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 常鹏翱:从学科分立到知识融合——我国法学学科30年之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2 次 更新时间:2011-10-28 16: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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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常鹏翱  

  

  法学是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的一门学问,即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和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的答案的学问。[1]在我国,法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一样,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内部还可细分为理论法学、部门法学等。这样的层级划分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分立,符合具体学科对象的差别和“术业有专攻”的社会分工规律,但由此也产生了相当厚的知识隔膜,特别是不同学科的学者通常只擅长自己领域的法学知识,而对其他学科知识了解不多,在目前这个科际整合时代,[2]如此现状显然不符合发展潮流,可谓是法学学科发展中的大障碍。

  针对这种现状,笔者主张,尽管客观上存在学科分立,但法学研究者应有融合法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以及法学内部各学科知识的基本观念,并尽量付诸法学实践,即从学科分立到知识融合。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从知识融合的角度,着重对我国法学学科30年来的发展予以述评,总结有益经验,吸取必要教训,既为回顾又为展望,以期对推动我国法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和意见。

  

  一、我国法学学科的回顾:学科分立及其问题

  

  (一)在学科分立中前进的法学

  新中国的法学经历了从附属于政治学到成为真正独立学科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废除“六法全书”和全面学习前苏联,新中国颠覆了原有的法学根基和成就。从1949年到1957年,与旧法统割裂的社会主义新法学得以发展,有了一定的法学教育体系和法学研究组织和刊物。[3]不过,受其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法律只是政治的一部分,法学从属于政治学。[4]换言之,尽管其时有法学之名,但它并不完全独立,而是受制并服务于政治,无论指导思想、学科设置还是学术产出,均突出政治方向和路线。正是这种相对于政治的从属地位和工具属性,使法学无法形成相对独立和超脱的学术机制,这为它在此后的低落埋下了伏笔。我们看到,从1957年到1966年,法律逐渐被领导人意志、阶级斗争、群众路线等政治策略所替代,从1966年到1977年,法律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丧失作用,与此相应,法学全面消沉,不仅国家法、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学不能正常存续,国家和法权学说也没有效用;不仅西方资本主义法学被抛弃,包括前苏联法学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学也不起作用。[5]

  1977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法律的作用日益重要,法学因此有了重起和振兴的契机,并在近30年里迅猛发展和逐渐成型。与前一历史时期相比,法学特别是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形成了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反映了法律学者较普遍的共识。更重要的是,法学从根本上摆脱了对政治学的依附,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独立学科,并形成了较完整的学科布局。毋庸讳言,法律、法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法学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通过体现其自身理论性和技术性的双重特质,来保持它与政治的适当距离,并用自身特有的规范机制和理论体系显示出它与政治学的区别。正是在此意义上,法学作为独立学科体现出学科分立的价值。

  在学科分立的架构中,法学有了相对完整且比较稳定的学科构造,其中包括理论法学、法律史学、部门法学、国际法学等次级学科,并又分设不同的下级学科,如部门法学中包括了宪法、民法、刑法等。这种学科布局既有先前做法和域外经验的合理性验证,又符合我国法学传统和实证法格局,基本上能得到法学界的认同。不仅如此,随着社会进步和知识深入,法学内部的学科构造也日益合理和成熟,法理学即为适例:最初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强调国家理论在法学中的作用,之后的“法学基础理论”虽然注重法学基础概念和范畴,但法学问题并未全面铺开,再后来的“法理学”不仅更注重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也突出表现出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特色。[6]其他法学学科同样如此,如我国民法学有总论、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的稳定架构,并融合了域外经验和本域问题,其成就有目共睹。

  在上述学科框架内,法学的知识视野也有相当大的拓展。在此方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军事法学、体育法学、卫生法学等次级新学科的兴起,它们在汲取传统法学知识的基础上,根据各自关注领域又分别自成体系,延伸和深化了人们对法学的认识。此外,法学的视野还超越我国台湾地区法学、英美法、日本法等传统强势法学资源,延及罗马法、日尔曼法、德国法、拉丁法等资源,并将法律经济分析、社会调查等新方法引人法学中来,这些表明我国法学的后发优势和开阔眼界。不过,尽管如此,我国法学并未超越自身,为其他学科预设相互勾连的管道,而仍然于自足、自主的学科分立中发展前进。

  不仅法学的学科构造和知识视野有了充分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得到了大力强化,这些均印证并确保了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法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活动,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合理、缜密的理论阐述能向社会宣示法律要义和精神,并规训和培养法律人的法律观念和技术,而且法学通过为立法和司法活动提供智力支持,完成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将抽象法治落实为具体法制。在我国社会大环境下,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号召、民众利益诉求和时势背景需求的影响,要为特定问题提供稳妥可能的解决方案,我国法学较好地实现了这种社会功能,无论是《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是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行政机关的行政规章的问世,都离不开法学的支持,由此,甚至可以说,法学的广义意义是立法、司法和学界共同打造的学问,其隐含着这样的命题,即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志向,使得法学在学科分立的基础上持续保持和强化其独立性。

  (二)固守学科分立产生的问题

  尽管新中国法学经由曲折的历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和学科,但这并不表明法学应当与其他学科知识绝缘,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地。客观地讲,我国法学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成就,也有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成就,但就整体而言,学界不注重法学与其他领域知识交融的现象比较普遍,跨学科的知识融合存在严重不足,这已经制约了我国法学的进一步合理发展。

