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平反、道歉和国家非正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57 次 更新时间:2004-11-08 22: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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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进入专栏)  

  

  道歉原本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但是自九十年代以来, 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前受害者社会和解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1995年7月,雅克.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道歉;1993年,叶尔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拉克数次为种族隔离政策道歉;挪威国王1997年10月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托尼.布莱尔于1997年5月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在澳大利亚,是否应当为“遭盗窃的一代”土著民道歉,更是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这些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巴坎称之为“国家之罪”。在这些对国家历史非正义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E. Barkan)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注1〕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成为一种对未来具有道德意义和社会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诺,而展望未来正是以不忘过去,反思过去和正式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前提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在中国发生。

  

  在中国有选择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未来(所谓“向前看”)恰恰成了忘却过去的借口。在中国,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反胡风,反右,大跃进的“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文革,六四,都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在国外,为过去道歉的政府与犯有罪行的政府未必有必然的继承关系。如果它们都能为过去的政府承担责任,那么中国一代一代钦定接班方式产生的政府难道不更应该为先前的政府承担责任?政府为国家历史非正义道歉,这涉及到一系列政府责任和社会道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充分显现在澳大利亚社会关于“被盗窃一代”的争论中。了解这一争论,对于我们在中国思考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赔偿、平反和道歉)和社会群体和解(共创未来社会)问题,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国家罪过和政治补偿

  

  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曾将原著民人家的孩子强行脱离他们的父母,安置到儿童扶养机构或白人家中。负责此项事务者之一的伊斯代尔(James Isdell)曾于1906年这样解释政府的动机:“混血儿在智力上高于土著,国家有义务让他们以后能过上比他们的母亲好的生活,”政府(重新安置他们)是为了让他们顺利融入主流(当然是白人)社会。〔注2〕据估计,被强制重新安置的儿童多达十万人,但确切数字已无从核实,因为政府“出于对儿童利益的考虑,”销毁了许多关于儿童生身父母的文件。1997年4月,为调查此事而设置的澳大利亚人权和平等权利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带他们回家》的报告。这篇报告立刻引起社会对于“遭盗窃的一代”人伦悲剧的极大关注。〔注3〕

  

  委员会将土著民儿童重新安置计划称作为企图消灭土著民的“种族灭绝”行为。它强烈批评政府关于计划出于好意的说辞。它认为,既然澳大利亚已于1949年接受了联合国反对种族灭绝的公约,政府就有责任为受害者个人、家庭和社群作出赔偿,并对他们作出郑重道歉。委员会提议设立“全国道歉日”,在这一天可以举行各种公众活动和仪式,包括让一些有责任的组织(警察、城镇地方政府、教会等等)表示歉悔。政府拒绝了这个提议,以总理霍华特为首的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是,政府会采取补助措施,纠正以往对原著民的错误,但不能为此作出官方道歉。

  

  1998年8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在议会提出对土著居民的“和解动议案”,媒体称之为“遗憾但不道歉”讲话。〔注4〕霍华德并不是一个对土著民的不幸无动于衷的人,他以个人的名义表示过道歉:“我个人深深地为我的澳大利亚同胞感到抱歉,他们因我们的前辈对土著民的行为而承受了非正义的痛苦,……许多人至今还因这些行为而受到伤害和痛苦,我为此说对不起。”〔注5〕但是,作为政府首脑,霍华德拒绝以政府的名义道歉。从旁观者看来,霍华德不同意道歉的最主要原因是“怕政府就此无以应付土著民(经济)赔偿要求。”〔注6〕然而,霍华德在公开说明立场时所用的首先不是经济理由,而是道义理由。霍华德为政府不道歉的辩护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当时政策的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只有后来人们才觉得不对。”第二条是,“要后人为前人所为负责,这是不公平的。”〔注7〕前一条是要求人们正确对待因善良动机犯下的错误,后一条是提醒人们不要无端地把全体澳大利亚人圈入集体罪过。

  

