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元 刘时菁 刘亮: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4 次 更新时间:2011-10-13 16: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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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元   刘时菁   刘亮  

  我们还有其他理由质疑进城民工数量的增加会推动犯罪率上升的理论:绝大多数民工进城的目的是就业,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他们就业后的收入比在农村的收入有较大的上升,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进城民工的合法收入水平比留在农村时得到了更大的提高,他们的犯罪倾向会比在农村时更高吗?根据Becker(1968)的犯罪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推断:现代科技在城市的广泛应用(例如摄像头)会提高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城市中的高楼及防盗门和防盗窗会增加盗窃犯罪的难度,投入城市中的警力密度也相对高,这些因素都会起到降低犯罪的作用;其次,即使我们假设某些民工在没有进入城市之前就已经是潜在的犯罪分子,或者假设农村的潜在犯罪分子更容易流动到城市,进入城市使得他们改变了犯罪地点,他们的流动一方面会增加城市的犯罪率,但是同时也会降低农村地区的犯罪率,然而我们并不清楚他们进城对于总体犯罪率的净影响是正还是负。总之,现有研究并没有证明民工进城规模的上升必然推动犯罪率的上升,流动人口在城市犯罪分子中的比重较高只是一个静态的事实,这并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犯罪率随时间推移而上升的趋势。另外,我们还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即使证明了民工会增加流入地城市的犯罪率,我们是否就能够将民工的数量与犯罪率直接而简单地联系起来?这中间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接受现有理论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图3中1994年前后出现的民工数量高速增长没有带来犯罪高峰,而2000年后的民工进城却导致了“第五次犯罪高峰”?

  (三)现有研究在方法上是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除了上述问题外,现有的一些研究在方法上可能还存在某些局限性:第一,在实证研究中,很多文献都没有能够采取很好的策略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例如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的财富差距也可能是促进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没有控制财富差距。为了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利用工具变量。第二,很多重要变量在现有的研究中没有控制,例如,公安部门曾于1996年和2001年分别实施了两次“严打”,1989年对立案不实进行了调整,1992年对盗窃立案标准进行了调整。第三,现有大部分研究都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而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是小样本,并且会存在时序自相关等问题,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则更具优势。

  (四)什么是中国犯罪率上升及“第五次犯罪率高峰”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如果上述几个方面的质疑成立,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中国犯罪率的上升?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本文认为它与20世纪90年代城市失业率的上升有关: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上升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岗位的绝对或相对减少,这意味着民工失业率可能也在同时上升,这两类失业人员的增加会直接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并且,失业的民工由于缺乏各种社会保障和保险,会比失业的城市居民更加脆弱,从而具有更高的犯罪倾向,于是会更加显著地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在此过程中,城市失业率的上升会推动城市地方政府对民工采取更加严厉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和再就业,这被形象地称为“腾笼换鸟”(杨云彦、陈金永,2000),而这种歧视性政策必然导致民工失业替代城市居民失业,从而在中国犯罪率上升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述因素综合在一起推动了中国“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与持续。图4提供了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犯罪率的直观描述,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2.下面我们从三个角度对上述机制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1.城市失业者的增加会直接推动犯罪率上升

  20世纪90年代城市部门的民营化改革打破了城镇居民的“铁饭碗”并带来了较多的城镇失业,这些改革使得部分城市居民的福利受到了损害,社会矛盾激化,我们有理由相信部分城市居民会因为失业而走向犯罪,从而构成推动犯罪率上升的第一个直接力量。

  2.城市失业率的上升意味着民工失业率也在上升,并且失业民工更脆弱

  城市登记失业率的上升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工作岗位的稀缺性增强,所以我们推断此时民工失业率也会上升。而民工失业率的上升也同样会直接推动犯罪率的上升。

  同时,本文还认为失业民工会比失业的城市居民更加脆弱,从而具有更高的犯罪倾向,脆弱的失业民工的增加是推动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力量。失业民工的脆弱性在于城市倾向的社会保障政策:为了减轻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催生的城市失业所导致的社会压力,各地政府在各部委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逐步建立起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下岗工人可以进入中心并领取一定的生活补贴;同时,各地政府也逐步建立了覆盖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再就业服务中心”取消后,失业的城镇居民可以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然而这些社会保障政策从未覆盖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的农民工。由于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失业民工比失业的城镇居民必然更具有脆弱性。民工为了增加收入来到城市劳动力市场,他们一旦失业,不但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更高收入,而且连原本在农村可以获得的低收入也无法获得,还要支付在城市的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以及城市政府征收的各种管理费等。此外,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主要在农村地区而非城市地区,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失业时利用社会网络来对抗失业影响的能力非常有限。脆弱的失业民工的增加更容易直接推动中国犯罪率的上升。

  3.城市地方政府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加剧了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政府更加注重保护本地居民的就业。蔡昉(2000)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城市政府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失业问题而对民工就业采取各种限制政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实际上,中央政府也希望城市政府优先解决城镇居民的失业问题。例如1994年11月17日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中第5条的内容是:“只有在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用人员;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和工种;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从这一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央政府也希望或默许地方政府对于外来劳动力采取歧视性的就业政策。