  具体而言,因为不能及时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造成法学研究视野狭窄、方法单一,既不能准确发现和认识问题,也不能妥当地解决问题,很难满足社会实践和理论创新的需要。比如,法学者正面临着生物科技进步和伦理观念变化而带来的挑战,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人格权商品化、代孕等对传统民法中人、物、人格权、身份权等提出了新问题,而法学界没有充分的自然科学、伦理学等知识储备,无法给出稳妥的解决方案。又如,“碳交易”是一个新生事物,亟需法律规则的指引,但由于它涉及环境保护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国际关系,又与国际贸易法、国际组织法、民法、环境保护法等有关,而法学者没有综合把握这些领域的知识,也未找到合适的应对措施。

  再者,我国法学内部的划分相当细致,而不少学者固守这样的划分,导致各学科之间互不了解,如在我国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少数法理学者即对物权法草案误解很深;也有个别宪法学者指责物权法草案违宪,这反映了法学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隔阂很深。甚至同一学科内部又有更进一步的知识壁垒,如民法学分为总论、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等,有的学者据此而有主要的研究领域,以至于研究物权法而不关注侵权法,研究合同法而不关注物权法。这样的知识分裂表明,我国法学内部诸领域之间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的知识通道,长此以往,知识隔膜只能愈来愈厚,各学科只能更加自说自话,学科之间也就更难沟通,当然,也就很难出现在多学科、多领域均有建树的学者,更难以出现研究领域横跨多个社会学科的大家。

  可以说,正是因为不少法学者欠缺必要的跨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的观念或者能力,导致我国法学研究在总体上,或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既不能充分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外部学科的合理知识和方法,又不能有效地融合法学内部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严重阻隔各学科之间的知识交流;既不能完备地解决现实和理论问题,实现法学应有的社会价值,也不能促进交叉学科研究,无从形成新的知识增长点。就此而言,如果无视社会关系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而刻意强调法学学科的独立性,甚至刻意强调法学各科知识相互独立,那么,法学势必难有好的发展和新的突破。

  

  二、我国法学学科的展望:步入知识融合时代

  

  在此背景下,我国法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就必须依靠学界以超越学科分立的眼光来发现和捕捉现实问题,努力进行知识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夯实学术发展的创新点,否则,法学就可能是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智力游戏和文字游戏,不可能有创新性和生命力,故而,从知识融合来弥补学科分立的缺陷,应是我国法学学科发展的必由路径,而且这种路径并不虚幻,它既必要又有可能,它将引导我国法学学科步入新时代。

  (一)探寻知识融合的意旨

  法学和其他学科在本质上均属于理论探讨的学术范畴,均体现了学者通过说理来阐释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的理论努力,但不能因此就特别强化它们纯粹的理论色彩以及相互间的差异性,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共性,尤其不能忽视它们的共同目的,即服务于社会,以及它们共同的研究对象——人。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要妥当理解这一对象,就必须打破学科分立,通过各学科知识的融合来反映社会真实问题,满足社会真实需要,最终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这正是知识融合的根本意义。

  包括法学在内的各种学科的价值均具有双重性,即在促进理论发展的同时,尽可能解决社会实践中的问题,说到底,其目的就是服务于社会,在此目的的指引下,不仅法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应当融合,法学内部各学科的知识也应当融合。

  一方面,从我国现实情况和实践发展来看,人口和资源的突出矛盾、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法律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多有缺口等特殊因素,产生了诸多无经验可循或要打破旧体制的新问题,受媒体高度关注的“信息公开”、“虚拟财产”等无不如此。这些问题源于社会实践,事关社会秩序,属于法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关注的对象,要妥当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法学知识并不足够,必须综合相关学科知识。比如,“信息公开”涉及宪法、行政法、民法乃至政治学知识,“虚拟财产”涉及民法、知识产权法、刑法以及信息技术知识。显然,只有融合相关的知识,才能认识它们的问题所在,并给予妥当的规范;也只有如此,理论才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说教,而是服务于社会的利器。

  另一方面,在法学学科内部,为了妥当处理实际问题,满足社会需要,也应进行知识融合,因为法学内部的学科分立只是基于不同侧重点而进行的人为划分,但现实问题并不因此而消灭其跨学科存在的可能。比如,不动产登记错误的法律救济是个实践难题,其中涉及多学科知识,必须综合民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证据法等学科知识才能妥当应对,面对这种知识网络化的问题,只有通盘把握相关知识,才能给出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说到底,法学特别是部门法学,是要为法律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的一门技术,而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把问题放在不同学科背景下进行审视,再进行对比,找出异同所在,进而进行知识粘合,共同协力解决问题,否则,很有可能产生顾此失彼的疏漏。

  而我国法学研究以及法学教育的现实是:在对待实例问题上存在不小的误区,即实例往往脱离其产生的具体背景,其使命就是为某一学科中某一确定的理论或规则提供具体印证,这就导致学生或其他受众只记住该理论或规则,而忽视实例的现实意义和蕴涵的其他问题。然而,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在发生时,并不遵循既定的理论或规则,而有其发生的原因,要透析它,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综合运用不同的知识。从客观情况来看,学者普遍更注重学科中的纯粹理论问题或源于域外的经验,而对我国实践发展素材关注不够,无论是讲课内容、教材编写还是专题著述,均缺乏必要的知识跨度和适用性,进而造成法学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后普遍感到所学难以有效用于实践,遂有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相互脱节的普遍认识。这方面的问题实在太大,故而,呼吁从学科主导转向问题主导、从理论法学转向临床法学的主张值得赞同。[7]

  此外,法学是否一门科学,是法学史上争论的悬案之一,[8]不过,无论正反见解,均指出法律文本和法学理论的不完满性,它们不可能为所有的指涉范围内的问题提供不可推翻的标准答案。正因为如此,法学研究才不能受制于建立在国家立法基础上的学科分界,不能仅仅把国家立法视为唯一研究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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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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