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乱世天堂》姊妹篇《盛世之殇》——此书亦将问世。与其说本文是想献给辛亥百年，不如说是笔者留在人生夕阳中的一缕忧思与困惑……
〖1〗片断感悟中的一缕情思
我又看见曙色了，我终于在海天之间看见太平洋上空的曙色了，而且还以从未体验过的速度与她接近着……当陷阱般的无边黑暗刚刚消失之后，在墨蓝与深蓝的海天之间，那迷人的晨曦既像光明的使者，更像活泼泼的精灵，义无反顾地抛开了黑夜的困扰，正以英雄般的情怀，与海天一同冶炼着一炉灿灿鲜红，摇曳在万顷碧波之上，未及貶眼，一个新鲜的火球就冒出来了，镶嵌在水天之间，一半摇曳，一半稳重，霎时，她就喷出了万道霞光，从波涛之中一跃而起，红得透亮，把海天都给染红了，好像是用人血涂抹出来的……但仔细一看，这轮冉冉升起的旭日竟又红得如此温馨而绚丽，而且庄严无比，仿佛正在把上帝的博爱和永恒的慈祥投向大地——不分地域，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贵贱——只顾普及着她底无穷的光辉，把我的郁闷的灵魂也给深深地感动了……
落地旧金山数日后，尚未把时差调整过来，咱夫妻俩又得匆匆飞往内布拉斯州奥马哈市了。同儿子的相聚自然是空巢中的寂寞无可比拟的。感谢上帝，我竟然也有了这样的晚年了。接下来，我更多的心思是为儿子庆幸——恰巧同他此刻穿上硕士服的年龄差不多，为父者则是从青城山下的一个死人堆爬出来的；靠了救命恩人“一点雪”的贴“尸”帮助，才终于复活了，也才有了生命延续的机会，而且也才演变成了眼前的这身硕士服和命运逆转中的灿烂笑容。感谢造化，感谢诞生了他的1978年；没有改革开放，这是幻境中也不会浮现的梦……
稍后，该激动的都激动过了之后，在不知不觉中，奥马哈初夏的阳光，鲜花，草地，湖水都叫我渐渐变得平静之后，尤其同湖畔的松鼠和天鹅交上朋友之后……我就在眼前这片如画的土地上，渐渐悟出了一丁半点的东西来了。
我从未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完美无缺，有时觉得它的问题甚多，例如枪隻流入民间、贫富悬殊、条款繁琐等等，但是，即使毛左余孽据之把它说得如何一文不值，千疮百孔吧，也都是无法抹杀它对人类社会的一个独特贡献：在美洲新大陆哺育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拥有多元文化的包容襟怀。
正是在湖周这个栉比鳞次而又井然有序尖顶別墅里，我常常都可看见恒久光大的人性美，其中之一还同我的祖国密切相关。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华人区社都会玩玩龙灯、狮子什么的。我这次碰上的是五月端阳，按咱本土传统习俗是赛龙舟，捕鸭子，吃粽子，脸上抹些熊黄酒，门楣挂上一束菖蒲、苦艾什么的，似乎既有纪念屈原也有提防白娘子的意思，但海外无此条件，故而遂将龙与狮子作为华夏民俗乃至华夏文化的唯一标识了（各地唐人街莫不如此），以致端午节也只得玩玩它们，千篇一律，哪怕硫璃牌坊的红柱子都有花俏披金的群龙盘绕，但仍旧叫人不敢恭维，弄不明白龙文化的底蕴究竟是什么……
纵然那日围绕的的主角是龙灯、狮子，但我的目光多半还是投向了各国各族和各色观众的，特别聚焦在一些美国妈妈和她们的孩子身上，更确切地说，主要是聚焦在她们怀中的，或身边的清一色的中国女儿身上——这些孩子大小不等，良莠不齐，多属福建沿海农村弃置于田间、街头的孤女……而到了这些洋妈妈的怀抱中，她们得到的真挚的母爱乃是绝对一致的，包括少数身残或智障的孩子在内。当然，她们中的健全者，尤其是智商较佳者，就会用心灵感受到这个“福国”之爱了，而且一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们此时笑得灿烂极了。观赏中国龙灯也是她们的必修课之一，尽管她们已是美国人。为了不忘血脉之根，这里的爸妈们还会不定期地把她们带回故土，教她们用爱与包容去拥抱不知下落的亲生父母，同时亲吻脚下的土地……
