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论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8 次 更新时间:2011-10-29 16: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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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日趋密集,高层住宅里的一些业主,缺乏自律和公德意识,经常随手从自家窗户或阳台上抛掷废弃物件,威胁到楼下行人或住户的合法权益,对社区和街道的公共安全造成隐患。高楼抛掷物件的危险,成为悬在城市居民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楼下的行人随时都要担心“祸从天降”,高楼之下几成“雷区”。近年来,由此造成的人身伤亡和经济纠纷不断发生,但法律上尚无有力的回应,实务中各地人民法院的判决也各有不同,缺乏统一的责任依据,这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导致当事人无法获得救济,公共安全也得不到有效保障。高空抛掷物件的行为无疑是一种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在诉诸道德和舆论的同时,在法律上也有必要探究有效的制度,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安全。 

  

  一、抛掷物责任与现代侵权法 

  

  现代社会,高楼抛掷物件已经日益成为城市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实践中,小区内高空抛物现象比比皆是,灭顶之灾突然从天而降。例如据广州一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说,高空抛物现象在广州许多住宅小区普遍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抛掷物更是五花八门,从烟头、西瓜皮到小孩玩具、衣物、锅碗瓢盆。[ii]高楼抛掷行为问题仅仅依靠当事人的自律是不够的,法律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规范必须做出相应的对策。 

  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作为一个侵权问题,传统民法的侵权行为法并没有现成的制度。传统民法的侵权制度与抛掷行为关联的有二:一是共同侵权和共同危险行为,《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两人以上共同侵权的,应该负连带责任。但共同侵权以侵权人之间的共同过错为要件,共同危险行为需要有共同的危险参与行为,但都与高楼抛掷物责任不严格相符;二是建筑物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有关建筑物、其他设施上面的悬挂物、搁置物掉下来致人伤害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要承担责任。但抛掷物显然不属于建筑物上的悬挂物或搁置物,因此,严格地说,法院判决在现行法中没有依据。这是因为,高楼抛掷物侵权现象具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人口日益密集,城市空间日益局促,建筑物高层化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日益普遍,社区街道公共安全日益脆弱,高楼抛掷行为才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凸现出来。而传统的民法侵权行为模式和类型源于古代罗马法,发展至近代完善成型,其社会背景是这样一幅图景:广阔的农庄、宁静的乡村、传统的市镇、孤立的住宅、低矮的楼房等。高楼抛掷行为自然无从产生,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独立的侵权类型纳入立法者的视野。因此,对于抛掷物责任不能拘泥于现行成文法规的具体条文,而必须在侵权行为法的基础上,斟酌具体社会实际情况,适当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对这一现代社会的新涌现出来的侵权类型予以调整。 

  还有人认为,高楼抛掷行为可以通过行政法规解决,从而否定其民事侵权责任。实践中,针对高楼抛掷物件问题,许多城市都相继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予以规制,例如广州市政府于通过了《关于从重处罚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及丢弃废弃物等行为的通告》,该通告第二条就规定,不得从高空、建(构)筑物向外掷物、泼水。第三条规定,乱倒废弃物的,从高空、建(构)筑物向外掷物、泼水的,责令其清除干净并处以二百元罚款。但综合起来,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与抛掷物的民事侵权责任相比,其缺陷在于:一是多头管理,这种行为大都由各城市的环卫、城管部门行使管理权,但权责并不明确,往往互相推诿、扯皮,不能有效地遏止抛掷行为的蔓延,也不利于充分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二是环卫、城管部门的调查取证能力和执行、处罚权力都相对有限,大都以劝诫教育或轻微罚款为主,缺乏有力的强制措施,并且行政部门主观上也没有足够的动力,不足以有效地对高空抛掷行为进行事前预防和事后惩戒;三是行政措施并不能替代民事救济,行政处罚也不能替代民事责任,公法上的责任与私法上的救济不应互相排斥,否则可能“以罚代赔”,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和请求民事赔偿的权利。因此,即便对于高楼抛掷行为存在行政法上的规制,但也不能否定民事赔偿责任和合理性。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既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补偿,又通过对高楼住户课以某种败诉风险从而遏制其高空抛掷行为,以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维护社区公共场所的安全和宁静。 

  毫无疑问,抛掷物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问题在于到底是依据传统民法的自己责任原则承担责任,还是由可能造成抛掷物危险的业主承担共同责任?如某人在某栋楼下行走,被突然从楼上抛掷出来的物品砸伤甚至遇害,如果能够直接找到抛掷人,则对责任的承担无疑应当由抛掷人承担责任。但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不能确定真正的抛掷人,或者只能确定是由该栋楼的部分业主抛掷的物件。在此情况下,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是由该楼的业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还是由受害人自己承担风险?所以,我们说的抛掷物侵权责任,其实是指不能确定真正抛掷人时的责任,其问题的复杂性也在于此。 

  从司法实务来看,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的做法极不相同:有的法院判决依据自己责任原则,无法确定真正的加害人时,完全由受害人承担损失;有的法院判决依据建筑物责任的规定,由该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建筑物区分所有时责任主体为全体业主)承担全部责任;有的法院判决依据共同危险行为的法理,由可能造成为抛掷危险的部分业主承担连带责任;有的法院判决依据公平责任原则,由业主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甚至有的法院以缺乏明确的被告为由驳回起诉或干脆不予受理。 

