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正常有秩序的运转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都是靠两种力量来维持。一种是世俗的政治权力，是比较实在具体的；另一种是靠一种精神上的“道义”，也就是道德的力量。在现实中就是所说的“文化现象”，这里包括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研究等等。两种力量虽然互有渗透，但本质上还是泾渭分明的：前者是靠强制，有武力的参与；而后者主要是靠文化的传播。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就是前一种力量逐渐衰落，而文化力量变得更加普及和加强的过程。前者解决矛盾的方式源于自然界中的“丛林法则”，源于原始人类，也就是动物“群”遵循的“胜者为王”；而后者的力量源于人类语言的使用，由语言而产生种种“契约”，以此来解决问题，是摈除武力的。所以这后者也是对“语言”的尊重，诚信和恪守承诺构成了这种力量的基础。文化力量的提高是不可能靠“武力”的，也就是世俗政权只能创造和维持文化发展的环境，而不能直接提升文化。世俗政权强制干涉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只能导致文化的退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虽然所说的是政教分离，但我们完全可以看成控制社会的这两种力量必须“分离”，这是文明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世俗权力只能判断社会人员是否违“法”，而不能够判断社会人员精神、道德层面上的“好、坏”。

笔者曾见到对基督教原理的一段评述说：基督教的最大优势就是从不相信任何“政治”，“政治”上的强制，不守信用，是人类原罪的最好证明。这个观点就强调了这两种力量是掺合不到一起去的。这一点我们从两种力量的本质和在社会中起的作用也不难看出这个道理。

世俗权力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它是公开用强制来维护社会秩序，当它消失或减弱时，社会出现动乱是很可能的，也就是社会单靠文化的力量是不可能维持稳定的，动乱使文化很可能失去和平发展的环境。同时，古今中外，社会上总是有“窥视”世俗权力的人，而且世俗权力一定是“排他”的，所谓“一山容不得二虎”。所以世俗权力一定是将“夺取”和“稳定”政权放在第一位。世俗权力的更迭往往出现“你死我活”的惨烈局面，此时讲“道德”，讲诚信，不是有些滑稽吗？宋襄公的“诚信”被历来统治者所嘲笑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两种力量的分离不仅需要，也是现实自然的。这里不讨论民主国家的政权更迭问题，那里世俗政权的权力是十分有限的。

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有一个避免两种力量冲突的传统，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可以不用去和世俗权力有什么过多的联系，常态是只要交点能忍受的税就可以去“安居乐业”。这种百姓可以和世俗政权相分离的状态才形成了数千年中国民间的“淳朴民风”。这种局面在这近百年逐渐被改变，大量的普通民众被卷入到“革命运动”中来，尤其是上世纪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普通民众不可能摆脱“政治”。基于普通民众的“社会道德”难免被世俗政权“绑架”，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基础，无形的道德力量让位于世俗政权的“政治宣传”。而一次次政治运动不过是非道德，不讲理，不讲诚信的表演，这一切在在民众心理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民众道德素质的滑坡是自然的了。

个人道德的形成的内在因素源于人性本质，传统文化所说的“恻隐之心”；外来因素源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这种公平的环境显然是“权力”不能做到的，个人和“世俗权力”是不可能平等的，“权力”一定要张显强势，何谈相互尊重。甲对乙有救助，是希望乙也能以同样方式去救助丙，……，这是社会道德形成“链条”，道德是在平等环境中“传递”发展的。如果是强势对一弱者实施救助，则弱者只有“感激”之心，他人和本人不可能“学习”，除非也都成为“强势”。同样，当甲救助乙之后，世俗政权参与进来给甲戴上种种桂冠，甲就不再和大家一样，此时这个“救助”行为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示范”效应。社会道德现象的所有评说应当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世俗权力参与。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世界上所有“名人”能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全都是在某个“专业”上做出“成绩”或“劣迹”的；相反，任何一个真正的通常好人，一个“道德楷模”只能是默默无闻。这个逻辑很简单，在正常社会里，做好事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值得“表扬”；别人也会感到这是普通的事，引不起注意。我们不可能因为某人因“道德问题”被判“有罪”；同样，树立“道德楷模”来提升社会风气也将是徒劳的。