——儿子的“画外音”令我鼻尖发酸，不禁汗颜。我疾步走了过去，向这些伟大的母亲深深地一鞠躬，然后逐一亲吻着被大洋彼岸亲生父母遗弃的孩子们——我的晚辈，我的同胞们……心中不禁堵得慌……
端阳之后，我仰望蓝天的心情也有了微妙变化，常常闪现出飞越太平洋之夜见到的那一轮红日，同时追问着谁之罪。不错，人们对他的罪行已数落得够多了，都说罄竹难书，但，毛泽东的罪行之最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从这些孤女们的身上，以及尚未绝迹的偷渡者的身上，找到答案了，它是毛泽东为“世界革命”制造的人满为患，就是当下中国难以缓解、乃至根本不可解决的人口问题！
毛泽东在剿杀“新马尔萨斯主义”时，中国人口还不到七亿，这与各项自然资源的蕴藏量及其空间分布，尚可构成较佳组合，一经他以他空前绝后的浪漫情怀，把空前绝后的大话说绝之后，即使在他的“大跃进”已经画出了“万户萧瑟鬼唱歌”的“最新最美的图画”之后，哪怕“天堂路”上已经铺垫着4000万具以上白骨之后，即使中国已频于整体阳萎之后，他仍然不给马寅初先生平反，仍在剿杀“新马主义”。很显然，毛的共产实验室乃绝对需要源源不断地供给小白鼠，因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 仅对中国而言（不含“红色高棉”等境外“共产试验田”），实际后果莫非不是如此：在癫狂和残暴中制造的人口问题莫非不是已经成了一个民族的沉重负担，随时都可酿成深重灾难？——这真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13亿（如今又岂止13亿），姑且就以13亿为基数吧，但要熬到哪个猴年马月才可降到6～7亿呢？不可能！仅仅按照“基本国策”根本不可能。在上世纪80年代的资源普查中，笔者也曾参与过“人口与资源”课题组，当时推导的结果令人悲观极了，简而言之就是不可能，即使控制在一个水平线上（如10亿），也是难上加难，根本不可能！——仅此，我对后毛时代的历届领导者，始终深表同情和理解，且有敬意（尤其对温家宝）。即使不去细细想想13亿构成的并可随时触发的种种问题吧，单就一个吃字就够受用了，人平每日一斤大米，就达13亿斤（6.5亿公斤），折合65万吨啊。民以食为天。中国天天都是被13亿张嘴巴困扰着的，而这13亿张嘴巴的平均自养率却又如此叫人不敢恭维……
就灾星殒落后的中国经济成就来看，堪称辉煌，但仅属纵向比较而已。就其实质观照，后继者们都是在替毛泽东偿还债务，而人口巨债却是难以偿还乃至不可偿还的。年年财富总量的名列前茅与年年人均总量的名落尾巴，乃是一个难以摆脱，甚至不可摆脱的梦魇——可称老毛梦魇——亦是他的诸罪之冠。根子在哪里？在于他从来没把人当人，玩够嫔妃之后，他只把亿万苍生当作他“共产试验室”的小白鼠（而且还不像张献忠那样滥杀一阵就完了）。可断言，毛的每桩罪行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反人类性质。
在奥马哈，我们碰上了美国国庆日。我的赞美不是湖周人家自发放出的焰火——用中国烟花点染出来的绚丽夜色，而是听到的一个数据：全美人口才刚过3亿。而中国与美国国土面积却大致相当，但人口竟多了10亿以上，而且多属低素质人口，其中含有老毛注射的野蛮和愚昧等多元混合剂液 ——“文革”中的广西部分农村杀食地富反坏右，和毛的家乡湖南部分农村杀绝地富反坏右，就是点滴旁证——这当是基本国情之一。仅此两相比较，就根本无从比较了。当然，我们嘴上还是可以常常挂着悠悠五千年的，对方才短短两百余年，没资格同我炜炜华夏比。是的，不错，年轻的树，怎么可比之于苍老的大树呢？就苍老而言，我在奥马哈等地似乎也见到了另一种苍老的魅力……
