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许多民众关注“占领华尔街”行动，对参与者的社会公正诉求表示同情，对以华尔街为象征的贪婪和金融腐败感到愤怒。但是，在理性的公民社会里，人们对要求用政府的权力来解决经济问题并不表示认同。

在如何看待“占领华尔街”行动问题上，也存在着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它不是人们平时所说的“主义之争”，而是“自由”与“政府权力”之争。

在美国，人们把积聚财富看成是一种利己但不损人的个人自由行为。因此，富有并不自动等于不道德的贪婪和腐败。既然如此，政府就没有权力加以干涉或限制。财富的关键问题不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钱，政府不能因为你钱多了，就可以用某种高尚的理由把钱抢走。财富的关键问题是钱是怎么到你口袋里的。只要你的钱不是勾结政府权力或用其他不法手段赚来的，财富再多，政府也必须通过国会程序，才能决定提高你的税率。

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基尔德（George Gilder）说，“相信所有的财富都是偷来的，这种想法在监牢里和在哈佛大学非常流行。” 基尔德挖苦哈佛大学，是因为大学教授们擅长运用一系列理论陈套，把财富简单解释为阶级剥削的结果。而且，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又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对这次“占领华尔街”行动，民主党国会议员有不少表示认同。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她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释放的信息，不管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华盛顿，变革必须发生。

共和党人对“占领华尔街”行动普遍持反对的立场，他们反对奥巴马给百万富翁们增税的计划。理由是，富人把钱投资到市场里，要比让政府来花更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也更有利于穷人。政府强行提高富人的税率和提高最低工资，到头来最受其害的还是穷人。艾茵·兰德（Ayn Rand）对此理论有过著名的表述：工人低工资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从“前资本主义”那里继承来的。“与‘前资本主义’数个世纪的饥饿相比，早期资本主义是第一次让贫困者能吃上饭。19世纪欧洲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百，而在这之前，每个世纪只增长百分之三。”

哲学教授波恩斯坦(Andrew Bernstein)持与兰德相同的立场，他说，“在公元500至1500年间，欧洲经济增长为零，从1500至1700年，按人口计算的GDP增长每年为0.1%。1500年欧洲平均年人口收入为215美元，1700年为265美元。”今天，美国失业救济金平均是每周200美元（各州之间的差距很大）。美国经济要发展，靠的不是政府用权力来劫富济贫，而是由富人来扩大资本投入。

不管自由市场和富人有利于资本扩充的辩护多么有理论根据，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美国的贫困和失业人口正在扩大和居高不下，即使那些还保有工作的人，许多也缺乏安全感，觉得朝不保夕，风雨飘摇。这是“占领华尔街”行动的经济和民众心理原因。

经济地位低下和没有保障，不仅是生计问题，而且也是做人缺乏尊严的问题。贫困不仅是一种生存窘境，更是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所说的对人的“羞辱”。因此，“占领华尔街”所体现的不仅是痛恨华尔街的贪婪，而且更是一种关于社会公正的普遍要求——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贫困而遭受“羞辱”。“反贫困”的诉求在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扩散，应该说是借助了这一具有普遍道义价值的感召力量。

美国对这一事件发生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在对“羞辱”问题的不同看法上体现出来。在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沦落到贫困的境地，他们所感觉的伤害，是不是有正当理由的羞辱呢？

自由市场论者会说不是。理由是，市场竞争机制是公平的，某些人在市场竞争中不成功，不是制度原因，而是个人原因(懒惰、无能、缺乏进取心等等)。但另外一方认为，自由市场中的许多贫困者，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因为自由市场其实并不自由，它是一种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的制度。国家负有限制市场凭“自由意志”行事的责任。正如马格利特所说，“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治制度之所以合理，乃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起到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羞辱的作用。这包括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

贫困者是否有感觉羞辱的理由，这是一种社会共识，并不只是个人想法。即使在受羞辱者本人并不觉得遭到羞辱的时候，社会其他成员仍然可以有理由觉得如此。

一个社会对羞辱的共识越强，它就越正派。贫困和极端的物质匮乏，可以使某些贫困者感觉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换取施舍(如以乞讨为业者)，但是，社会其他成员仍有理由捍卫这些贫困者的自尊。

决定一个社会贫困共识的，不是最低收入标准或者物质满足方式(如社会救济、慈善帮助、乞讨等等)，而是如何设想一个起码的做人条件。马格利特就此写道，“贫困并不是以收入分配来定义的，贫困是一个社会关于人最低生存条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条件指的是起码要满足哪些需要，才能过上一种算是人的生活。一个社会把这个标准订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