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大兴 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3 次 更新时间:2011-10-13 16: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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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大兴   姚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关键词:社会平等;中性政府;经济增长

  

  一、引言

  

  过去的六十余年,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时期。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国家统计局,2010),是二战后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30年在7%水平以上的十三个经济体之一(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被称为经济增长奇迹也不为过。在纯经济学层面上,中国的经济成就来源于不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采纳了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增长药方(Perkins ,2004)。

  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采纳标准的经济增长药方呢?本文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核心思想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依赖于改革初期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性政府(姚洋,2009,2010;贺大兴、姚洋,2009)。

  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指的是不长期偏向某个(些)社会群体的政府。中性政府不是对社会群体毫无兴趣,也不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掺杂自己的利益诉求。相反,中性政府是自利的,也可能对社会群体采取掠夺性行为,只不过它的经济政策和群体的非生产性特性无关。换言之,它采取中性的态度,是它的策略选择的结果。由于它的中性选择,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才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性政府和几个已有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一个是奥尔森的泛利性组织(奥尔森,2007)。所谓“泛利性组织”,就是其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重合度比较高的组织。奥尔森认为,和其他组织相比,这样的组织更可能做出对全社会有利的事情。把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看待,中性政府就是一个泛利性组织。但是,中性政府之所以具有泛利性,不是它天生如此,而是出自它的策略性选择。另一个概念是发展主义政府(World Bank,1993)。这是从东亚的赶超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概念,特指那些主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但是,和泛利性组织一样,发展主义政府要求政府天然地具有发展的冲动。相反,中性政府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但正因为此,这种选择才可能更持久,而不是像发展主义政府那样,取决于官员的素质和追求。第三个概念是阿里吉的“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里(阿里吉,2009),阿里吉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是资产阶级管理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另一种是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属于全社会,而不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阿里吉认为,中国实现了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中性政府的概念比“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更具体,有助于对具体政策的分析。

  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其起点是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此之前,党的工作被意识形态化,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第一要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并在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中得到体现。本文以上述转变为起点,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而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发生过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革命的国家。20世纪完成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门(费正清,2000),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社会结构,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社会集团,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无须顾虑强势集团的挑战,从而更可能成为中性政府。

  社会平等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而且也可以解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例如,政治学家Woo-Cumings 就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为了防止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反抗,日本统治者有意压制这两个地方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两地的社会结构因此变得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扁平。“这个变化具有强大的拉平效应,使得收入分配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平均,并为建立有效的干预型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它可以相对自由地放手建立它认为必要的发展同盟”(Woo-Cumings,1997,p.331)。虽然东亚经济取得了成功,但地区内部的差异巨大,中性政府可以较好地概括所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因素。

  然而,我们的解释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既然社会平等是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那如何解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首先,我们的理论预测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中性政府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其次,社会平等不等于经济平等。即使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集团,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得不平等。第三,本文只探讨了政府的一个侧面,不能解释政府的所有行为。在对待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察政府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如何将民意集中形成政府决策的过程。

  本文的主体包括两部分内容。理论部分构造了一个考察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以及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动态斯塔克伯格模型,经验研究部分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理论部分,本文完善和发展了我们之前的理论模型(贺大兴、姚洋,2009)。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仅仅在一个特例下给出了中性政府的定义,并证明了中性政府存在的社会条件,但是没有证明中性政府经济表现的最优性。

