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董仲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5 次 更新时间:2011-10-28 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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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儒家先贤中,再也没有比董仲舒遭受的误解更多、更严重的了。宋、明儒对董仲舒就不乏微词,过去一百年间,几乎所有人都厌恶、痛恨董仲舒。我所敬重的梁启超先生就说,由于引阴阳之说入儒学,董仲舒之儒学已绝非孔、孟、荀以来之学术。我的《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见报,有朋友说,孔子确实不错,孟子也很好,董仲舒却让儒家走上一条歧路,变成专制的帮凶。

  我要说,宋明儒的微词不够公允,盛行百年的看法更是荒谬绝伦。回到当时历史语境中,再纵观董仲舒以来的中国历史,完全可以说,董仲舒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家人物,也是中国历史演变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正是他,提出了天道宪政主义变革规划,对推动儒家秦制实施了一次有效而彻底的变革,建立一个具有一定程度宪政主义性质的“共治体制”。由此,华夏文明才部分告别秦制,获得生机。听起来有点太疯狂?容我慢慢道来。

  

  盛世危机

  

  要理解董仲舒在做什么,先得弄清楚董仲舒要解决什么问题。

  论起源,儒家与专制制度是两个毫不相关的事物。如果硬要说两者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也只是,孔子在专制即将降临的时刻,就对其保持警惕,而主张“复封建”,以礼治对抗王权的刑治,以封建性的君臣关系对抗绝对的命令-服从关系。这构成了儒家的基本价值立场:反对权力的专制,追求人的自由和尊严。

  当然,现实自有其残酷的逻辑。孔子之后,封建制崩溃,进入权力狂欢时期,是为战国。这一强权政治让秦这样的野蛮邦国获得了机会。它以绝对的权力集中资源,攻灭六国,建立了绝对主义的皇权统治秩序。

  但是,试图用权力控制每一个人的制度,注定了是无法维持的。秦始皇一死,秦制立刻崩溃。不过,刘邦攻灭群雄后所建立的政制架构,完全沿用了秦制。最为典型的就是官制,秦、汉几乎一模一样。

  当然,汉的统治确与秦不同。其观念上的不同就表现为,从法家转化为“黄老之术”。近几年一直活跃在NGO领域的杨鹏先生,曾出版过一本厚书,研究黄老思想,对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但其实,黄老之术是不配得到这么高的评价的。

  黄老主张“清静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统治的狡计。秦制十分专制,那么,汉初就需要一场根本性变革。这需要大有为。黄老却主张,在保留秦制基本结构的前提下,采取放权让利的权宜性策略。统治者不再像秦代那样紧紧地进行全面的控制,而是适当放松一下控制。

  应当说,放权让利政策还是很有效果的。民间被压制的活力迅速释放出来,经历了战国的战乱和秦的反文化的统治,人们的心灵完全是物质主义的。所有人都投入到发财与争权的事业中。由此,汉初出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甚至出现了由数千人的大企业。很有可能,这样的经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然后就到了汉武帝时代。靠着繁荣的积累,他终于有财力上马一些宏大的政绩工程了,这包括北逐匈奴。

  但这样的繁荣没有持续多久,社会就陷入深重危机。这是黄老无为式繁荣的必然结局。归根到底,权力仍然居于支配地位,而没有在制度上被控制。随着财富增长,财富对权力的诱惑日益增大,权力入市变现的冲动日益强烈,权钱交易逐渐体制化。当权钱交易的空间变小后,权力干脆直接上阵:一方面,政府进入民间所发现的最为盈利的行业,以官办企业取代私人企业。另一方面,政府采取种种财政措施,直接搜刮、抢夺民众财富。民众曾经富裕过,但很快,财富就大规模转移到政府手中。

  因而,汉武帝时代,民怨沸腾,官民冲突激化。面对这种局面,皇权本能地回归秦制,重用“酷吏”。《史记》、《汉书》专门列有《酷吏列传》,而酷吏最多的时代,正是汉武帝时代。这些酷吏无所不用其极,杀人如麻,甚或流血十里。

  这是一幅怪异的图景:这个盛世看起来金光灿烂,却要靠酷吏来维持。从皇帝到劳工,所有人都不满,所有人都找不到方向,惶惶不安。这就是董仲舒登上历史舞台前的基本社会政治格局:秩序的根底是专制的秦制,表面上一片繁荣,人心却已彻底败坏,秩序已经接近溃散。也就是说,缓和了的秦制已经走投无路。

  这样看来,汉武帝还是非常明智的:他允许儒家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汉武帝比秦始皇伟大的地方。而儒家也确实想出了办法,拯救了这个已经走向深渊的社会,其领袖正是广川董仲舒。

  

  董仲舒的理想:去秦制

  

  汉武帝一登基,就准备接纳儒家。不过,他只是想让儒家点缀太平,塑造盛事景象,比如,为他安排封禅的仪式。此即时人所说的“改制”。儒家却不满足于此。他们要求“更化”,那就是摒弃秦政。

  《汉书·董仲舒传》全文收录了董仲舒上汉武帝“天人三策”,在第一策中,董仲舒就明确要求汉武帝进行“更化”。所谓更化,就是根本性变革,其核心则是抛弃秦制。董仲舒分析了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接着指出:

