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越行越窄，接二连三的税制改革动作，昭示国内政策调整已然加速。数年后，当回过头来看这次上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或许正是我国经济朝向消费服务转型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切入点。

增值税、营业税分属国税和地方税第一大税种，分析这次上海税改的意义，必然要回首1994年分税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结构变化。当时，由于中央缺乏财权，中央财政曾两次向地方财政“借钱”并借而不还，与今天形成鲜明对比。为维持政府正常运转和推动经济转型，中央启动了分税制改革，同时进行国有企业破产，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改革，将之交给地方，既甩掉包袱，又理顺各级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中央财政收入迅速壮大，1994年至2010年的17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36%提高到51%。地方政府则依托房地产土地财政和各项税费，填补了余留下的空白，17年间，全国财政收入由5000亿元增长到8.3万亿元，占GDP比重也从12.6%提高到20%。

政府财政支配能力的增强，不仅使我国成功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为我国以出口制造业为核心的国家战略搭建平台。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在转移支付的同时，全国范围调动起了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2001年加入WTO，点燃本轮经济飞速增长的引擎，出口、以及围绕出口的固定资产投资、依附巨额外贸顺差的房地产消费，三驾马车相继激活。

而跨出财政的范围来看，我国长期整体低利率、低汇率的货币环境，刺激投资和制造业产能向中国集中；工农产品“剪刀差”，引导农业人口向部门外转移，两者搭配形成了巨大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房地产“海绵”和“中国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则分别缓解通胀压力，协力城市化有序进行，以此维持了系统内部的均衡。

而在外部，1999年欧元问世，2011年美国“911”后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双双推动国际分工和全球市场的加速一体化。我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短短十年间就完成了资本在国家层面的积累，出口额从2001年2660亿美元跃增到2010年的15.7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32万亿美元，世界第一；GDP从10.9万亿元增长到40.1万亿元，全球第二。

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为界，我国经济从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到后来越发清晰体现出中央政府极具眼光的战略意图。现阶段，欧美经济疲弱，贸易摩擦增加，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面临调整，上海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中国社会经济二次战略转型的重大体现。

我国经济的长远核心在于发展和就业，它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石。过去30年我国经济初级阶段，以出口制造业超常规发展的产业策略容纳了庞大的就业人口，并以此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社会成本刚性上升，传统制造业使命已经完成，而以高精尖为转型导向的民营中小制造业和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央企，很难有效吸收从传统制造业中转移的大量劳动力。欧美国家经验表明，唯有发展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才是出路。

但现阶段我国向服务业转型障碍在于，以营业税为基础的税制体制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精细化分工。影响最大的是商品流通行业和金融服务业，经过层层税费，田里几毛钱的蔬菜到超市，成几元钱，再到餐厅甚至变成几十元钱；金融行业里，层级最简单是期货公司，但在加了6%的营业税后，期货公司很难通过把研究和经纪业务外包降低成本，宁可减薪裁员。营业税体制既推高了通胀，又使得服务业成本高企，阻碍了中小企业参与外包和服务业精细化分工，从中可以创造出来的大量就业岗位也就丧失于此。

目前，我国出口、投资发展到了极限，经济总体规模已经足够大，惯性已经足够强，必须体制上转变，才能彻底激活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结构转型，为后三十年发展寻找足够的动力。上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是个开始，通过它，可以清楚看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虽然转型过程非3、5年就能完成，但未来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