  霍华德特别强调集体罪过的危害和非正义性。他指出,澳大利亚人不想纠缠在耻辱和罪过之中。澳大利亚人知道过去发生过错误,发生过非正义的事情,造成了伤害。但对于绝大多数新一代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事与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并无个人牵连。强迫他们负有个人责任并为此蒙羞,是一种非正义的无端惩罚行为。〔注8〕霍华德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表示遗憾,同时又采取实际的补助措施,这已经是对过去在土著居民问题上的错误作了纠正,有了交待。从纳税人的角度,他们更是不愿意为过去政府的行为担负经济责任。他们反对政府道歉,因为道歉的罪责后果就是经济赔偿,不仅如此,还会引起土地继承权的问题。他们同意霍华德的说法,一个国家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就会没完没了。“为(过去政府的)坏政策作经济赔偿会就此打开洪水闸门,使得任何后来被发现不智的政策都引来索赔要求。”〔注9〕

  

  政府不道歉引发了强烈的批评。批评者指出,致力于社会和解的公共政治,它的补偿不仅应当包括物质性的赔偿和恢复名誉(平反),还应该包括现有政府对过去政府错误的正式道歉。他们强调,没有道歉的平反和赔偿起不到政治悔过的作用,因此也就难以收到社会和解的效果。《回家》呼吁道歉的理由是:“受害人的人权遭到粗暴侵犯,补偿和安慰他们的第一步是澄清真相并向他们道歉。”〔注10〕道歉不仅是谁对谁说“对不起,”而更是“澄清真理,”弄清历史是非。《回家》明确提出,除了补救、平反和金钱赔偿之外,还必须有政府的道歉。原著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委员会主席盖吉尔.德杰库拉(G. Djerrkura)强调,道歉是“绝对必要的。联邦(政府道歉)并无损失,意义却极重大,因此它应该道歉。”〔注11〕

  

  在对土著民道歉的争论中,不道歉和要道歉的双方所使用的其实是不同性质的理由。帕奥尔(M. Power)指出,霍华德和他的大多数支持者使用的是一种“个体”性的理由,即“各人为各人的行为负责,不应代人受过。”而要求道歉者则使用了一种“群体”性的理由,即道歉并不只有利于受歉者,它同样有利于道歉者和整体社会。〔注12〕道歉并不只是受歉者金钱索赔的第一步,而是弄清历史真相,达成社会和解的第一步。道歉并不单单是“便宜”了受歉者,道歉让全社会一起有了群体净化的机会。

  

  社会有义务帮助原著民,这不只是出于同情,也不只是出于单纯的补偿愿望。社会承担这一义务乃是为了表示感谢原著民对现今社会和解所作的特殊贡献。原著民追溯往事是为全社会释放记忆。福娄(J. Frow)指出,释放记忆有“叙述净化”的作用,然而,并非一切记忆都有精神疗效,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些幸存者因回忆往事而经历苦难细节的二度痛苦。〔注13〕(反“右”受害者、文革幸存者、六四受害者家属的回忆何尝不如此?)因此,赔偿不只是为了赔偿受害者过去的痛苦,也是为了赔偿他们在回忆过程中遭受的痛苦。受害者的回忆是为了帮助整个群体反思,并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比兹莱(K. Beazley)就曾指出,回忆对于幸存者是痛苦的,社会在受害者回忆问题上应当既力求澄清真相,又避免伤害当事人。社会不应当以避免二度伤害为理由来埋葬集体记忆,而是应当以各种方式来帮助受害者,其中包括避免法庭诉讼的盘根问底,不追问令当事人痛苦的细节,以及设立“咨询、和解和协议”程序。〔注14〕

  

  澄清往事和为以往过失道歉不仅有利于广大社会和受害人,而且也有利于道歉者。道歉往往能为道歉者树立真诚、诚实和勇于改过的新形象,也能补救他们及有关者因过失而造成的形象损害。伯诺特(W. L. Benoit)称道歉是一种“恢复形象的话语,”道歉使过失者能“在被指责和怀疑做了错事之后,得以恢复颜面、形象或名誉。”〔注15〕关于道歉的公众政治意义舒兰克(B. R. Schlenker)说得很明白:公开道歉并不只是一种发生于道歉人和受歉人之间的行为,道歉是过失者在公众舞台上以行为在展示“他是谁”,台下的看者(公众)看得一清二楚。一个政府错事做多了,伤害的人多了,“所影响的就不只是它与直接受害者的关系,而是它在整个社会公众前的形象。”〔注16〕