  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董仲舒在这里指出了秦制的根本问题所在:专制。它有两大最为突出的表现:第一,严厉地禁止百家思想的自由争鸣,消灭思想、学术、文化事业,进而消灭民间社会。第二,任用刑罚、酷吏,实际上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在价值被消灭、人人被权力控制的秩序中,人人自然都成为物质主义者。这样的统治所造成的最大的恶果是国民心灵的普遍败坏:

  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董仲舒还直率地指出汉初黄老之治下,官、商勾结所产生的严重社会与政治恶果: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上面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董仲舒认为,体制已经完全败坏,其根源则是不受限制的权力。要摆脱危机,就必须终结秦制,终结汉初形成的宽和的秦制。如何做到这一点?秦制的关键是皇权独断专制,酷吏之治、权钱勾结是从这样的绝对权力引申出来的。因此,约束皇权就成为董仲舒所代表的汉儒所思考的首要问题。

  

  “天人感应”的宪政意图

  

  为了约束秦制创造出来的绝对主义皇权,董仲舒提出了“天道宪政主义”方案。这个方案的神学根底是“天下相应说”。梁启超、胡适二贤受“唯科学主义”影响,把“天人相应说”斥为迷信。这样轻率的指责说明他们不了解古典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道信仰是古代中国治理秩序的关键性基础。这一信仰至少从尧舜时代就已形成,且尧舜以降夏商周三代历史已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优良的治理以虔诚的天道信仰、尤其是国王的虔信为前提,一旦这种信仰松动、瓦解,君王必然放纵欲望和权力,整个社会必然陷入混乱与危机之中。

  为什么?《尚书·泰誓上》篇有过一番论证。首先:“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其中也包括人。人为天地之子,天爱万民,因此,“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而幸福的生活需要秩序,为让万民过上幸福生活,上天在人间设立君王。

  这句话也就指示了君王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天乃是基于其对万民之爱而设立君王的,因此,君王唯一的职责就是让万民过上幸福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够“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为保障君王始终履行这一义务,天以其人格化的存在形态——“上帝”——监察着人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従之。”人间秩序是否合理,君王统治是否可取,是由万民判断的,上帝无条件接受万民的判断,上天一定顺从万民的意愿。

  《泰誓中》篇简明地概括了天道宪政主义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辟”就是君王。上天照顾人民,君王遵奉上天。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说,君王固然高于万民;但在政治神学中,万民高于君王。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君王都在天-上帝之下,因此,君王不是最高的权威。君王须敬畏上天。借助于天的权威,礼或者法律才具有压倒君王的权威,人民才有免于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统治的可能性。

  秦制的根本特征也正在于,秦始皇完全不信仰天-上帝。他巡游各地勒铭纪念,铭文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天。这与周初诸王虔诚的天道信仰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因为没有天道信仰,所以,秦始皇相信,自己不仅是人间的统治者,也是整个宇宙的统治者,他甚至有权惩罚神灵。这样的皇帝的权力是真正绝对的,法律也就根本不能约束他。有人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实,正确的说法是“无天无法”:皇帝不承认天的权威,也就不可能承认法的权威。拥有如此绝对之权力的皇帝,当然可以任意处置任何人。

  汉儒深知这一点,因此,为驯服秦制而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重建天道信仰。而董仲舒的宪政方案也正是天道宪政主义。《天人三策》第一策中说: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这是董仲舒天道宪政主义规划的基本原理。治理人间的皇帝必须服从天的权威。由于天的引入,秦制下无条件地命令-服从的君、民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开篇即这样概括:“《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现代宪政制度发源于英格兰,扎根于中世纪宪政制度,其基本原则被十三世纪英格兰普通法法律家布拉克顿概括如下:“国王在万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原则是相同的:皇帝在万民之上,但在天之下。

  有人会说,可是,董仲舒不也说,“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么?这并非董仲舒的主张,这是在描述他所面临的事实。儒家毕竟不是革命者,而是宪政主义者,因此,他承认皇帝的权威,但接下来要求,“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这才是他的真正主张。

  据此董仲舒主张,人间治理秩序必须模仿天道秩序。比如,阳为主,阴为辅,阳主生,阴主杀,那么,“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按照天道秩序论证了,必须废除警察国家式的刑治。

  更进一步,皇帝必须按照天意进行日常治理。这就是“天人相应说”的功用。周代的天只是在非常时期决定治理权的转移。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天对人间的监察则日常化了,天具有了生命,他始终在监察着人间,并通过“灾异”的方式,对人间,主要是对皇帝、大臣发出警告。而皇帝必须对此正确的回应。

  因此,在董仲舒的体系中,皇帝权威之绝对性被消解了。既然如此,对人间治理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某处发生了一个灾异,需要立刻弄清,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对此天意做出正确的?这就是“独尊儒术”所要解决的问题。

  

  “独尊儒术”的宪政内涵

  

  “独尊儒术”之说是在《天人三策》第三策的最后提出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天道宪政主义治理方案用于控制皇权的关键因素是顺应“天意”。至关重要的是,董仲舒断言,皇帝没有能力理解天意,只有儒者具有这种能力。因为,理解天意,需要知识,“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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