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窃听门”与自由主义新闻体制的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9 次 更新时间:2011-10-26 19: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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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  

  

  今年夏天,英国最大小报《世界新闻报》因电话窃听事件成了世界新闻界的最大丑闻。“窃听门”事件的戏剧化发展、默多克本人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的遭遇,都成了全球新闻热点。但是,在讨论中很少被谈到的,是默多克和新闻集团的危机,是自由主义新闻范式危机的戏剧性演绎;而这一危机,又与过去30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存在着鲜明的互构关系。

  

  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的历史与政治

  

  理想化的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是这样的:私人拥有、商业广告资助和高度竞争与自律的新闻业、自由主义传统和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力量、以《纽约时报》所代表的专业主义水准和公共服务意识。这种模式的主导霸权与英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政治经济霸权相互同构,几乎取得了“普世”的地位,影响着当下世界各地有关理想现代新闻制度的想象。“窃听门”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是因为它彻底撼动了理想化自由新闻主义模式中的基本理论假定。

  实际上,由广告商资助的、以私人牟利为目的的英美新闻业,是特定的阶级政治考量的产物。如我在《传播与社会》一书中引证英国报业史的一项研究论及,在英国报业史上,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报业市场向资本的全面开放,是英国资产阶级改革派希望通过报业的全面市场化和建立由广告商资助报纸的新闻商业模式,达到控制社会话语、建立资产阶级意识主导权的政治目的。

  19世纪20~30年代,随着英国社会劳资阶级冲突的激烈化,英国劳工阶层和激进左翼通过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冲击现有的精英报业及其主导话语体制。1836年初,《穷人卫报》和《警察纪事》这两份非法激进报纸一天的销量就超过《泰晤士报》一周的销量。在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地下刊物以及它们的声音的问题上,一部分统治精英主张用政府的力量来“堵”, 而另一种策略则主张放开市场,通过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支配主流话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的。后一种策略在英国议会的辩论中以及随后的政策与商业逻辑发展中获胜。在1836年到1855年期间,限制报业全面市场化和资本化的印花税逐步被废除,英国报业进入了商业化大发展的时期,而激进的劳工报刊在市场和资本的挤压下,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

  当然,资本并没有抛弃下层劳工市场。它在为上层和中产阶级精英办严肃报纸的同时,为下层劳工提供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倾向于右翼的小报。这些貌似站在下层民众立场的小报,挪用了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一部分修辞,倡导消费主义,并通过体育、娱乐和庸俗的八卦新闻吸引受众。虽然小报在自由主义理想新闻模式中没有任何地位,但是,它们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在整个传媒业中的地位,都不可低估。

  默多克就是这个历史过程的最大得益者、推动者和集大成者。1969年,默多克购得英国最大的小报《世界新闻报》,同年,收购《太阳报》——《太阳报》是最能体现以上商业逻辑的政治性的报纸。

  《太阳报》的前身《每日导报》,诞生于1910年英国印刷工人的一场罢工运动,原是一份激进的左翼报纸。到了1933年,它以200万份的每日销量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报纸。因此,伦敦的保守报纸把它视作竞争对手,发动了一场针对它的市场战争。虽然有巨大而忠诚的读者群体,这份报纸最终还是没法在英国的报业市场安身立命。 1964年,《每日导报》停刊,其业主改出《太阳报》。1970年,变成小报后的《太阳报》以其用整版篇幅刊登半裸美女照片的‘第三版’名声大震,迅速成了英国报业市场的宠儿。《太阳报》与《世界新闻报》一起成了默多克全球新闻霸业的两块重要基石。

  

  新闻伦理、行业自律与专业主义的制度条件

  

