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路径依赖与极权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7 次 更新时间:2011-10-18 22: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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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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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不再介入,也没有高压水枪了,而新来的猴子仍然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管理心理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说白了,路径依赖是一种的自我强化效应。

  

  英语中有一句谚语:“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意思是说,如果一件东西操作顺利,没有出现问题,最后不要变动它。这句话不仅充分显示了英国人的保守,而且也指出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现象。路径依赖如同物理学中的惯性,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且无论它是“好”还是“坏”,人们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他也会坚决拒绝改变。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就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那他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而成为“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举一个工程技术的例子说,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个标准来自早期的铁路,而早期的铁路遵守的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电车又是遵照马车的轮距。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而英国马车的辙迹宽度又来自古罗马。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那么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今日铁路的轨距。更进一步,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也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路径依赖最后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也是由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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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对希特勒政府和斯大林政府两个法西斯极权统治做了大量的分析。在希特勒斯大林那种“极端的邪恶”面前,集体无意识、沉默的大多数、围观心理、狂热主义、群氓主义、恐怖主义、广泛的暴民思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些 “平庸的邪恶”构成了极权主义生长所必须的肥沃的社会土壤。极权主义在事实上并没有领袖,或者这个领袖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群众”的代表,代表着“群众”的“意志”。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只是一群自卑的无足轻重的乌合之众,领袖使群众得到自信和力量。他依靠恐怖主义吸引精英与暴民的参与,然后通过现代化的布道和广告式的宣传包装手段,实现了一个谎言构成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世上最精美的华服。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了“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的规律:

  

  依靠群众支持,才会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也不能归结于娴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甚至就极端性而言,“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在一个人数规模巨大但又“孤独和缺少正常社会联系的”的国度,“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群众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这种极权主义运动,不但会吸引人民大众,而且会吸引精英。而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人魅力是极其重要的。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典范。因为“社会问题倾向于接受一个现成的人,接受他伪装的样子,因此伪装成天才的疯子总有机会受到信任。”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醒人们警惕“平庸的邪恶”。艾希曼1932年加入纳粹党,成为党卫军成员。从此以后他一直参与希特勒对犹太人迫害的核心工作。1942年艾希曼被任命去协调和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的后勤工作。1960年在阿根廷被捕后,艾希曼自称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他都是在认真执行元首的命令,都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当下所执行的任务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应该而且值得去做的。他之所以没有良心,不是因为本质上的邪恶,而是因为缺乏个人的思考和判断——他是一个从来不问为什么的人。阿伦特提出了“良心”与“思考”之间的关系:在具有批判性思考的习惯的地方,人们的行为更为善良和正直。

  

  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暴力和恐怖,而是灌输与心理操纵,它因此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操纵所有沉默的群众,而恐怖只是它极力掩盖的“黑社会”本质,险恶的暗示和伪善则是它的最常用手段。正如英国哲学家伯克所说:“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阶级常常被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源。而缺乏启蒙和组织的农民和小市民所形成的反精英群体往往将阶级转化为现实中的“乌合之众”,也可以叫做“群众”。在心理学理论中,群众的概念来自羊群理论和鱼群效应。对群众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或者权利,他们最需要的是胜利和成功,这是一种被卑微的小人物视为顶级奢侈品的人生体验。而极权主义恰恰可以带给这些微不足道的群众以浩瀚的胜利和成功。“群众的力量”以及“群众的目光”是极权者获得巨大的暴力来源,而暴力又是权力的出处,因此极权主义的利维坦在“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和“众志成城”中横空出世。

  