  特别地,城镇失业率在20世纪末出现了一次跳升,图4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描述:城镇登记失业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保持着缓慢上升的趋势,但是在2000年出现了一次非常明显的跳跃,而在这个跳跃背后,恰恰是城市政府从20世纪末开始针对民工就业采取更加严厉的歧视性政策。例如,北京市的劳动管理部门多年来都在制定和公布《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2000年限制民工进入的行业从1999年的5个增加到8个,限制性工种从34个增加到103个;袁志刚等(2005)的研究也发现:由于本地就业压力加大,上海市自1996年以来就加大了对外来劳动力清退与限制的力度,并要求从2000年起,需要新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先进入上海职业介绍网络招用本地劳动力,在招不到的情况下才可招用外来劳动力,招到外来劳动力后,须由单位统一办理就业证。为了进一步限制企业对外来劳动力的使用,还要求各单位按实际使用外地劳动力的人数缴纳务工管理费和管理基金,以提高使用外来劳动力的成本,降低对外地劳动力的需求。类似地,南京市政府于1999年发布了《南京市外来劳动力劳动管理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控制使用外来劳动力,优先使用本市城镇劳动力。用人单位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招用外来劳动力”。另外,也有城市于1999年出台了文件,并规定金融、保险等5个行业、34个工种限制使用民工,并规定“商业、旅游业以及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等第三产业招用下岗职工的人数不得低于使用外地务工人员人数的50%.其他各类企业招用下岗职工的人数不得低于使用外地务工人员人数的30%”。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各地政府,特别是民工主要流入地东部地区城市的政府确实在20世纪末开始采取对于民工更加严格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以更多地保护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城市失业增加时,这种“腾笼换鸟”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使得民工失业替代了城镇居民失业。下面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民工失业替代城市失业的证据。

  最近的一个证据来自于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一个权威的调查表明,2008年大约有2000万民工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失业并返乡。然而这个数字可能低估了民工的真实失业状况,因为调查地是农村而不是城市,抽样调查时必然还有一部分失业了但是并没有返回农村的民工没有被包括在样本内。而同期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从2007年的4%上升到2008年的4.2%,即使是2009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仅仅上升到4.3%.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之一是出口导向型的,并且出口主要由外商直接投资带动,而外商直接投资雇佣的民工的比重并不高。根据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组织的“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CHIPS),我们发现只有大约8%的民工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就业。按照这个比重我们可以推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城镇,那么外生的次贷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理应体现为城镇居民失业的显著上升,而不是民工失业的显著上升。但是,实际结果却是民工更多地承受了失业。类似地,中国从1997年到1999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也就是说,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没有导致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在这两次金融危机中,如果没有城市政府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应该更高。

  由于数据约束,目前我们还无法分别度量出失业率上升推动犯罪率上升的上述三个渠道,但是可以提供一些数据支持。第一,很多调查和研究发现,在世纪之交,中国东部城市的流动人口犯罪比重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例如广州市的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案件总数的比重从2001年的84.5%上升至2004年的87.5%,天津市的流动人口犯罪比重由1999年的35.6%上升到2005年的42.3%(丛梅,2007);另外,根据王志强(2006)对天津市当年入狱罪犯的调查,流动人口罪犯占当年入狱罪犯的比重从2002年的26.7%上升到2005年的42.5%.第二,有调查发现,20世纪末以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分子大多是失业的流动人口,并非一般的民工或流动人口。例如王大中等(2007)对北京市的调查发现,2006年上半年无业和职业不固定人员占犯罪流动人口的64.2%.

  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显示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流动人口中无业人员、无证(缺证)人员犯罪在整体城市犯罪中几乎占到99%,而广州市的流动人口中无业人员、无证(缺证)人员犯罪占全市犯罪总量的比重为80%.陈如和肖金军(2004)基于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犯罪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收入较低的单位用工、建筑、搬运、经商服务、收旧拾荒者以及无业人员,收旧拾荒与无业人员犯罪占流动人口犯罪的比重从1998年到2002年达到40%左右并有上升的趋势。上述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证据:第一,流动人口犯罪在城市犯罪中的比重从20世纪末以后保持着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民工主要流入地的东部地区城市尤为突出;第二,流动人口中的罪犯在20世纪末以后主要是失业或半失业的民工,而不是普通的民工。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流动人口犯罪的增加并非是因为进城民工数量的增加,而是因为民工失业的增加。

  总之,本文认为中国犯罪率的上升与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犯罪率上升和犯罪高峰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歧视性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政策背景下,失业的民工更加脆弱从而更容易走向犯罪;同时,在城市地方政府实施更加严格的歧视性就业政策的情况下,民工失业会替代城市居民失业,这会对犯罪率上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

  

  六、总结、政策启示及展望

  

  本文利用1988—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重新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失业率对犯罪率的影响。在同样面临着无法获得充分统计数据的约束下,相对于现有的研究而言,本文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首先,我们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支持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增加该省的犯罪率;其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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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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