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来武:社会转型时期的权利意识与政治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1 次 更新时间:2011-10-16 11: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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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来武  

  

  [摘要]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对政治体系至关重要,由于传统的影响和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权利与权力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若任由这种不和谐状态发展将会造成政治合法性降低、公共管理有效性下降和社会的不稳定,从权利与权力和谐的角度出发,本文对转型社会的政治改革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权利 权力 社会转型 政治改革

  

  一、转型社会中的权利阻碍与权力异化

  

  “社会转型”是我国的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社会阶层结构、价值体系的深刻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公民的权利意识淡薄,习惯于依赖和服从权力,一切以权力为中心,不知道权力的行使者对权力的委托者应尽的义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权利的自我觉醒井喷式的爆发出来。但由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体制尚不完善,法治尚不健全,导致觉醒的权利主体找不到行使和救济的通道,往往被逼采用过激的手段表达不满或寻求自我救助。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打砸暴力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马鞍山611事件”、“广东古巷事件”等就是这样行为的典型表现。所以,如何看待权利意识觉醒,如何有效规制权力,维护权利,达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与和谐将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内容和目标。

  

  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我国政治改革创造条件

  

  (一)权利诉求促进了公民主体意识的增长。现代政治文明需要的是公民主体意识,而不是臣民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就是指公民认识到自己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不依附于任何势力,能够根据自身的判断和感情参与政治生活,相信通过政治参与能够解决有关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人的依赖纽带、血缘纽带、宗法思想慢慢被打破了,人的主体意识渐渐被唤醒,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的存在,产生了应有的价值观和尊严感。人逐渐变成了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的人格主体,从而为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

  

  (二)权利诉求造就了政治行为主体的成长。权利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利益的对立和冲突,冲突双方在各自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利益博弈时,如果能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并积极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决策,就能协调彼此之间的权利诉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每个社会成员和各个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开始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他们因利益或价值的一致性结成了若干利益群体。各种利益群体为促进和维护自身利益,必然会积极谋求政治参与的途径,将自身的意志和要求反映到政治决策系统中去。现代民主政治应该具有包容并接受这些利益群体权力诉求的能力,并在一定制度框架内接受或同化这些诉求。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利益群体的产生和发展,对我国政治发展必然产生积极影响。

  

  (三)权利诉求有利于政治文化的培育。自由、平等观念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内涵。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每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社会经济竞争,并寻求自身权利的实现和扩大。自由平等观念慢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新的文化观,这必然有助于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变革。同时,现代政治民主的实质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协调各自权利诉求的产物。在协调和调整权利诉求的过程中,权利主体之间必定相互让步和妥协,从而避免两败俱伤,并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妥协态度,从而塑造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

  

  三、制约权力,保护权利是当前政治改革的基本取向

  

  (一)约束和制约权力的滥用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阐述了权力制衡原理。他认为,“制约”和“均衡”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结合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我认为当前可以着手从处理以下几个方面关系来破题,在处理党、政府、立法、司法关系上,要学会合理分权;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要学会适度放权;在处理政府、社会、企业关系上,要学会严格限权;在处理执政党、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关系上,要学会依法束权。

  

  (二)扶持非政府组织发展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政府的威权过大,社会得不到自己的发展。还有,中国历史上重农的政策和思想导致了商人地位很低,所以,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很难形成一种社会契约,很难与政府展开权利和义务上的交换。转型时期,我们要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实现由“大政府,小社会”到“小政府,大服务”的转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转换政府职能、培育非政府组织、鼓励媒体监督,辅之以对现代技术进步的依托,比如微博带来的公开化、透明化等等,把权力放在阳光下运行,让它服务于社会而不能凌驾于社会,这也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开始。

  

  (三)解决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伴随着民众权利意识和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参与热情的提高。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政治民主,就谈不上政治发展。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期,我国政治体系在有效吸纳不同阶层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尤其新生代农民、民营企业主等其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开始显现且呈扩大趋势。鉴于此,我国的政治改革议题中,必须有解决这些阶层政治参与要求的制度安排或组织机构,为公民政治权利的表达提供体制支持和保障。

  

  参考文献

  

  [1]谢庆奎,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李景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

  

  [4]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

  

  [4][美国]塞缪尔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店,1989

  

  方来武,男,(1984-),福建大田人,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2010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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