  随着市场自由主义新闻观霸权地位的确立,英国报业“市场革命”所隐含的深层政治和阶级历史早就被遮蔽。广告商资助的牟利新闻不但成了新闻业的“自然”状态,而且几乎成了“自由的新闻业”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政府补贴的新闻业成了“不自由”的新闻业的代名词。冷战语境下东西方新闻制度的对立更强化了这种新闻观。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如《美国新闻业的死与生》一书所示,直到20世纪初,新闻应该全部私营并让市场来主宰这一观念还是不可想象的。美国新闻业的多元化与国家有意识的资助制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国家通过公共服务的邮政系统对报刊业在邮资上的优惠和资助。这种资助大大降低了美国报刊发行的成本,使小型出版物在地广人稀的美国的流通成了可能。总之,国家权力对美国新闻制度的形塑,从来不仅仅在于新闻免于政府干预的“负面自由”。

  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也有其特定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由于美国的政治地理特性,商业广告机制在报业运作的必然结果之一是产业集中,垄断性的“一城一报”市场格局逐渐形成。到了20世纪,以新闻客观性为核心的媒体专业主义和新闻业自律,成了媒体业主们防范国家干预其资本积累自由和维护私有新闻产业的政治和社会措施。同时,李普曼等人所倡导的新闻不屈从于资本的公共服务意识,也成了作为“新中产阶级”一部分媒体人自我身份认同的依托。二战以后,政治经济领域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带来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媒体经济。媒体公司的“经理人革命”、家族企业的退出和公司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把传统的报业大亨推到了后台,经理人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开始主导媒体日常经营。广播的兴起,尤其是公共广播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建立,更对英美自由主义新闻业的商业原则和资本逻辑,起到了一定的抑制和中和作用。在美国,虽然商业广播占了主导地位,公共利益和本国控制一直是国家管制广播电视和节制资本的两个重要原则。

  以上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的相互作用,为媒体自律和专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体制性前提。美国的商业广播电视体制,之所以能在20世纪60~70年代推出诸如CBS的《60分钟》这样高度体现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节目,部分原因就是在国家权力的保证下,由ABC、CBS 和NBC三家商业电视寡头的垄断结构所带来的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条件,以及体育与娱乐等高利润节目对新闻在媒体公司内部的交叉补贴。针对商业性广播电视偏重娱乐性节目、忽略新闻时事内容的倾向,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了广播电视内容方面的一系列公共服务管制条款,尤其是著名的“公正准则”:这一准则要求广播电视提供一定时段的时政节目;为了避免片面性,这一准则还要求广播电视在报道有争议的时政问题时,给予争论各方以均等的机会。

  但是,处于专业主义高峰期的战后英美媒体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它有精英主义和家长制的倾向,在论题和新闻议程设置方面相对狭窄。另一方面,这种以提供客观公正信息为主的新闻,因没有了政治激情和鲜明的立场而失去了其感染力。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就是例子。对一般公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而言,这种精英媒体可敬不可亲;资本和政治右翼对此更是不满:公共服务和本国控制原则限制了资本逻辑的深化和全球扩张,专业媒体人群在政治立场上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而媒体产业中工会的力量也太强。到了1970年代末,一场颠覆性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呼之欲出。

  

  默多克和新闻集团: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媒体急先锋

  

  如果说19世纪英国报业的全面市场化是资产阶级针对工人阶级所发动的一场意识形态争夺战的一部分,那么默多克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代表,也是发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急先锋。在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默多克所引领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所挑战的是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媒体专业主义文化对商业利益的钳制、国家管制对资本逻辑的羁绊。

  默多克对英国政治的影响要追溯到30多年前的撒切尔夫人和以“撒切尔主义”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革命。

  对默多克而言,商业与政治密不可分。在为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八卦、美女和体育的同时,默多克通过自己的管理实践和麾下报纸的新闻报道,与撒切尔在摧毁英国工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铁板同盟。最著名的案例,一是在1984~1985年,默多克所控制的媒体在撒切尔政府摧毁强大的英国矿业工会的斗争中持有坚定的反工会立场,一是在1986~1987年,他对集团内部印刷工人工会给予了致命打击。 1990年代后期,当英国工党以“新工党”的面目重新执政,并承认“我们都是撒切尔主义者了”的时候,默多克已基本完成了其作为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媒体急先锋和意识形态教父的角色。