  我认为,在不能确定抛掷人的情况下,完全由受害人承担损失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应当由建筑物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承担民事责任。这样分担损失是否与传统民法的责任自负的理念相悖呢?所谓自己责任,即每个人只能也只应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负责,而无须对他人行为的后果负责。数个人共同对他人实施侵害的行为之所以被称为共同侵权行为,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责任依据就在于他们之间具有意思联络或共同过失,正是由于行为人之间这种主观的共同关系,他们的行为相互结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倘若由各个行为人之间没有主观的共同关联,仅基于其客观行为的结合或损害后果的不可分,就承担连带责任,则实际上是强令某个行为人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如果不考虑主观过错,则如果仅是行为的外在的结合的话,那么实际上仍属于单独侵权行为,而非共同侵权,尽管可能在事实上损害后果是不可分的,但在法律上完全可以根据各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和原因力的大小确定各行为人的分别责任,而不能适用连带责任,否则将违背“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基本原则。高楼抛掷行为由于缺乏共同的主观联系,不属于共同侵权行为,那么是否就应当适用自己责任,由受害的行人自负其风险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抛掷物侵权之所以不适用传统民法的自己责任原则,有其内在价值理念的基础。从侵权法理念的发展来看,自己责任原则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点之上的,其宗旨主要在于保障个人自由。每个人只是对自己的行为和物件致人损害负责,而对他人的行为所致的损害不承担责任,这就使每个人在市民社会成为具有独立意志的主体,而且可以使得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具有可预见性,并且也使得法律规则也具有可预见性。自己责任实际上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是对自己的过错负责,二是对因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即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要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以及其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在损害发生后,如认定某人对损害负责,必须要确定这两个要件,这两个要件是自己责任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从而构建了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模式。 

  传统侵权法模式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产物,然而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危险活动急遽增加,从而导致对过错的认定和因果关系的判断极为困难。因为受害人与损害发生原因的距离较远,以及技术障碍、信息不对称、经济实力等原因而造成举证的困难,受害人往往难以确定损害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因此,现代侵权行为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过错的客观化、过错的推定、严格责任、公平责任、替代责任的扩张以及因果关系的推定等。这些现象都表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日益突破自己责任的樊篱,向优先保护受害人方面倾斜。现代侵权法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受害人保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重点是为了给予受害人以充分的补救。正是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现代侵权法进行了种种制度创新,如归责原则的多元化、因果关系推定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手段。确定救济受害人为中心的目标有两个方面的根据:一是人本主义,人的价值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是法律保护的最高法益。二是实质正义,因为在各种危险责任的事故中,受害人相对于行为人而言,大多是弱者,而且又已经遭受了不幸的损害。正是因为受害人的弱者地位,法律不能为了满足过错、因果关系等技术上的要求,而使得无辜的受害人投诉无门。如果必须要求过错和因果关系,尽管可能满足了安定性的要求,但将导致社会妥当性的牺牲。由此,古典的侵权行为法向现代侵权行为法转变,侵权行为法日益成为一部损害分担法和风险分配法。 

  

  二、抛掷物责任的利益衡量和效率分析 

  

  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如何承担?首先取决于是坚持传统民法的自己责任原则,还是侧重于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实际上是一个法律上的价值判断问题。所谓利益衡量,也称为利益的考量、利益的平衡等,实际上是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考量,以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从而维护社会实质正义的实现。利益衡量是一种重要的法学方法,既不同于法律的解释,也不同于法律漏洞补充的方法,因为在后两种清下,都存在可供适用的法律条款,即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是明确的,只存在法律漏洞或者不明确,需要采用法律解释方法来确定法条的准确内涵。但是在采用利益衡量的情况下,逻辑三段论的大前提是不确定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利益衡量的方法。法官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的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在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时,法官自须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的意思,而加以取舍。[iii]其实质上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公平解决法律纠纷。利益衡量要求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以立法者的角度考虑各种利益得冲突而对法律的适用加以取舍。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归属实质上即是一个利益衡量的问题。对法益衡量可由前述诸裁判归纳出下述原则:首先取决于——依基本法的价值秩序——于此涉及的一种法益较他种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无疑应该可以说:相较于其他法益(尤其是财产性利益),人的生命或人性尊严有较高的位阶。[iv] 

  因此,基于保护受害人着眼进行利益衡量,应当由相关的业主承担责任较为合理。其理由在于: 

  第一,从公平角度而言,受害人无辜的损失不能得到补偿,这对受害人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受害人本来就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如果其遭受无辜的损害,又不能得到任何救济,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法律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一个无辜的受害人,甚至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上贫困的人,他自己在公共场所行走,没有任何过错,法律不可能要求他行走时,时刻保持警惕,以预防损害的发生。受害人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无辜地遭受了损害,甚至使得其终身残疾,甚至导致死亡,如果法律对这样的受害人不能提供任何救济,无论如果论证过错责任的合理性,在此情况下,这种论说也不能使人信服,而显得苍白无力。这等于法律对此种损害的发生,采无动于衷和听之任之的态度,没有体现任何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第二,从风险的负担和分散的角度而言,相对于受害人个人而言,应当承担责任的业主是一个集体,其更具有分担损失的能力,使其负责更为公平。受害人毕竟势单力薄,已经遭受了不幸的损害,不能由其再负担全部损失。并且,业主集体相对于受害人来说,更有分散风险的能力。物业的业主往往都组成了业主委员会,并且收缴一定的费用作为物业基金,业主集体可以通过业主基金、向保险公司投保等社会化的机制分散此种物业风险,而受害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其很难通过集团化、社会化的方式分散高空掷物的不测风险。 

  第三,从预防事故的发生的角度而言,应当对最有能力避免损害的人科以责任。侵权法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实现的是一种风险的分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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