的同时,中国的软实力却在提升。BBC(英国广播公司)最近对2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调查者把中国的影响视为是‘积极的’,而只有38%的人认为美国是‘积极的’。”应当说,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但是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上升之因的分析,却远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那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什么能够不断上升呢?一句话,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践,顺应了世界历史进步的潮流。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有人或许要问,近代以来,西学几度东渐,但作为体系都在中国热闹一阵以后黯然离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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