很早就听说被称“黑墨”的玛雅人了。零距离见到他/她们时，好比在旧金山唐人街见到了当代“唐人”，而且更辛酸。两个古老民族的后裔，一个亡命偷渡而来；一个在同一板块的国境线上如田鼠似的钻洞而来。没谁邀请他们，但偷渡者及钻洞者却又甘愿来此为“奴”，而且天天都在躲避移民局。不知这种日子有啥好，一交谈，我的同胞却说好——这就叫人不难想象他们在故土上究竟过的啥日子了。在这个板块上，中国偷渡者似乎要比玛雅人安份些，也更聪明些，而且还是怀有希望的，譬如说，如果在此拚命挣上二、三十万美元，回国当个小老板乃是很有可能的……而蚁群似的、几乎都是五短身材的玛雅人就实在叫人莫名其妙了，2006年“5.1”那天，上午10时左右，我突然听到公寓楼外传来了游行口号声，推开窗户一看，精彩！我赶紧抓拍着（因为我一直在挑剔这个合众国的制度漏洞），跑到丁字路口一瞧，只见警察推着摩托，招呼车辆停下或者缓行，好让玛雅示威人群顺利通过，这就怪了，我顿时困惑极了，既然他们多数都是仿效田鼠钻过来的，为何敢以非法身份集结抗议这个邻国呢？其逻辑前提乃是根本无从成立的呀，既然觉得此地待你不好，你尽可钻洞回去呀，你们莫非忘了自己的祖国是在墨西哥？……
这真是天大的愚蠢，也是天大的退化。每每在屏幕上看见湮灭在墨西哥丛林的玛雅文明，尤其见到那座遗存在山头上的石头古城时，我总是不禁悲哀的。若用几千年前的时空作个横向比较，其建造的精美和功能，绝非同期域外板块上的洞穴可能攀比的，她简直就是人类文明最先点燃的圣火，举得最高，燃得最亮，而如今呢，伟大先人遗存的这些子孙呢，也就是人们贬称的“老墨”呢，从他/她们迈着熊步的五短身材上，其智商的底线竟是趋于零了……于是，我不禁想起了拜伦的《哀希腊》，但，希腊毕竟是希腊，在爱琴海橄榄树的山岗上，留下的辉煌与光荣不仅是一座座伟岸的神庙遗址，而是先哲们的思想光辉仍在照耀着整个世界……所以，比之失去思想的玛雅族群，和思想光辉仍在的希腊族群，任何古老民族都可无妨当作一面多棱镜，好生照照自已……
果真不出所料，游行后的两三日，首先是玛雅人中的犯事者被抓（等于主动落网），接着是按当地需要和劳力良莠编成的筛子，立即将次中之次一并遣送出境了，十分方便。而种植园中无法用机械化手段操作的项目，诸如成片成片的葡萄园及草莓地等等，以及追随垃圾车收集屋前垃圾桶等等脏活累活，还有在馆子收碗洗碗等等，就给这些西班牙语系的文盲提供了季节性的或持久性的挣钱机会，成全了他们年年仿效田鼠越境的主要动机，同时年年证明着一颗古老大树衰竭的悲哀……
我间或也在“中国快餐店”中“哀玛雅”。他们脸上难有笑容，都很勤奋，收拾餐桌颇见功底，有的可把几张桌子上的盘子刀叉叠成罗汉，风快地送去洗涮，难有闪失，很能吃苦。因为这些不懂英语的文盲也只能干苦活，直至替一道干过苦活的中国人干苦活。一时间，我很想见到一个玛雅老板，我也很想替他们睿智而光荣的远古祖先找到一丝安慰，但无结果，古老而不思进取的古老民族肯定无结果。
我至今都在哀玛雅，同时也在忧中华……
〖2〗西海岸沉思录
年轻人总爱转换环境，儿子毕业后，我们一家即飞往了西海岸波特兰。此城昵称玫瑰之城，她给我的第一印好像一个童话世界，当驱车登上玫瑰公园之巅眺望时，被原始森林环抱着的两百多亩玫瑰就像一个花冠，恰似戴在一位金发少女的头上，仿佛正在哥伦比亚河边梳妆，准备到大海边上去参加舞会……
波特兰是英特与耐克总部所在地，每逢周末，驶往海边的休闲车辆有时会鱼贯相接，其中多数是拖车，屁股上挂的不是游艇就是房车，或到海上去钓三文鱼，或到传说有野人出没的林中去野宿，其中也不乏事业有成的中国留学生。这些美国人，或者说，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真会过日子，看得我都眼红了。这份感觉，同我在奥马哈的小湖边上，与小松鼠和天鹅的难舍交往各有千秋，他们都是惠特曼笔下的诗篇。但是，你可曾知道，这些地方都是咱们曾经看到过的美国“西部影片”——充满野性和搏杀的蛮荒之地——在最终砍断英国殖民主义锁链之后，一个年轻的合众国才可凭着一本真正的宪法，和手中真正的选票，以真正的主人公身份跨过诺基山脉，进行悲壮卓绝的西部大开发的……直至构建了如今的童话世界。单就这一点，也当恭敬学习，而非嫉妒或装瞎。
其实，我的祖国母亲本来也很美，姑且不说扬名天下的九寨沟吧，单个“伍须海子”和许多藏在山中的好景色，早就成了域外识珠者不断传扬的香格里拉了，但是，我的同胞呢，几十年，几十年啦，有的还是穴居人……每每在水电梯级开发的先期查勘、规划见到此类景象时，我的心灵会流血，同时也会想得很多很多，而且还有不少问号在涌动——恰似面对着一道无解的难题……
