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主流文艺思想、运动和批评的基本尺度，既是一种历史事实，又是一种思想原则。而对这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波峰浪谷的总结、对当下和未来文学态势的把握，又必然与这一事实和原则的评价、认识相关。
批评逻辑的理解：历史性与现代化
《讲话》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的存在，对其批评便往往从文学史和文艺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历史价值的确定；《讲话》作为一种思想原则的认同，对其批评又多从当代文学的现实发展，进行当代意义的理解。无论历史价值的评价还是当代意义的评价，都是从对象本身的内容构成出发所作出的一种有关思想内容的单纯理解。其实，对于任何一种文本或思想的评价，都不能限于其内容价值的评价，而应将其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从一般思维逻辑上对其内容价值作出评价。
任何历史产物都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而且由于社会和历史的某种重复性，其历史价值会通过实践主体的理解而转化为当代意义。
产生的必然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思想积累和时代环境的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历史的需要，是客观的存在。就《讲话》的基本思想来说，是近代以来中外左翼文艺思想，特别是30年代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延续和实践的总结。一种思想的提出，都必然有一个线性的思想过程。思想到达一个点而发生，实质是有一个相当漫长的成长过程的。因此，对于历史产物的评价首先必须遵循历史性的原则，从一种纵向的思维逻辑来对其进行理解。
存在的合理性是历史产物与存在环境之间的相适性的体现，是一种思想和对象之间的对应性关系的价值显示。说到底，存在的合理性是即时的功利价值的判断。一个文本或一种思想于当时社会现实需要相适应，具有现实的效用，于是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即使有时其现实效用不是发生于具体的社会功利性的判断上，而是作用于当时人的精神状态，从而产生一种思想、心理的变化，但这也是一种存在的合理性的表现。新文学中大众化的理论发展到40年代，之所以能在《讲话》中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一种被文学界所普遍认同的思想和创作乃至生活原则，除了阐释者所具有的政治权威和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与现实需要之间具有极大的适应性，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十分显著的效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使每一个人都可能产生一种危机感。时代和社会就赋予了作家一种历史的使命：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毛泽东以政治家的身份和政治的逻辑，对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作了历史的总结，以现实需要为目的，系统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主张。无论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还是作为中国抗战的主体，工农兵在这种以力量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过程中，都具有不可怀疑的历史决定作用。在这个历史变革时期，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就不仅有了文学史的总结性价值，更有了紧迫的现实社会价值，使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社会的物质力量。文艺从而就直接获得了功利的目的。而毛泽东并不回避这一目的追求，他明确宣布，“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作为政治家，他如此来强调文艺的当前价值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需要的。而作为文艺家，如果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里，不能表现出相近的意识和行为，则是令人遗憾的，至少他的个体人格应该受到怀疑。
作为后人，对一种历史作出评价总是轻而易举的，而就在这轻而易举之中，往往对历史误解和曲解。评价的一种历史主义原则这样要求我们：必须把鸟儿放回山林，把鱼儿放回大海，去观察它们的生活原态。历史性的原则就是要求评价者对历史的产物进行还原性的理解。
几乎对于每一个现在时代来说，任何历史都是有缺憾的。而从每一个后人的视角来看，任何历史产物都有局限性。这应该是历史判断的又一个基本原则。无论在对其产生当时的历史价值判断上，还是在其后的当代意义的确定上，都应坚持这一认识。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就可以以此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尺度，去评价中国主流文学的最高法则《讲话》所可能具有的缺憾和局限。
从进化论历史观的线性思维逻辑来看，任何完美的事物都有其不完美的发展过程，而任何不完美的事物又都有其走向完美的可能。所以，缺憾和局限一方面表明了事物发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表明其具有未来充分发展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说，指出某一历史产物所存在的缺憾和局限并不是对其的否定，而是一种符合一般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普遍法则的判断，并且是对这一历史产物所可能具有的生命力的承认和未来发展空间的肯定。而一种历史产物的当代意义也就发生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平静地让《讲话》也接受这一判断，那么也会同样证明这一点。其实，不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如此，因为《讲话》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在于不断把握或接近真理，而且在于不断被证明错误。证明错误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标志着一种价值体系的弱化乃至解体。一般说来，一种事物产生和存在距离当下愈远，其意义也就愈淡化。因为时间的差异必将带来性质的差异。而彼事物要在此时代获得价值和意义，就必须被不断地作出符合此时代的阐释和理解。这就是历史评价的现代化原则存在的逻辑基础。
《讲话》作为4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艺思想上的体系性的确立，在其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的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构造来说，《讲话》的基本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然而，从逻辑和事实两方面来说，《讲话》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又确实存在着历史的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
从逻辑上看，由于时间的间隔和空间的变换，《讲话》的某些观点和思想的对象与前提已发生变化，在一种新的时空条件下，其意义必然改变。例如，毛泽东对“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的观点的批判，在世界政治、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这种统一的爱”是确实存在而且是确实需要的，中国文学所缺少的就恰恰是这种人类性的主题。对于“流”的清理，还要根于对“源”的反思。一种理论在实践我们必须勇于设问：几十年来文艺发展中的失误，是否仅是对《讲话》的“误读”而不是对其中某些思想的“读误”？中被屡试不中时，我们不仅要重新实践，还要检验理论本身。
