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东:百年辛亥的历史凝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1 次 更新时间:2011-10-14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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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东  

100年前,伴随着武昌街头的枪炮声,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宣告终结。100年后的今天,当两岸三地及国际社会共同纪念这一历史盛举的时候,我们发现,100年来的中国命运多舛,一路走来相当不易。尽管近30多年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增长迅速,但宪政民主与人民共和的理想与现实仍有不小差距。仰望百年辛亥的历史天空,对当今中国的持续发展,俨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对全球化失据丢失政权

辛亥革命的成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球化的影响。在革命爆发前夕,西方四国逼迫清政府借款修路,清政府将已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并作为抵押,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辛亥革命藉此而起。可以说,没有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就不会有席卷全国的强烈民怨,更不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而清政府之所以对西方列强委屈求全,实是全球化过程中博弈失败的无奈选择。

当时正值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始于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携着坚船利炮,他们开始在全世界寻求更大发展空间。此时的中国却仍延续着几千来不变的农业文明,沉浸在天国大朝的旧梦中,殊不知来自全球化的威胁已经逼近紧锁的国门。经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中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统治者终于惊醒了。但慑于列强的淫威,又转而企图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来换取政权的苟延残喘。他们没有料到,全球化带来的并不只是国家实力的直面碰撞,同时还有不同思想潮流的跨国流动,外来的民主共和等观念,对中国传统的封建帝制政权形成了致命性的内生危机。

再从辛亥革命的组织和参与者来看,他们大多都有国外留学、工作或游览的经历。直接参加武昌首义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就有不少曾官费留学日本。与世界的接触,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同时也就增加了清政府继续执政的难度。当统治者依旧用落后的保守与专制的思维和方式去应对革命现象时,就产生了严重的历史错位,这也最终让摇摇欲坠的清政权丧了命。也正是由于全球背景下社会思想的这种革命性变化,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等才会在世人唾骂声中匆匆谢幕,为封建帝制的棺材敲下最后一根铁钉。

全球化是客观存在。清末以来的中国须臾不曾离开它的影响。毋宁说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是列强代理人的角力,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线的一环,国共内战或隐或现存有美国、苏联的影子,即便是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也是作为世界冷战格局中的重要成员,以独特的方式加入了全球两极竞赛。

  全球化又是历史趋势。清朝灭亡前夕,统治者也曾意图改革,但大厦将倾,为时已晚。国民党在蒋经国时代,解除戒严,取消党禁、报禁,充实民意机构,由军政、训政向宪政转化,但也只能在台湾一隅收获成果。共产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举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因应了当时的形势,挽救了中国政治与社会危局,点燃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辛亥百年来的历史昭示,及时顺应潮流而动则兴,相反,则只能等着领教历史的惩罚。

中国向何处去?

回首过去,如果说改革开放后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因与发达国家互有所需的错位发展而得益于全球化,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错位发展的空间不断遭到挤压,中国与相关国家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直接冲突势必越来越多。加之国内由于渐进式改革所积蓄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持续上升,中国政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执政压力。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关键的问题是,努力的方向和路径何在?统观世界各国,被称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样板的西方国家频频出现状况。先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接踵而至的是让世界经济心惊肉跳的欧债、美债危机。英国伦敦、利物浦等地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占领华尔街”浪潮已经延烧到了全美多个城市,“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也门等地让西方政权处境尴尬。

而“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也问题连连,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屡遭诟病,宣导百年之久的宪政民主与人民共和依然遥不可及,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即使是让世界眼热的中国经济也遭遇红灯,政治属性明显的宏观调控近两年露出了软肋。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被人戏称为中国地方版的次贷危机。

事实证明,全球化不能给中国提供一个现成的样板解决发展问题,就连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也须以审慎的态度不断批判、改进。但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问题若抛开全球视野去求解,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今天的全球化与辛亥革命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全球化的影响更深更广。中国政府自不可因过去的发展成就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更不能鸵鸟般无视国内外情况的关联与互动,以落后于时代的理念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抱残守缺,进退失据。

当下的全球化还是为中国政府解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方法与经验。不迷信所谓经典,跳出左右之争,灵活运用全人类的智慧,按照本国人民认同的方式和意愿去管理国家,以实践的效果不断检验和修正自己的执政行为,可能是提高政权合法性与生命力、防止被革命的根本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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