不过，此次站在异国他乡的西海岸，我敢向天地拍着胸脯说，找到答案了，仅仅一字之差，就是真、假之差，即真正的宪法、真正的选票、真正的公民权利，同与之对应的虚假之差——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可说十分简单，一切皆集中在我们手中选票的真、假区别上—— 试问，你有过真正的选票吗，中国人？有哪个党政官员是你选出来的，中国人？有哪个党官害怕你手中的选票，中国人？大陆上的中国人？13亿乃至15亿中国人？……
凝视着时而平静时而汹涌的太平洋，我渐渐跟随记忆，去重新触摸了这张“选票”在“新中国”所拥有的“神圣权利”，和它底“民主轨迹”时，心中的波涛就更加汹涌了，胜过了目前的太平洋……
面对彼岸的祖国，我心中感到异常苦涩。在我的记忆中，关于半个多世纪的“人大代表选举”，无论其氛围与使命如何转换，最初给我的印象还是极为深刻的。那时我还小，觉得她是戴着花冠走来的。我目睹的第一次基层“选举”是1953年春夏之交，地点在重庆沙坪坝。尽管我还不够法定年龄，但是，当学校大礼堂扩音器响起《歌唱祖国》的时候，我还是从足球场跑向了会场门口，拉长颈子看热闹，心中好不羡慕鱼贯而入的同学们，他们将在“新中国”的首次“普选”中投出“手中神圣的一票”了。主席台上那个长方形的大票箱尤其令我难忘，它是用红色金丝绒包装的，箱棱皆由金箔粘贴，正中“投票箱”三个竖写的大字更是金光耀眼，加之教务主任孙锦教授立于其后“监票”，另两名部队转业的女同学立于两侧“守票”（她俩都是党员而且漂亮），即使身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也如花般美丽，与台前一排红玫相映成辉，把“民主选举”首次写入了我的美好的记忆之中……
那时节，听得最多的字眼叫“神圣权利”。尽管人们只需在钦定的人头之上画圆圈 ，有一画一，有二画二，有三画三，有n画n，既无差额选择，也勿须认识被选者，反正画圆画满就属“有效选票”，既庄严也滑稽。但是，我看见“选民们”还是乐于履行这个不无廉价之嫌的“神圣权利”的。我心中也无多大异议，甚至还很羡慕——为什么？
原因很复杂，时空背景也特殊。“普选”前，记得有个“启蒙报告”发挥了不可思议的神奇作用，那是刚刚调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作的关于“人大选举要点报告”，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咱们这些“未来选民”也沾光听了），其中有两个要点我还记得很清楚，邓说，世界上的民主大致分两类，一是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最广泛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这是真正的民主，只有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才拥有这种民主；其二是另一种民主即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以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为代表，他们的民主选举和叫嚷的民主自由，纯粹是块遮羞布，旨在掩盖垄断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吃人本质。所以，选举不能看形式，而要看实质。就拿蒋介石垮台前在南京召开的“伪国大”来说，他们就连他们依附美国人的那块遮羞布也不要了，除了污七八糟还是污七八糟。等等。
