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三十五年再回首 政治改革最当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5 次 更新时间:2011-10-16 11: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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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 (进入专栏)  

  

  

  最近再度观看了1976年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庆贺粉碎四人帮的纪录片。看着屏幕上全国各地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欣喜若狂的人民群众,好像自己也回到了金色的十月,融入了狂欢的人群。但是再举目四顾,恍然已是35年。此时再以一个年近花甲的过来人看当年的事件,感想就复杂了许多。

  “人民的胜利”——这是在刚刚过去的10月6日下午,由中共部分元老后代于北京举办的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的座谈会的主题。这个主题画龙点睛。我赞赏这些红二代们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当年他们父辈的壮举,更感动于他们在会上表达的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切关注,并从人民利益的角度痛批一党制的弊端,呼吁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

  这些红二代们,现在大多也是退休老人了。但他们理想依旧,激情依旧,勇气依旧,并且思想认识较之他们的父辈更加深刻。即使我们不说他们是中共“血统”最纯正的群体,也应当说他们是这个党的健康力量的重要部分。

  我说今天我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感情复杂,也是因为不能不面对今日之中国。从中国现状回溯当年的“一举粉碎”,因为它是新中国发展与命运的历史转折点,故此对中国的事实的和可能的发展走向就有某些感慨与思悟。

  首先的一点,是我们仍然必须毫不犹豫地肯定当年的事件。

  当前有多种人从多种角度对于这一事件提出批评或者进行深入思考。如果将毛左派朋友的全面否定论先放下(放下不是不论,后面还要论一论),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

  一种是从中共内部民主制度建设角度进行的思考。如林明理先生在《“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再反思》一文中指出:“我们当年‘粉碎四人帮’,采用的可是非正常的手段,”“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华、叶等人的胆识,但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制度基础是多么的落后,多么的脆弱!”“假如能不用‘抓捕’而通过正常的制度途径解决了‘四人帮’,那才能说明我们的国家在真正进步,那才能值得我们真正欣慰。”

  林先生的话非常对。不过一切事物总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如事后陈云所说,用正常方式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表决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没有胜算。非常之时,非常之事,行非常之举,是迫不得已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老一辈政治领袖的行动,表明了他们的政治勇气和胆略,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当然,这种非常之举不能模式化,陈云也说一之则可,不可再也。它的可能的负面后遗症,林先生列举了三条,是很精辟的,值得我们重视与警戒。但这种事情比较复杂,是否真的不会再现,也不好说。后来有中共两位总书记的非正常下台,在程序上并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可见这个问题在那之后并非得到解决。

  另一种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进行的解读。林先生也指出,不但江青在80年代初被公审时,而且某些外媒在当年评论时,对这一事件使用的都是“政变”一词。我自己在过去的文章中谈论这件事时,也指出过权力斗争的因素。虽然中共有关历史档案不公开,但是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认定这一事件是权力斗争,或者至少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大概不差。

  从历史事实看,粉碎四人帮的最大获益者,不一定是人民,也不是华国锋,而是党内的“老干部”集团。这个集团当时几乎整体上被毛泽东打倒或者贬损,但是在此之后,他们重登政治舞台,并且获得了比毛泽东时代更重要的地位。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这个集团其后开始分化,其中一个主流的派别发展成为官僚阶级,主导了中国此后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格局。

  还是回到权力斗争。我的基本看法是,权力斗争也很正常,不必大惊小怪。

  政治本身的重要方面,就是权力斗争。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与利益考量,政治业者都必须掌握权力。中国的特色仅仅是,在它的政治游戏场上,必须经常上演过于残酷的角斗与搏杀。我们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权力斗争的正当性标准与原则。除了上面提到的斗争程序的文明化、法制化外,最重要的是,这种斗争及其结果,应当符合实体性的正义标准与原则,即它应当符合人民最大的利益。如果斗争的某一方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或者虽然他也有私心私欲的动机,但客观上他的斗争胜利符合人民的利益,那么也是我们所应当肯定的。换言之,即使我们不能不问政治业者的权力斗争动机,但我们也更注重这种斗争的结果。

  即便是伟大的政治家,也会有私心,也会使用并不正大光明的政治手段。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政治制度,那么我们就不能保证政治的应有和必然的权力斗争,是最大限度符合人民利益的,是文明和规范的。

  其次,粉碎四人帮为新中国开启了哪些可能的走向。

  我们无疑不能低估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它结束了文革,使中国面向新的发展阶段。但严格地说,它本身只是中共党内高层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虽然中共党内的正义力量获得了胜利,并且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但它本身并不全等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只是为开创中国发展的崭新阶段,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提供了政治条件。从当时实际的情况看,它本身可能会导致中国的三个走向:

  一是政治上坚持一党专制,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但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二是政治上坚持一党专制,但是在经济上开始改革开放。

  三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与法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开始全面的改革开放。

  华国锋是第一种发展道路的代表者。邓小平、陈云以及后来的“核心”们是第二种发展道路的代表者,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陆定一、李维汉、万里等是第三条道路的代表者。

  如果做这样的分析,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发展的走向就一目了然:它走的是第二条道路。

  在这三条发展路线上,中共高层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首先落败的是华国锋,接着是胡赵。在这些政治斗争中,人民也发挥了力量,他们先是支持了邓小平和胡耀邦,后来又用第二个天安门事件的方式来支持胡赵。但是在第二次政治斗争中,胡赵和人民都失败了。