批评对象的理解：政治性与学术化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学家来说，是一个难以说清楚而又难以摆脱的世纪性的问题。当毛泽东在《讲话》中以政治性的思维和话语对这一问题作出历史性的阐述之后，于是后人对《讲话》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的理解，也就按照这一思路来运行。毫无疑问，这一思路相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本质来说，具有独特而有效的解释权。这种解释权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现实所赋于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
中国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的价值观，始终在文学观念的历史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来自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功能和作家即知识分子构成的历史传统。
在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不仅作为封建社会中官僚阶层的后备力量而存在，而且其本身也就是官僚体制中人。进学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便可以食朝廷俸禄而被“官养”。而被“官养”必然被“官用”。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一直以道德学说为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决定了读书人自身的知识结构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决定了其被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使读书人不能参与具体的社会生产和科学实践，不能创造实在的价值。当知识分子不能进入政治权力结构之中，德行和知识也就不能转化为功利性的价值，人也就最终失去了一般的社会地位。
近代以来科举仕途的中断，使中国知识分子由权力集团变为思想集团，终于作为一种单纯的精神力量而存在。而当中国社会的变革由观念变革转向物质和规范变革之际，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形态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似乎也被社会进一步淡化。因此，在具体的政治对抗之中，归依某种政治实体正是知识分子原有仕途中断之后的价值弥补或恢复方式。当然，这里包含有中国知识分子极其自觉的社会使命感的存在。
三四十年代，阶级的和民族的激烈矛盾，剧烈的思想分化，使一切都政治化了。政治尺度成为一般社会存在的基本尺度，包括人们的生活行为和精神状态。政治意识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即使不是从政治逻辑出发，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社会价值，争取最广大的读者，也必须表现这时代精神。因此说，《讲话》的政治本位意识和对《讲话》的历史价值的政治性理解，都是符合文本功能和历史实际的。但是，文艺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研究，对于某一对象的研究不仅要作政治性的历史评价，而且要将其从一般事实和具体环境中剥离、抽象出来，进行一种形而上的学术研究。这是一种学术化的过程。对于《讲话》来说，学术化包含有以下两种意义。
第一，将《讲话》及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来加以认识；多年来，许多人一直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尚未形成体系。其实，即使不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归结为“包括早期共产党人在内的党的卓越的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般原理同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①的话，单就毛泽东本人的文艺思想而言，也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从文学观念、文学传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乃至文艺政策等诸方面，毛泽东都有自己比较统一和固定的观点。只有在这样一个体系化的前提下，才能对《讲话》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加以更为准确、完整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将《讲话》及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加以科学、客观的理解，以确定和辨析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影响。应该说，政治性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价值的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必须承认，毛泽东在《讲话》中是以政治为本位的，这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思维特性和中国社会当时对于文学的历史要求。他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判定，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判定，都表明了这一点。当毛泽东强调作家和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大众结合时，对于政治性的价值强调明显要重于艺术性的要求，这从后来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否定中可以得到认证。他把对于知识分子的判断由道德上的反感转入政治上的否定，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而后来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肯定也仍然是从一般劳动民众的尺度来进行的，不能进一步承认他们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是社会中最尖端的知识集团和思想集团。
科学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存在还是作为一种方法存在，都与单纯的信仰和权威有本质性的差异。如果把《讲话》及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作为一种政治原则而是作为一种学术对象的话，那就不会只有一种评价视角和尺度，也可能由此获得对其更全面和丰富的认识。例如，就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来说，如果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二者更多地应该表现为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是否与工农大众结合的判定也就不会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种结论。因为一个青年、一个作家即使在政治变革上与工农大众存在着认识差距，但在文化变革上却同样表现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支持。甚至有时在文化观念上恰恰与工农大众保持了差异和距离，才更具有进步意义。政治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片面的，而文化则往往是完整的。
批评主体的理解：同一性与个性化
历史是由事实和思想构成的统一体，它包括外部事件和内部思想两个部分。这相对于后来的评价者来说，历史就是史实和史观的结合。但是，评价者的评价不是史实的简单说明书，他的评价可以从发现一个外部的事件开始，但绝不能停留在那里。必须把握事件背后的思想过程，并用自己的思想去评价，而评价的方式就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重现并印证它。在这个意义上，评价者的思想才是积极的、有独特价值的。历史的思维就是批判性的思维，它表现在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的两方面的评价中。
历史价值的批评可以是一种事实的评价。在一种固定化的时间里，对于一种既定的历史存在，其价值与意义都早已显示出来，因此，一元化的理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因为评价对象本身就产生在一个需要同一性也具有同一性的思想环境之中。