当年，邓小平秉承圣上旨意讲的这些话，虽然不符事实与逻辑，但还是可得人心的——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有个千载难逢的时间效应。 时值“抗美援朝”尾声，“美帝”已被中、朝军队“打得进了板门店坐下来老实谈判”了。之前，始于“跨过鸭绿江”的、举国上下开展的“仇美、轻美、蔑美”教育运动已取得了显着成效，加之“一边倒／我们坚决一边倒！～～”，和苏联人写的“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为光荣劳动／为世界和平”的歌声， 以及“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等美好憧憬，莫说对“老大哥”的“民主”，就连“老大哥”放的屁也觉得是香喷喷的；再加之“蒋匪帮啊／那个一团糟啊／一团糟啊、一团糟！”等等辱骂之歌也从未间断，弥漫着“成则为王”的霸气，具有无处不在的威慑力。在我的儿时记忆中，那次“伪国大选举”也确属“一团糟”。我父亲为我姑父“竞选”立法委员在重庆南泉片区拉票时，主要就是靠的一碗清汤素面，或一碗酸辣小面，让农民拿着手中的选票任选一碗。而年长者见过的这类“一团糟”自然就更多了。所以，人们心中对国民党的反感也就自然转换成了对共产党的崇拜，何况不少人都还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唱过“山那边有好地方”……既然在“山那边”创造过“好地方”的人们已经来了，而且还是提着画圈“民主”并赋予“神圣权利”来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在上述背景条件下，邓小平的那个“启蒙报告”就在新中国的“民主史册”上实现了“开门红”，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巨大效果，它既像一束不败的塑料花，更像一个比黄连还有滋味的苦果子。
很有意思，我本人也是十分盼望的“神圣权利”并未按四年或五年一度的“法定”章程如期获得，它为1957年的“反右”让了路，尽管全国“人大”还是在1958年召开了的，但不是换届“选举”，而是变成了批斗“章罗联盟”为首的“大右派”们的最高大戏台，不仅迫使他们“请罪认罪”并“服罪”，而且还加盖了橡皮图章：保留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及龙云等人的“代表资格”，授权国务院免去前三人的部长职务，和龙云的国防委员等职。此外还拍了电影《向右派斗争》，公映得异常及时。由于我已成了本单位最年轻的“极右分子”兼“青年右派头目”，也被人“陪同”到影院去受了“教育”。在满是惊叹号的解说词和打击乐的高音区中，最为令我难忘的还是昔日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他先是闭门不见“声讨他的工农代表”，但在会间休息的一条廊道上，他终于还是被这类“代表”拖住了，逼他面对面地“辩论”着，而身架魁梧的老人则始终面带笑容，半倚栏杆，间或啣着烟斗，以不屑的超脱保持着灵魂的高贵和铮铮铁骨——他的秃顶与烟斗成了我心中恒久的抽象画；其次是章伯钧，他虽十指插发，呆坐无语，但他并不否定他被人揭发的一句惊世之语：“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政治大流氓”，此语价值千金，令我对他陪加尊敬；再次是罗隆基，他的表情既夸张也滑稽，一再信誓旦旦表白“把我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反党野心”，继后，“骨头烧成灰”就成了一个流行词，常常用到我们这些“小右派”身上，成了“抗拒改造”的同义语，因为此语很形象。另外，该片中还有“负隅顽抗”的“全国青年右派总头目”林希翎和谭天荣，林仍在台上继续抗辩，挽着袖菅，不失巾帼形象；而戴着黑圈眼镜的谭天荣则在台上面带笑容，不乏轻蔑——这位“恩格斯学派”的领头人还刚刚在“民主墙”上刷出了《救救心灵》的“反动大字报”。
筒而言之一句话，我曾经羡慕的划圈“选举”真被1957年彻底搅乱了。