  再次,我们今天需要第二次拨乱反正。

  面对中国35年来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巨大的社会矛盾,依据新中国建立后60多年来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和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参考近代以来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今天我们需要第二次的拨乱反正。

  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特征,也就是所谓中国模式,我认为是官僚专制加权力经济。这个模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依靠优点,我们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绩,由于缺点,我们产生了尖锐剧烈的社会矛盾。这个矛盾的表现,主要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环境与资源的极大浪费与破坏,法制不彰,道德沉沦,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而这个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官僚专制。

  如果不能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所有当权者也就是专制者都必然腐败。专制也就是专权,将公权力据为已有。它有三种形式,一是军人政权,二是个人独裁或者家族统治,三是一党专政。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一党专制的最大特点,也是它的演变命运,就是这个党本身会成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也就是掌握公权力的革命者、公共事务管理与服务者会蜕变为官僚阶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会蜕变为官僚专制。对于这一点,无产阶级的理论导师马克思和列宁都看到了,西方学者如韦伯也看到了。马克思和列宁都试图从政治制度上对此加以防范,而毛泽东则用更加偏激的思想和实践来克服这个根本缺陷(当然毛的作为有极浓的权力斗争和权力世袭制色彩,并且手段过于残忍,但是正如前述,客观上毛的实践有抑制当权派和申张人民权利的一面)。列宁和毛泽东的实践失败了。不实行民主宪政,这个体制必然会导致官僚专制加权力经济。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共的主要领袖如邓小平、陈云及其后来的党的领袖们(胡赵除外),回避了用制度也就是民主宪政方式对公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它在当前中国的具体表现主要是对中共的有效监督与制约)这个问题。于是出现了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

  中国社会的尖锐问题和巨大矛盾,不是小打小闹、小改小革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如果不从根本上、从政治体制上动手改革,而只是试图改善民生状况,那只是扬汤止沸,并贻误时机。

  中国要有真正的进步,就必须把我们党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政治体制上,落实到党内机制上。这一点是中共和中国的当务之急。我们的步骤可以稳妥,但是必须实实在在地做。

  第四,我们需要新的华国锋、叶剑英与胡耀邦。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到胡耀邦》,说的是今天我们需要胡耀邦那样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的领袖。但是我们今天首先需要华国锋和叶剑英式的领袖,他能够采取必要手段,结束旧的时代,为开辟历史新阶段提供条件。华叶是结束旧时代的领袖,胡耀邦是开启新时代的领袖。

  这两种作用的中共领袖当然最好能集于一身。但是从历史看,华国锋和叶剑英完成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任务,为新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提供了政治条件。可惜的是华国锋没有在他自己创造的历史转折机遇和条件下继续前进,只完成了一半的历史任务;而叶帅去世较早,他提出了任务,作了开创工作,但没有能够把已经有的民主建设思想进一步实现。

  我们需要像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和台湾的蒋经国那样的领袖。蒋经国先生虽然也有争议性,但他最大的特征是与时俱进,随着时势的变迁,改善自己,修正自己;以至于最后他能开创时势,领导时势。他的名言:“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所反映的其实正是蒋经国自己与时推移的改善及修正。他非但未使自己成为时代与潮流的绊脚石,而是成为时代与潮流的领航人。

  环顾今日最高层,几人真是经纶手?如果他们真的是政治家而不是官僚阶级首领,那么他们就应当顺应历史潮流,做华、叶、胡、蒋那样的历史人物。如此,他们将有大功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第五,关于文革,我认为还不能完全否定。这一点我过去的文章已经有说明,不赘。但毛左派朋友试图为文革全面翻案,并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官民矛盾,则既不可能,也不科学。

  关于这一点,马立诚和吴思两位先生在这个座谈会上有很好的理论说明。由于会议主办方会将他们的发言整理后发表,所以我这里只想说他们没有讲到的一些话。

  官民矛盾是伴随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矛盾,因为人类是群体动物,群体生活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因此也就有公权力。公权力的特点之一是它的自利性。人类解决公权力自利性与社会一般成员基本权利的矛盾的尝试,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近代以来,主要的方式一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二是西方的民主与宪政。实践证明后者胜利了。现在全世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式的一党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超过五个。问题在于无论曾经多么先进的组织,多么英明高尚的领袖,在掌权后也不可能自己有效地监督自己,如果没有外部的有效监督,它和他必然会腐败。即使没有市场经济,文革后的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当权派仍然会腐败。而文革中的中国难道就没有腐败?文革中兴起并得到毛泽东明确支持的“走后门”是什么?不就是以权谋私?文革中的当权派如四人帮,难道就没有腐败?当然,由于社会经济与科技水平,当时的大小当权派们的腐败可能从形式上不能与今天的腐败等量齐观,但性质是一样的。

  毛左派们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与我们大同小异,但他们的方式不行。当然,毛左派朋友们的政治作用有其正面性,如果是真正要求正义,他们应当对当前中国现实公权力及其代表者们有深刻的批判,并会在草根阶层有真正的影响力。但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代表人物,把希望寄托于某个小毛泽东,并对最高执政者肉麻歌颂,那么,他们的真正面貌就很让人怀疑。

  在粉碎四人帮35年后,我们应当更成熟。这个我们,包括了人民、政党、党的领袖。归根结底,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在这方面,应当说,那些仍然不改颜色的红二代们是人民中的重要部分。我希望在今年的8.27和10.6会议后,这些红二代们能够集结,以特有的优势为中国政治的改善和人民的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他们对自己父辈最好的光耀,对这个党最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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