  古代的极权统治是不让人们接受教育,现代的极权统治是让人们只能接受它指定的某一种教育。极权主义的社会意义不在于改变社会或改变政治,更不是改变经济,极权主义的危险在于它的目标是改变脆弱的人性,用暴力摧毁道德人格,用谎言瓦解社会信任(回到“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用阴谋羞辱法律人格,最后否认和消灭人类的个体性,销毁人的本能,抹杀人的常识,消除人的力量,屏蔽人的良心,使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判断力的行尸走肉,人至此就成为极权主义的理想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一孕育成长过程从代表暴力的军队开始,逐步向代表强制力的警察过度,最后融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和潜意识中,极权主义就公开主宰了一个皇帝新装般的世界。极权主义国家把自己的国民塑造成精神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极权主义唯一的不幸是,一群侏儒永远无法成就真正伟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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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权主义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成功典范,而是传播心理学的最大发现。一个由一群孤立无能、毫无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以感情代替理性、以下意识代替判断的群氓组成的暴民集团,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长裤党”(法国农民穿长裤,绅士穿短裤)和拿破仑征服开始,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直到下世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在过去200多年,极权主义已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成为人类走出后皇权时代的一种典型群众现象。可以说,在个体意识尚未成熟的境遇下,正是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催生了群众性的极权主义。

  

  作为中世纪黑暗的瓦解力量,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克星和天敌。同时,启蒙运动和极权主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人性思想和人权思想的产生代表着“人的苏醒”。启蒙运动将人类引向民主自由道路,而极权主义将人类从皇权时代的“少数人的暴政”引向“多数人的暴政”。

  

  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考察,法国社会学者古斯塔夫·勒庞针对大众心理和集体行为展开研究,最后得出了关于群体心理的许多结论,这些心理特征无疑具有跨时代和跨民族的意义。他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写到,无论是谁,也不管他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和智力有多么不同,一旦他进入到一个有着集体心理的群体中,就容易被集体心理的行为特征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到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

  

  20世纪以降,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政治敲响了皇权专制时代的丧钟。在时代大背景下,许多匆匆跨越启蒙运动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落入极权主义陷阱。它们在紧追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却走向精神文明的反动。德国之所以能够彻底执行希特勒的计划,并不是因为所有人都丧失了人性,而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对于人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就是对于什么事情符合人性、什么事情不符合人性的判断力。千千万万个“艾希曼”构成了德国社会异化的基础,社会的整体性的“平庸的邪恶”,才是犹太民族悲剧的罪魁祸首。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自己把自己设置成为不臣服于任何权威的自由状态。然而现实中人们常常是不自觉地走向奴役之路。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说:“启蒙的缺陷只能靠强化启蒙来弥补。”当自由成为一种禁忌游戏时,启蒙往往很难发生,奴才孕育不出自由的种子。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他的寓言集《黑暗中的数字》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几年之后开禁了,“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但人们还是只玩尖脚猫游戏。这让那些官员们很失望,为了鼓励人们走向自由,他甚至下令禁止尖脚猫。人们开始反抗,仍然继续玩尖脚猫游戏。

  

  对当下中国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除皇权时代的奴性思想,更在于建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现代公民意识。极权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跨越和反动,准确地说,是对皇权专制思想的路径依赖。人们继续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或老百姓的身份进入现代,公民意识、自治精神和国家意识完全缺失,从未在民众思想中落地生根。这种面对现代社会的无可适从和茫然无措必然导致群氓现象的产生,人们试图以集体的意志来代替自我的表达。现代宣传技术对极权主义来说是为虎作伥。它以垄断形式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只有好的才呈现出来。当电视显示出美好的画面,并辅以厚颜无耻的谎言解释时,傻瓜们就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美好的。

  

  同时,每个人趋利避害的从众心理使政治空间出现真空,对无政府主义的失序恐惧导致社会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产生了极权主义的恐怖秩序。也就是说,当好的秩序无法实现时,只好去实现一种坏的秩序。以现实中的例子说,就是人们拒绝排队,每个人都无以选择地拼上老命跟其他人推挤,这时大家就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维持者。一个恶棍终于跳了出来,用棍子殴打每一个人,实现了一种“恶棍”心目中的秩序——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其他人只能向他谄媚讨好,接受他的奴役和统治。以一个恶棍奴役无数群众,这就是牧羊效应。虽然统治权来源于暴力(棍子),但事实上奴役与被奴役已经彻底脱离了暴力的影响。一个恶棍的暴力远远小于群众的暴力。恶棍的统治得益于群众无意识的绝对服从,这种无条件服从出卖了构成群众的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利,从而成就恶棍的权威,同时也实现了对群众人格权利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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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非常知名的“监狱实验”。实验者津巴多教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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