当时间推移到了整个中国面临饿死的1959、1960、1961年，直至熬到1962年尚未缓过气来的时候，尽管圣上裹着睡衣“带头两年不吃红烧肉”，但他又突然关心起“人大选举”了。原来他是急迫需要“民主”这个道具了，而我则急迫需要向周围工农大众证明“右派”与“地富反坏”还是有区别的（而不是囿于对画圈“选举”的某种好奇心了）。在毛的“宽大为怀”下，已被践踏得失去人样的“右派”们还是享有圣上恩赐的“公民权”的，而且主要体现为选举权（即9×7cm的纸片上），尽管没有被选举权，但是，这四、五年才可彰显一次的瞬间“平等权利”于吾辈贱民乃是异常宝贵的，因为，除了这个瞬间，就是遥遥无期的“监督劳动改造” 。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我眼看就要触摸到的“神圣权利”却突然被宣布剥夺了——起因缘于一双鞋，祸因出于一张嘴，我好不容易盼到的一双胶鞋未及半月就断了鞋底，一时叫我痛到了心尖子，因这鞋是母亲寄来的，更确切地说，是我苦命的妈在重庆二钢（特种钢铁厂）基建工地上扛水泥包挣钱为我凭票购买的，因此，我就忍不住对鞋的质量埋怨了一句“跃进货”，没料到，这个实事求是的质量点评价却被人（不知是不是章之燧）拿去告密立功了，我则落得了“诬蔑大跃进”的罪名并被剥夺了选举权——倒蚀了一把米。
好在这次全国“人大”还是终于加盖了一个不错的橡皮图章：“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对于毛皇帝向天下苍生赐予的“忙时吃亁，闲时吃浠，瓜菜半年粮”等等，也是一个不错的包装——尽管我仍然没有触摸到伸手可触的“神圣权利”。
当时间渐渐抹去了人们脸上的菜色，“三自一包”很快使餐桌变得丰盛起来的时候，天下苍生也欢欢喜喜地跨入了1965这个“普选年” ，而且我也终于亲手触摸到 “神圣权利” 了。其时，我们这个外业组正出差在江津白沙镇，为确保每个符合“选举法”的男女公民皆能亲手投下这“庄严”的一票，本单位就把我们的关系立即转到了暂住地，我也首次领到了选民证。投票那天，在一幅幅写满“籍贯、性别、年龄、姓名”的红纸名单上，我也终于找到自已的名字了，接着，就在印好被选者名字的无差额的“选票”上逐一画了圈，跟随排成单行的长队走向了红纸包装的投票箱（比金丝绒的包装逊色不少），虽然不知选的是何人，但我心中仍然漂浮着残存的庄严感与欣慰感。此年距1953过去了12年。兴许是毛泽东吃红烧肉吃得发腻了，脱下睡夜后，他就在这次全国“人大”上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斗争”和“一抓就灵”，并痛斥了这几年的“翻案风”和“单干风”。声色俱厉，黑云滚滚，委实令人发怵。
1966年“文革”开始后，“民主选举”这个道具就完全让位于毛的“政治”了。为了实现他“反修防修”的目标，他立即把他历来推行的“民主”小道具换成了大道具，简称“四大”，即“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同时伴随皮鞭声与枪炮声，飞快风弥中国大陆，所以，从肉体上未把“刘卫皇”彻底消灭之前，毛就根本不屑于召开什么全国“人大”了，根本勿须按“宪法”和“选举法”的程序规定，加盖一个免去“国家主席”的橡皮图章了。“红太阳”的脸皮子已厚得勿需任何遮羞布了，换言之，任何遮羞布也遮掩不住“红太阳”的“民主魔术”了。幸好“刘卫皇”死前留了一句话：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此语力拔千钧，值得中共的中枢神经永久铭记，而大可不必泡制《恰同学少年之类》的政治摇头丸了。暴君就是暴君，罪魁就是罪魁，已无丝毫包装余地了。
当华夏大地已着实被“大破”得面目全非，奄奄难“立”时，尤其更难“大立”时，毛还是不得不改用一下“小道具”了，他终于指令在1974年召开了多年未曾换届的老“人大”。其时，我正有幸走出古蜀王陵，参加“涪江流域规划”。当人们听到周恩来抱病作了他今生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都不禁哭了，因为，其中犹如画饼充饥的“四个现代化” 与满目疮痍的苦难现状，乃是相去十万八千里的，令人忧心如焚，故人们才没有吝惜自己的泪水……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的苦恋情结还是挺可爱的——我可证明。