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要求思想的同一性是必要的。以战争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化的阶级和民族的对立，需要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战争是一个大的政治机器，它要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固有逻辑之中，要克一切个别、独出的因素而强化整体功能以保持机器的运转。这是政治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就不能用伦理的和情感的逻辑去判断。牺牲不和谐的个体和个性是保持机器的正常运转的必要代价。历史是自在的，有时候是会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这也许就是历史发展的代价。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情感的隔离状态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心灵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独立王国。.......必须明确地彻底解决它。”无疑，这是一种在政治、思想的同一性之后又对情感的同一性提出的要求。知识分子与劳动民众在具体生活中最明显的精神差异是情感方式的差异。情感方式是由人的教养、职业和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种精神表现形态，它渗透于个人的所有生活行为之中，有着比理性的意识形态更为稳固的特性。知识分子与劳动民众之间的情感方式差异是群体性的普遍存在，在社会知识化程度较低的时代里尤其如此。所以，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在政治、思想保持同一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要求他们在情感方式上达到同一则是对个人性情的取消。三四十年代，特别是在解放区发生的思想批判和文艺论争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在文学世界里，作为都市文明和现代文化的体现者的知识分子在乡村文化环境中，始终处于不断被嘲讽和揶揄的尴尬境地，并且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情感方式而向劳动民众一般的粗俗化、简单化的情感方式转化、认同，以真正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认同最集中地体现在个人的性爱生活之中。
30年代风行一时的“革命小说”是知识分子阶级意识、情感方式转化的表征。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革命加恋爱”的模式里包含有知识分子对政治与性爱的特别的浪漫理解。而其后人们对这一模式的否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感方式的否定。作为个人存在的知识分子价值不断被淡化，不断向工农民众进行整体性的转化。在转化和认同之中，知识分子特有的细腻、敏感和丰富、浪漫被克服，粗俗化、简单化成为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标准情感方式。
必须承认，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感方式的转化首先是受制于战争环境和军事生活的。这种环境和生活不仅对人的行为构成严格的约束，而且对人的精神状态也作出了统一的规范。“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思想，统一言论”，规范化、简单化是当时人们共同的情感方式。无疑，这又是知识分子的一层精神炼狱。林道静的爱情观是由“诗人加骑士”而走向“同志加兄长”的演变过程，从余永泽、卢嘉川到江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浪漫情感的消失过程。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中的“我”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与加利亚的浪漫多彩的情感生活而回归于“大姐加同志”的婚姻模式之中。浪漫的消失成为许多作品中共同的情感特征。爱情，这一人类最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被固定化、规范化了。
情感尤其是性爱情感被粗俗化、简单化的深层根源是人们生存环境和文化素质的差异。作为一种思想变革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知识界的思想、道德的变革运动。也正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亦成为五四运动的最大受益者，使其获得了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尤其是婚爱观）的解放。与较远离这一时代中心的劳动者的思想观念（主要是婚爱观）相比，二者处于一种时差与异质的文化关系之中。而当工农民众成为稍后的社会变革（主要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变革）的主体后，其原来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婚爱观念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支配性的观念。偏狭的政治意识形态将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感方式冠以“不健康的情调”，从而把人类最美好的情感都送给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情感、语言、行为的粗俗化、简单化则被视为“与工农打成一片”的标准。甚至正面的人物肖像描写也由“白面书生”转向“黑里透红”或“古铜色”的固定模式。这样，知识分子在道德人格和政治意识的转向之后，情感方式这一最后的个人化的精神特征也丧失了自我表现的权利。丰富变成简单，细腻变成粗犷，多样变成单一，
当历史研究以政治性为唯一的思维和尺度进入评价者的判断时，结论往往是既定的，或者是预先给定的，而批评的同一性于是发生。如果作为一种思想和事实的存在，对于批评的主体来说，对《讲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的理解应该并非是一元化的。特别是对其当代意义的理解上，更应该有多样性的理解，这便是批评主体的个性化原则。
思想永远应该是鲜活的，其活力便来自于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因时代需要，社会思想暂时的高度同一，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而长期的同一则可能会出现僵化和迷狂。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只有存在悖论和异质，才更有生命力。对于《讲话》的个性化、多样性的理解其实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构成内容的丰富和发展。当我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发现和印证这种原则时，才会感到它所具有的无限生命力。更何况思想是每个当代人的权利。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最尖端的经济理论在政治权威的支持下，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繁荣，为中国企业结构的调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经济理论已发生了本质性的、体系性的变化，而中国90年代的文艺思想体系与50年代相比，不过是一种同位横移，时间在这里似乎是毫无意义。文艺批评与创作的错位，思想对于时代的滞后，作家和读者对于批评和批评家的冷漠乃至嘲讽的现象必然发生。而作为另外一种补偿，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甚至以一种炒作的方式蜂拥而至。说正统的文艺思想体系被取而代之还言过其实，但不被认同已成为私下里一种相当普遍的个人认识。如果我们要真正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权威性，就必须让它不断经受现代化、学术化和个性化的检验，以保持其内部强大的生命力量。
一部《讲话》批评史绝不能成为一部思想经典的注疏历史。儒家“述而不作”的注疏传统实质上并不是一种学术价值观，而是一种僵化的思想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绝不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思想路线、一种学术精神。
注释：
① 冯贵民：《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论稿》，第2页，武汉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