  

  二、道歉和政治责任

  

  从修复形象或挽回面子来陈述道歉的必要,这是诉诸于过失者的自身利益意识,不是诉诸他的道德良心。对于许多犯错的高位当权者,自身利益的确往往比道德良心更为重要。即便认错有助于修复形象,当权者也并不总把道歉看成是一种符合他自身利益的行为。当权者往往觉得,道歉不仅不能挽回面子,甚至道歉本身就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如果谁劝他道歉,即使是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也会觉得谁在存心让他丢面子,破坏他的威信,损害他的利益。由于当权者对自己利益有他自己的看法,公众要求当权者道歉,单单诉诸他的自身利益是不够的,一般不会有什么正面结果。

  

  对需要修复形象的当权者来说,道歉决非是唯一的选择。伯诺特曾指出,修复形象的策略或方法有五种,它们分别是“抵赖、诿过、大事化小、知耻和改过。”〔注17〕我们不妨把它们的次序稍作调整,于是便有以下这五种策略。一,抵赖,即“我或我们没错;”二,大事化小,即“有些失误,并没全错;”三,诿过,即“错了,但不是我的错;”四,羞愧,即“虽不是我的错,但我也有责任;”五,改过,即“错了,由我重新开始。”在这五种对待过失的态度中,霍华德拒绝政府道歉所采取的是第三种策略。

  

  就澳大利亚的情况而言,由于《报告》对当事人的痛苦往事作了详尽生动的报道,政府抵赖是行不通的。信息越自由,新闻、言论越自由,政府也就越难强迫人民将官方报道接受为真理说法,抵赖也就愈难成为有效的修复形象的手段。只有在专制制度中,抵赖才能成为一种修补形象的手段。同样,也只是在专制制度中,才最容易发生对过去错误的大事化小。大事化小的目的在于“降低错事可见的危害性,以减轻被指控者的责任。”〔注18〕当事者可以强行规定错误的性质和出现错误的原因。《报告》将澳大利亚政府对待原著民儿童的措施称作为“违反人权”,或者甚至“种族灭绝”。在人权意识甚强,民主制度又比较健全的澳大利亚,这一批评形成了公众的共识,政府无法将这件事大事化小。

  

  修复形象的第三个策略是诿过。诿过就是推卸责任,“被指控者不否认做了错事,但声称自己不负有责任,因为错事乃是他人之过,不明情况,料想不到的意外,或者好心办错事。”〔注19〕霍华德在此事上使用的基本是诿过的手段,他拒绝道歉的理由是,“前人所为,不应由后人承担罪过”和“当时无明显不妥,错误为后人所见。”诿过虽然是不道歉,但其性质毕竟与抵赖和大事化小不同。诿过者毕竟还有是非之分,而抵赖者或大事化小者则没有这种事非意识。霍华德曾郑重地以个人名义作出了道歉,至少公开表明了他对这事情的是非分辨和批评态度。相比之下,这种个人的道歉在专制制度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个人和组织的高度一致使得个人思考和判断成为多余,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基于个人判断的是非意识。

  

  第四和第五种修复形象的策略,“惭愧”和“改过”,可以放在一起考虑。政府为国家之过正式向社会道歉,就是一种表示惭愧、力图改过的实际行为。道歉“对受害者既可以减低其受伤害程度,又可降低施害者形象损害,实为一种双赢的行为。”〔注20〕惭愧和改过是互为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和实践。尽管如此,人们对于“过失”的性质还会有不同的认识。什么是需要改正的“过失”呢?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把它理解为“罪过”(guilt),另一种是把它理解为“过错”(wrong)。第一种回答是个人良知型的,第二种回答则是公民责任型的。

  

  在对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的过错分析中,雅士伯和阿伦特就曾分别持这两种不同的过失观。雅士伯和阿伦特都认为,纠正纳粹德国过去的错误,补偿受害者是远远不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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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不知道对不对 天涯客 2005-01-03 17:31:38

  \"反思过去和正式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前提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在中国发生。
  
   在中国有选择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未来(所谓“向前看”)恰恰成了忘却过去的借口。在中国,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反胡风,反右,大跃进的“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文革,六四,都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 这些语言还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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