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新时代需要新史学——关于近代史的反思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7 次 更新时间:2011-10-21 17: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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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本文为作者在“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2011年10月8号—11号,由杨帆、张木生、李伟东组织发起,建川博物馆、共识网共同主办,水泥协会协办的“中国近代史研讨会”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举行,秦晖、徐友渔、萧功秦、曹锦清、祝东力、黄纪苏、刘仰等十多位京沪学者与会,讨论内容包括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帝制中国与近代社会,告别革命史学,从权力斗争说和社会冲突说认识文革,当前的社会思潮,回归新民主主义等多个议题。共识网将陆续刊发本次讨论会的学者发言。

  

  萧功秦:我发言的题目叫做《新时代需要新史学—关于近代史的反思与前瞻》,首先我要谈对传统史学和中国的革命史学的一个反思,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叙述范式或者历史编纂范式是革命史学,革命史学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实际是作为革命动员的一种宣传工具,我们也可以说它是革命史学范式或者意识形态史学范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革命功利主义史学范式。革命宣传的目的决定了史学编纂的方向,史学是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从意识形态上分离出来。历史学和意识形态相结合就出现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历史本身要求真,而意识形态充其量是求善,求善高于求真,为了求善牺牲真,这就可以导致对历史的阉割,这个阉割对于革命史学来说是必要的,它追求的是最高的善,是革命的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这么一来的话,真实的历史与宣传发生矛盾的时候就是无条件地适应宣传的需要。

  尤其这种情况到了极左思潮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极端,吴法宪的回忆录里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毛泽东要江青去编一个党史,结果杨成武编出来了,给毛一看,毛看了大发脾气,把它撕掉了扔在地上,说这个稿本马上要烧掉,再也别给别人看了,因为那个新编党史中只有三个人,整个中共革命只有了三个人,毛泽东,林彪与江青。其他的都没有,连周恩来、朱德都没有,连毛泽东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这种史学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到了胡绳,他是革命史学的集大成者,他最后死的时候说“我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凡三十年,七十八十初知天命”,连他本人也进行了反思。

  改革开放以前的史学为革命宣传而改动历史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们从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受革命史学教化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就会用革命思维来处理与判断问题,并对待你这一个进行改革开放的执政党,我们记得在六四的时候,当时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悲情的口号“凡是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凡是改革没有好下场,就意味着只有革命才能解决问题,过去所有的改革都失败了,这潜含着一种态度,即统治者绝对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权力,只有通过斗争与革命才能解决问题。这种悲情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孕育着一种激进主义政治态度,意味着后来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一种悲情性的冲突。

  我最近看了一本某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述怎么样呢,一直写到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立,接下来是文化革命以后,有一本教科书的记述中,50年代什么都没有,最多就是60年代有一个原子弹,50年代的宪法、60年代的原子弹和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不负责任地对我们的后代呢?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就是革命史学体系的延续,革命史学体系就是光荣榜,如果我们觉得50年以后光荣榜里没有什么可能再让你写的话,我们就不写了,到改革开放又成为光荣榜了,现在很多愤青之所以产生,是他们对历史完全不了解。革命功利主义史学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重新建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而革命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革命动员与宣传,为此而确立一种信仰,信仰高于历史真实。这也是求善高于求真。如果固守革命史学的思维定势,弄得不好就是执政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八九之交的政治冲突,就是受革命思维的抗争者与政府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肯定不利于改革开放,也不利于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它自己本身所需要的政治稳定。

  我们如果再深一步思考,其实革命史学并不是革命党人的一个创造,它其实是沿袭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史学传统,我把它叫做伦理功利主义,因为中国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没有宗教,我们民族凝聚力、民族信仰和道德的规范不能由宗教的功能来完成,然而那么大一个国家又需要一种宗教性的精神力量把大家整合起来,我们民族特别需要有一个宗教的东西,于是不得不通过意识形态作为代宗教,来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社会整合、道德教化和对皇帝权威的合法性的宣传的使命,因此,把历史改造成一个信仰的中心,成为一个政治文化整合所需要的伦理工具,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史学实际上长期以来就是求善高于求真。我把这种文化特质称之为“伦理工具主义”,即史学变成伦理信仰的工具。

  我可以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本来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学的就是元史,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对成吉思汗形象的一个表述,如果我们要想通过《元太祖本纪》来了解成吉思汗,那肯定是根本不可能的,《元太祖本纪》里的成吉思汗就是一个高大全的的穿着儒袍的一个道德化身,真正的成吉思汗只能在蒙古本民族传统的典籍《蒙古秘史》当中看到,那里记述的就是一个鲜活的草莽英雄。拉施丁的《史集》里的成吉思汗的形象和《蒙古秘史》也很真实,而中国的儒家正史就完全是对成吉思汗的全面粉饰,为什么呢,因为皇帝要作为表率,在中国,成吉思汗是太祖,太祖就要成为后世所有的皇帝的表率,作为表率他就不能有缺点,他所有的真实东西就为了实现伦理功利主义的目的而被抹掉了,实际上从《春秋》笔法开始,我们的文化就存在这个问题。