上世纪学雷锋运动的兴起就是“权力”直接干预社会道德建设，试图以此来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这种做法也在一直延续，各种“模范人物”的表彰层出不穷，其结果是从没有遏制住社会道德的滑坡现象，以致到了老人摔倒之后是否应当去搀扶一把都要引起争论的地步，到了在教育领域都是腐败丛生的地步。现在所有老、中、青的国人几乎全部受到过“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教育，从小是听“雷锋的故事”长大的几代人。这项运动是典型的“愚民”教育，是用“虚假”来进行道德说教。我们说“雷锋的事迹”是虚构的，根本不用去考证，宣传雷锋的大量图片和当时的媒体报道就是证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照相是比较稀罕的事情，关于一个普通战士能有那样多的照片，只能说是在“上级”指使下有意拍摄的，毫无真实意义。我们的媒体也是统一被控制的，对雷锋事迹的宣传显然是特意编造出来的，不会是雷锋旁边的普通人真实记录下来的。从“假”中人们只能学会“造假”，哪有什么真正的“道德楷模”在里面。

“假作真时真亦假”，世俗权力直接来提升社会道德是不会有成效的，两种力量的纠缠在一起的社会是个病态的社会。社会缺乏公德只是表面的“小”现象，最可怕的是使“言不由衷”、“言而无信”的现象成为普遍的常态，人们对此非但不感羞耻，而且欣赏。这种现象的结果是“语言”的作用在降低，人们之间信任被破坏。它使得社会很多矛盾失去了理智解决的机会，损伤了“法治”的基础，大大增加了社会的运行“成本”。作为世俗权力来讲，要依靠更多的强制手段，要应付更多“民众不信任”的尴尬局面。对于百姓来讲，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良好风气，而是把“胜王败寇”作为信条，对“上”一方面趋炎附势，另一方面又敷衍了事。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社会公德的滑坡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是“钱”惹的祸，这种认知是不符合逻辑推理和实际情况的，很多是“权力”利用媒体宣传误导的结果。“钱”，花花绿绿的纸张，既不能果腹，又不能御寒，但人们为什么都喜欢它呢？这里说明了“钱”是社会信用的“实物”，人们可能不相信你，但信任你手中的“钱”。也就是说只要“钱”还被人喜欢，能发挥作用，这个社会还是文明社会，还存在诚信的基础。反过来，人们把“钱”真正看成纸，谁也不要，而是争夺实物，这就和“动物世界”离的不远了。有权势者与其给做好事的人戴上种种桂冠，号召人们学习，不如悄悄给与货币，用钱来买“道德”。当社会真正把“金钱”与道德、诚信挂起钩来，这个社会才真正是重道德的好社会。有句谚语讲：只要你有诚信，银行里的钱就是你的钱。道出了“钱”与“道德”的关系。而现今发生的金融危机，其本质是社会的“信用危机”，是各国政府滥用社会信用的结果。

任何一个国家的“世俗权力”很容易遇到挑战，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政权是有理由的。而且世俗权力的巩固与否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普通民众处于对权力的恐惧也好，出于对社会稳定的期待也好，对于世俗权力有比较强的依附性，所以围绕“政治”上的虚假和不诚信现象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赞赏的，例如对“谋略”高低的评价。但我们必须让“世俗权力”和“道德”两种力量分离，社会道德由民众自己来呵护，来培育，让大多数民众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不去谈论政治上的是非。重要的是让文化要能够自由发展，不受“世俗权力”的制约和干扰。普通民众离不开一个讲诚信的社会，一个讲理、恪守信用的社会，这也是社会真正和谐、稳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