1977年是灾星殒落继“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个“普选年”，鉴于“英明领袖华主席”执意推行的“两个凡是”，画圈“选举”的声势及方式依旧，略有不同者有二：一是“选民”名单可用白纸张贴(勿须红纸)了；二是老弱病残及住院病号皆有机会直接投票了——有不少小票箱纷纷端到了他（她）们床头，例外是极其个别的，诸如急救室的垂危患者。
1982年可就遇上麻烦了，画圈“选举”成了导火线，安嶶合肥中国科技大学首先在校园闹开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该校校长方励之的话成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一句未曾着墨的话语：把民主权利还给人民。这本来是兑现“三中全会”政治承诺的最好时机，但却被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压制了。方励之也成了替罪羊。但他的个人委屈却为民主进程换来了些许好处，例如，赵紫阳任总书记时明确承诺：一、进行差额选举；二、逐步实行县级直接普选；三、逐步“淡化党的领导”，党、政分开，各级党委着重抓大政方针，管好党的自身建设。这是比较开明而英明的。尽管这还是属于民主的幼年阶段，但赵紫阳却已踩入雷区了。
1987年的确兑现了差额选举，但上述二、三两条的雨点仍然很小。不过，那年的“两会”尤其是“政协”，却发出了空前絶后的震聋发聩的异议之声，不少有胆识的政协委员对民主权利、贪污腐败、政治体制、新闻自由等提出了质疑和批评，首次为中国人的尊严争得了一丝荣光。
1989年踩着赵紫阳脊背登台露脸的那个“×核心”就真是一个莫明其妙的东西了，他与李×狼狈为奸，除了上述第二条不得兑现之外，还把第三条列为赵的“篡党罪证”加以讨伐了。从此，他就集党国大权于一身，实行了比一元还一元的“×核心”。于是，之后的各次“普选”就逐渐变得不如儿戏了。
到了新世纪，“选举”过场更被高度浓缩了，既不发选票也不再公布“选民”名单了，只张贴本“选区”的钦定人名就完了。这也好，既节约了纸张也节省了人力。假面舞会毕竟还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何况人们已经烦透了，麻木了。
当“民主”这个小道具已完全勿须包装之后，天下明眼人都看见了一个陈旧性的政治骨折：半个多世纪的“民主选举”已是一颠一簸地走入了死胡同。但出路还是有的，我在前面把该说的意思都说了，倘再说得具体一点，当首先把1953年“启蒙报告”的核心论点换个说法，首先把头足倒置的畸态颠倒过来，如果人家的民主不是“遮羞布”，甚至还是一块好料子，又何尝不可先裁剪一块试试呢？……诚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五千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尤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人是生而平等的”这个普世理念乃是根本对立的，要从这个庞大而浓重的阴影中走出来确非易事，但却必须走呀！……其实，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虽然浩如烟海，但作个高度浓缩也只剩两页，第一页是秦始皇，第二页就是毛泽东。所以，当下只需首先更正邓小平对毛泽东“三、七开”的失实评价，线条细一点，实事求是，看看毛皇帝二十七年的血腥统治除了给国家民族制造了巨大灾难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值得传承的衣钵没有，倘没有，就当立即抛弃他的“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权术教诲，兑现“立党为公”，重温重庆新华日报在1945年代表国人向执政党要民主的一系列社论（包括毛的《论联合政府》），好好把“政改”提上日程，首先改变始于1953年的所谓“真正的民主”导致至今的画圈“选举”，甚至不发选票的“民主选举”。至于说到“伪国大”的“一团糟”，包括用一碗酸辣面交换“选票”等等，那是发生在一个冠有半个外国名字的“在野政府” 即将推翻一个合法政权的时候，拿它与夺下江山后的“民主选举”相比，在条件上则是毫无可比性的。