  本文在更一般的条件下给出了中性政府严格定义,清晰地表达了社会平等透过中性政府改进经济表现的直觉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比较所有社会结构下模型的解析解,严格证明了中性政府的效率。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节里,我们回顾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讨论本文理论模型在文献中的地位,并评论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已有解释。第三节给出理论模型的基本设置,第四节详细分析和求解模型,给出模型的关键性结论,并对模型进行简短的说明。第五节就模型所提出的命题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特别讨论一些选择性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最后,第六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丰富的理论文献探讨不平等和政府政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民主国家中经济不平等如何透过投票(Alesina &Rodrik,1994;Benabou ,2000;Hassler et al ,2003)或院外活动(Esteban &Ray ,2006)来影响和扭曲政府政策。其中,Esteban &Ray (2006)的研究和本文的关联较大。在财富和经济能力不平等都影响院外活动的前提下,Esteban &Ray(2006)将院外活动视为个体发送给政府显示其能力的信号。显然,较多的财富会使个体更有能力进行院外活动。由于个体的能力分布和她们的财富分布不相关,即使政府追求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不平等也会扭曲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本文的模型提供了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类似理论。在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中,经济平等会降低院外活动作为能力的信号的强度;在本文的模型中,社会平等会降低群体权力扭曲政府政策的强度。在两个模型中,平等都使得政府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但是,一个区别是,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是建立在能力是私人信息的前提下的,经济平等减少了政府获取个体能力信息的成本,而本文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平等使得各个群体更有效地表达意愿,从而增进效率。

  另一个区别是,我们没有假设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中性政府下的社会产出永远只是次优的。显然,研究主题的差异——Esteban &Ray (2006)研究民选政府,本文研究非民选政府——自然导致模型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研究最近也有所发展,其中大多数的文章着眼于研究为什么非民选政府、特别是那些失败的非民选政府能够长期存在的问题(Padro-I-Miquel,2007;Acemolgu,Ticchi&Vindigni,2007),但最近的两篇文献研究了为什么一些非民选政府能够比其他的非民选政府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Besley&Kudamatsu(2007)提供了二战后非民选国家经济表现的详细记录,并试图解释部分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他们的文章中,选举团(selectorate )决定领导人的人选。在一个简单的声誉模型中,他们发现当选举团的力量不依赖于在位领导者时,它更换领导人的威胁就变成可信的,领导人因此会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Gehlbach&Keefer(2008)发现,当执政党有较长的历史时,非民选政府的经济表现更为优异,他们将其视为政党制度化正面作用的证据。特别地,他们的模型将党内信息共享视为政党制度化的最重要特征。信息共享意味着党的成员了解领导人的行动,并通过行使否决权来约束领导人,这会降低领导人对党的成员的掠夺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上述两篇文章都强调了在位群体对领导人的约束作用,本文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另外,在理论上,执政者在本模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重要的是,本文建立了社会平等和更优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

  在最近解释中国经济成就的文献中,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Qian&Weingast,1997;Qian&Roland,1998)、诺顿(Naughton,2004)、谢千里和张军(Jefferson&Zhang ,2008)也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钱颖一等人强调财政分权作为一个约束中央政府的承诺机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但也有部分文献批评钱颖一等人过分强调了财政分权的作用。例如,在比较了中国和俄国财政分权的表现后,布兰查德和施莱弗(Blanchard &Shleifer,2001)认为,单独的财政分权不足以产生一个保护市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中国的成功较多地与政治集权有关。事实上,1994年的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央再集权的现象。

  诺顿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保持一个有效的官僚系统的认知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多方面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它能够执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指令,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能提高官员的政绩,进而增加官员的收入和升迁的概率(Li&Zhou,2005)。不可否认的是,有效的官僚系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我们怀疑它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从隋朝起就存在了,但中国至少在过去500年内没有发生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诺顿没有解释为什么官僚体系的领导需要经济发展。

  谢千里和张军区分了政府合法性的两个源泉,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表现。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采用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它追求的是基于表现的合法性。本文的模型也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因为政府必须保证合适的经济表现以安抚社会群体。事实上,威权政府都不注重程序上的合法性,而且大多数希望通过给人民带来福利改进而获得合法性。然而,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单独追求表现的合法性也不足以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前面提到的文献中,Gehlbach&Keefer(2008)、Besley&Kudamatsu(2007)也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尽管他们的文章不是针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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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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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 Caps 2011-10-18 0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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