  当然对近代史的整个描述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林则徐,我去年参观了林则徐在福建的纪念物馆,出来以后的感觉。就是一句话:林则徐是175年以前的共产党员。因为林则徐就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林则徐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呢?我现在看了大量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以后,其实林则徐对鸦片战争的整个爆发是负有相当的责任的,因为他把两万箱烟给烧掉以后,并没有引起战争,甚至英国财政部考虑把国库的英镑拿出来补偿给受到损失的英国商人。到后来发生了一个事情,后来发生了一个“林维喜事件”,林维喜是一个中国人,被英国水手打死了,林则徐要英国商务代表把杀人水手交出来,英国商务代表不肯交出来,因为只要交出来那个人就要杀头,对他们来说这是过失伤人致死罪,作为西方的法制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冲突,所以不愿意交,再说也查不出真凶,林则徐就是以清官判案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态,他把所有在广州与澳门的英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到船里,赶到海里去,断绝供水,规定必须在三天里把犯人交出来,不交出来我就烧船,一下烧死十几个人,其实中许多是非英国籍的无辜水手。结果英国人从新加坡赶过来的军舰就开打起来了。由此进一步引发鸦片战争,当然,战争冲突有更深层的原因,但这一事件作为导火线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的。

  从这件事情,后来整个战争越来越爆发了,至少这一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不是说没有这些事情就一定不会有鸦片战争,但是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林则徐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定式来理解外国事务的,他不可能把他看作不是蛮夷,他是按照蛮夷的态度来对待的。类似于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包括火烧圆明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火烧圆明园,99.999%的中国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火烧圆明园,其实这个材料非常清楚,就是英法联军到了北京以前,在通州谈判的时候,中国一怒之下来了一个超限战,把所有的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抓起来之后结果死掉了19个人,回来20个人遍体鳞伤,19个人完全是被活活折磨死的,对于英国人来说,对于这样一个野蛮民族我们没有其他办法,让他立碑他不肯立,要皇帝承认错误皇帝不肯承认,那么好,你用野蛮的办法我也用野蛮的办法,我就烧掉你一样东西,要么烧掉你的皇宫,要么烧掉你的圆明园,皇宫是中国人的文明象征,那不好,影响了中国人的情绪,那就火烧圆明园吧,把圆明园烧掉,原来圆明园的门口是法国人站岗的,只有军人到里面可以参观,士兵不能进去的,因为怕士兵抢东西,后来干脆开放了以后,法国人和英国人一起抢东西,就是完全野蛮的人。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事情,如果回到历史的文化冲突角度来看,我想到了一个对当代中国包括《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在里面,我倒是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弱者是不是真的可以不通过发奋图强,谦虚学习西方,而是通过固守传统,以弱者的超限战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保守的弱者的超限战,只能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使强者摆脱了他的文明规则的束缚,退化为野蛮人,强者本来是有工业文明加上他自己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东西,他按照他所接受的的文明规则来行动的。结果来的话,作为弱者的你来超限战,那作为强者的我也来超限战,强者加上被激活的野性、狼性的爆发,那就是一个用工业文明的武器武装起来的野恋人,中国人的损失要更大。

  所以我想对于这个东西的批判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要谈的是对当代中国历史浪漫主义的一种批评。其实历史浪漫主义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所谓的历史浪漫主义,就是把历史予以浪漫的诗化的理解,以此来满足主体的某种未遂愿望。浪漫主义就是主体的对外扩张与对外投射。所谓《大秦帝国》对专制的美化、以及新左派对文革的美化,等等,都是主体把想像的东西附加到历史事物上。以此来满足或支持自己的某种理念。

  我觉得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思潮都具有历史浪漫主义的特点,一个是新左派思潮,一个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和新左派在这一点上有非常重叠的现象,就是对于中国的帝国体制要重新加以正面的评价,包括美国的新左派,我在上海一次会上听到一个美国新左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全球化,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这个全球化是一个好的全球化,因为他是和平的,美国布什那种全球化是坏的全球化。完全是把郑和下西洋的朝贡体系作为一个完全浪漫的解读,真的朝贡体系他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批判现在的美国,当做批判现实的武器,而扭曲了中国的现实。这样一种思潮现在还表现在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潮我觉得对于历史浪漫主义可以说是非常热衷的,就是重新估计帝国,包括我们很多朋友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只不过是近代落后了,其实他忘记了两点,第一点,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实际上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它的规模效应似乎很大,占全世界的产值很高,但是它的产值是以中国的4亿5千万人口的一个大国的规模效应来作为基础的,那就意味着是不是无数的几千个小舢板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航空母舰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关于“冲突—反应”说,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我们必须承认,整个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工业文明和中国农业文明的一场文明冲突史,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史是中华帝国所坚持朝贡体系和与西方坚持的国际条约体系之间的一场冲突,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条约体系取得了一个制高点,那就是《南京条约》,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条约体系完全战胜了朝贡体系,从此后开始了中国走向了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起步。这个“冲突反应说”西方学者左派学者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思考问题,这本身并不错,但一传到中国,就变了样,中国中心说在中国一些学者那里就变成了“否认西方冲击说”,这种汉化版的“中国中心说”非常满足于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虚荣心,以中国为中心,谁不愿意听?不用再听下面就知道是对的,但是,中国中心说在国人那里变成了拒绝对中国文明反思的借口,忽略了对中国文化本身的一种批判。要说鸦片战争具体的例子我就不能再说了。

  所以我觉得对帝国体制,它的文化冲突和停滞说可以更辩证地理解,不能完全回到原来去,但是你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中国如果要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和整个近代史,我觉得原来所谓的一条红线三大高潮是完全被历史所抛弃的,怎么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呢?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还是战争和改革的关系。

  我们在中国目前要关注中国的史学发展现状的时候,除了刚才谈到的所谓历史浪漫主义以外,我觉得还有一股健康的潮流,我把它概括为新实证主义的崛起,它的代表人物就是高华、沈志华、杨奎松,为什么我把它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呢?他们基本上是从大量新发现的史料来还原当时历史的真实,这又是历史的基本功,他并不是和意识形态对着干,他是把事实弄清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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