如果硬要将“伪国大”的“一团糟”作为遁词，执意坚持“新中国”的画圈“选举”，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人心不可欺。民主与独裁不在同一范畴。构建和谐没有错，但它不是“代表”与“委员”们年年挂在脸上的同一模式的笑容。这种笑容，在一直饿饭的北朝鲜也有，他们甚至笑得更加灿烂，尽管硬撑着肚子；萨达姆被绞死之前，庶民们在这个独裁者脚下难道笑得不够可爱吗？可爱极了！可惜都是假的，因为选票是假的。一句话，谁能首先将心中的大爱倾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就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倘如此，倒在劫国大盗袁世凯枪声中的宪政“教父”宋教仁先生也当含笑于九泉了。
十分可悲，每年春天的“两会”——与民主宪政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大”和“政协”——却始终不讳天下笑谈，而且还在奢谈“我们要搞创新型国家”的同时，亁脆就把“人代会”办成了“官代会”——据说有了“三个代表”的“创新理论”后，当下的中国，党官就足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了——至于各级党官系列中究竟有多少贪官恶吏，就请全国人民放心，更要充分理解，各级“人大代表”中，虽然党官占了惊人比重，但因他们都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握有普通百姓不可能具备的“三个代表”，何况各级第一书记都是兼任“人大主任”的，这不仅可使“监督”更加有效，而且办事效率也更高，即使恶性丑闻频频，诸如丹江口市的张二江，但那也是“极其个别的市委书记”，何况他在床上卖官的性交易只有107个（毕竟比108少一个）；至于厦门的“红楼”么，就更属例外的例外了。反正“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变成新贵的牛大鹏也学会了这句娘娘腔。至于还要说什么矿难和黑砖窑么，那就看看每年的GDP吧，哪年不是接近或超过10%，简直鹤立鸡群，岂非“盛世” ，你们还是多看看一台台主题晚会上的“莺歌燕舞”吧，不要再拿童工的声声惨叫说事了……
是的，不必再说了。反正“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只要一党或一人独揽大权，“就可创造一切人间奇迹”的，“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天堂路”上活活饿死的4000万，或十年浩劫等等，都可足够证明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暴政下的一个虐杀手段。今朝儿虽然不再热衷虐杀，而且也在倡导爱心，但是，无论经济如何“高速”发展，依然故我的毛式政治体制必将始终无遗表现出一个客观规定性：民主充其量只是一个喷香的粉碟儿。仅此而已。层出不穷的“跛足”弊端早就有目共睹。扑灭在“萌芽阶段”也是无济于事的。想必咱们学过“河川结构”的人士都懂得。本来，解决问题的时机来早就成熟了，其关键举措之一正是首先要让假选票变成真选票……
噢，我们曾经哪算人？无论加害者或被害者——站在美国西海岸，面向我深深思念着的祖国时，我的回望与禅思完全变成了痛感，痛得撕心裂肺……因为，我敢断言：
被謊言包裝的盛世一定藏有血腥；
被專制摟抱的民主一定不如羔羊。
对吗？辛亥百年，百年辛亥？你百年前打出的共和究竟在哪里？你旗帜上的共和莫非只剩下了一个人血馒头么？竟连亿万苍生渴求着的一张民主选票也会这样难！……但是，我却又看见了太平洋上的那轮日出了，心中觉得她那普照大地的光芒还是很难抗拒的……
——2011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