  可以说,默多克在过去30年中与英国两个主要政党的关系不仅仅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简单交易,而是在推进新自由主义革命中的共同阶级利益联盟。英国政府不仅无法干涉默多克在传媒领域推进资本积累逻辑的强硬手段,而且还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例如,新闻公司最先被禁止进入英国电视业界。但默多克还是于1989年在卢森堡注册了专门面向英国的卫星电视频道天空电视。1990年, 默多克的卫星公司兼并了另一家设在英国本土的卫星电视公司,在伦敦成立了“天空卫视”。虽然这一举动违反了刚刚生效两天的英国新电视法,英国政府还是默认了这一事实。

  与此同时,默多克拥有的英国报纸与撒切尔一道,成为BBC所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抨击者。在英国,《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在经营上亏本,但在影响精英舆论方面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默多克通过交叉补贴等方式掌控了这两家报纸,使自己的媒体权力涵盖了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到了“窃听门”前夜,英国现有的新闻管制条款已无法有效地阻止默多克全面并购“天空卫视”,从而实现其对英国媒体业更全面地控制。从这个意义上,“窃听门”的曝光事实上成了英国国家阻止默多克传媒帝国在英国进一步扩张的唯一杀手锏。而当一个国家要靠非常机遇来对付一个媒体集团的时候,自由主义新闻观中有关政府权力与媒体权力关系的假定,也就彻底被颠覆了。

  默多克也是美国媒体业新自由主义化的急先锋。他在1985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购买美国的几家地方电视台,1986年组建了FOX电视网,从而打破了美国商业电视由ABC、CBS和NBC三家所形成的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相对平衡局面。到了新世纪,默多克的FOX有线新闻电视网,更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几乎成了茶党的非正式喉舌。

  FOX在美国迅猛发展,是因为美国国家权力和广播电视管理法规的改变。与撒切尔在英国政治经济和媒体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相呼应,里根政府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的传媒放松管制政策为美国媒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鸣锣开道,这也为FOX电视网在美国立足大开了方便之门。作为这些改革的一部分,著名的“公正准则” 于1987年在各种公共利益团体的一片反对声中被废除。从此,评论者,尤其是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可以信口开河,整个媒体意识形态迅速右翼化。需要强调的是,与其说下层民众天生就有右翼的政治倾向,毋宁说,媒体业主的阶级利益和基于广告的商业媒体,不欢迎那些既有左翼倾向,又有高收视率的内容。

  在英美成功启动与推进了传媒业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后,默多克的传媒帝国从1990年代开始向全球扩张。到了2000年,新闻集团已在50多个国家拥有500多家子公司。把新闻公司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标杆性公司和意识形态标兵,大概并不过分。

  

  金融危机下的新自由主义新闻秩序的危机

  

  然而,事物的发展的确有其辩证法。以默多克和新闻公司为代表的英美传媒业强力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为自己积聚了财富与权力,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危机,为这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报业则成了最大的牺牲品。媒体一直在报道金融危机;但是,它们没有报道的是媒体业本身的危机,尤其是新闻业的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就是:由广告资助的、私人营利的新闻商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这一危机的核心在报业,但危机的渊源在于传媒业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报纸一直是非常盈利的产业。但是,与1960和1970年代不同,传媒业主们不再把报纸当作事业本身来经营,而是把报纸当作支撑产业扩张的“现金奶牛”。他们通过减缩报业成本,从报业抽取高额利润,再用报业的利润来并购其他媒体。默多克就是这一经营策略的最精明和最著名的实践者。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带来的放松管制为这些媒体在跨媒体并购和扩大市场份额等方面提供了可能;新技术和放弃本国控制原则为媒体资本扩张提供了新的疆域;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投资者把媒体业当作另一投机领域提供了金融和文化心理上的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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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1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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