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5 次 更新时间:2011-10-11 00: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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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从某种意义上,一九二三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从苏联来的。孙中山急于成功,无法很快拿到政权,就学苏联的方式,然后把集权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党高于一切。

  马国川:然后,中国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

  余英时:我亲眼看见历史嘛!我的政治记忆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次年抗日战争开始,我上过一二年的临时中学,对国民党坚持的“党化教育”印象很深。历史上有甚么王朝可以是永远维持的?中国最长命的朝代是周朝,八百年,中间好几百年还是战争状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重庆豪言壮语地声称,周朝八百年,我们国民党六百年总该有吧?!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是有一部份人是相信的。可是,没到两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前车之鉴,清末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教训。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

  

  大陆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马国川: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有哪些进步?在你看来,中国应该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

  余英时:实质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路上前进了多远?比如,日本变革那么大,虽然仍保持着天皇制度,但真正实现了君主立宪。中国虽然搞了民国,但是至今还没有实现宪政。二战后,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实行了民主选举,重写了新宪法,军国主义大体上不是亚洲和平的威胁了。多数日本知识界的人(就我认识的来说)是爱好和平的。几年前大江健三郎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他便是反对原子弹的先锋,给我印象很深。民主选举是无法躲避的。刚打天下的时候可以说老百姓支持,“民心向背”,否则成功不了。但是不可能几十年都讲这种话,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老调子已经唱完了。没有合法性,难道又要靠暴力革命取得合法性吗?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选举嘛。民主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但在长距程中则是最能保证稳定的制度。除了北韩、北越等少数国家,二战后亚洲大多数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而且越变越好。台湾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社会,民主不是照样实行,普世价值不是照样接受?大陆如果有智慧,应该认真吸取台湾经验。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模式,一切都由一个组织、一个党、一个中央来发号施令,大家跟着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长此以往,维持不住,社会非崩溃不可。且不要说做得好与坏,做得好也不行。前三十年专搞“阶级斗争”,只信仰“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失去一切”。后三十年因为受到民穷财尽的逼迫,于是开始了经济开放,接受了市场的观念。经济成长之快,有目皆睹。但这是在绝对政治控制下的市场,不是“自由市场”。我读《纽约时报》多次专栏报道,知道今天大陆市场全控制在一百二三十个国有企业之手,它们垄断一切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吸引大量外资。发财之后大量建设硬件,铁路、公路、建筑物在各地都兴起了,外表十分壮观,但内情则不可说,不可说。私人企业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钱而无权作为后盾,是保不住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吗?所谓模式别人也可以仿效,“中国模式”谁能仿效呢?某种程度上集权体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做出错误决定,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马国川:现在许多人相信,有了钱就可以买一切,有权力也可以吸引一切。

  余英时:一般讲,中国老百姓都是比较听话、比较顺从、比较服从权威的,不大容易造反。中国多少年来比较安定,也有赖于此。人民没有自觉性,只要给点小恩小惠就得过且过了。知识界也是如此,知识分子被权和钱双重腐蚀得相当多了。不过,我所接触的学者中,还有不少有正义感、不为自己谋利,肯为中国着想的人。从前只有讲权力,完全变成了一个权力操控的社会。现在呢,把权力放出一部份赚钱,再以金钱来养权力,因此造成普遍的腐化。反腐败不会有效果的,反而可以用利益收买一大批人拥护、歌颂现行体制,甚至称其为“新模式”。实际上是,这种模式是维持不住的。另外,现在法律得不到执行,“我爸是李刚”就可以少判几年。长此以往,怎么能维持长治久安呢?对中国的思考,必须要跳出圈圈,六十多年搞下来,许多人思维无形中就被困住了。

  马国川:官方对于“中国模式”也抱着谨慎态度,因为现在各种社会矛盾很多,贫富矛盾加深,远没有到歌舞升平的时候。其实,比贫富矛盾更深层的矛盾是官民对立。

  余英时: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一点都不假。从前大学校长如蔡元培,受到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尊敬,声望甚至超过元首。只是一个个司局长或副部长,没有人知道中国有甚么好的大学校长,成为精神领袖的更没有,所以文化堕落。不要说别的,至今没有出过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华裔拿到诺贝尔奖的都是在美国训练出来的,都是美国人。你看,日本出了多少诺贝尔奖?

  马国川:但是一些人仍然信心满满,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打造一个大国,现在“大国崛起”的声浪很高呢。

  余英时:我承认,现在大陆的经济实力在增强。但是,是不是一个文明大国,要比文化,要比艺术,要比科学,比人文研究。并不是有钱了,就能够成为现代国家。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并不等于有教养、使人起敬的社会精英。

  

  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

  

  马国川:与宣扬“中国模式”相呼应,一些人极力反对“普世价值”,指摘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价值。

  余英时:所谓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之类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西方所流行的这些名词罢了。比如,孟子讲“明君制民之产”,就是讲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反过来说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不只包括田产权、工作权,也包括教育权(为“庠序之教”)等。“民主”虽然不是中国名词,但是要给老百姓权利,以老百姓为主体,这种观念早就有,否则《尚书•泰誓》怎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实人人心里都有、都向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民主态度。人权的核心观念是每一个人的尊严,能自己做主,这在儒、道两家文本中都可找到。清末以来,许多学者,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国传统中找普世价值。胡适去美国演讲(四十年代),也强调中国的“民主”虽未发展成功,却具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基础”。不能说,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中国也有普世价值,应该把自己文化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好好进行整理。不但中国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马国川:普世价值的观念在中国遭过了很大的曲解。

  余英时:曲解后就被维护体制的人利用,西方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偶尔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废话嘛。如果不承认“民主是好东西”的话,共和国也不是好东西了。那还是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吗?中国人一直讲,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

  马国川:能不能说,在现代社会所谓“民心”,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普世价值?

  余英时:是普世价值。每个人生下来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自由。佛经上到处都是自由、平等。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不能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中国语言是从义务方面着眼,不强调应该得到甚么。强调我应该做的,对别人来说就是权利。两种不同的语言。讲的是同一个事实。动辄反西方,完全对历史不了解,而且封闭历史、曲解历史,这样下去,中国哪能变成大国呢?

  马国川:看来,你对未来是悲观的。

  余英时:短期,我有点悲观;长期,我是乐观的。利用廉价劳工和资源,经济高速增长能够维持吗?如果社会越来越不平等、不公平,将来如何维持秩序?如果不能维持秩序,黑社会也会越来越厉害。随着早期革命时期出现的“强人”的凋零,集权体制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大的变局很快会出现的。

  马国川:清末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辛亥革命以后民族主义越益发展。近年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又兴起。在权威消失、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人利用民族主义,走上二战前日本或德国的道路呢?

  余英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民族主义的激情很容易煽动起来,义和团便是前车之鉴。现在搞民族主义,就是要转移视线,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外面去。那就可能造成世界大战,不是暴力革命的问题了。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最后也可以伤到始作俑者。我对现实不抱太多的幻想。但是我相信,中国有这样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社会里总有一些精神力量是会发挥作用的。必须有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政治无法完全干预。文革时代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控制和操纵,现在有人想重新搞“文革”那一套,我相信是绝对做不到的,对一般老百姓不会有影响的。

  对中国未来不必那么悲观,十几亿人,每个人总有一些小空间做自己的事情。不能把注意力、理想寄托在政治权力上,政治权力是暂时性的,一时威风凛凛,过时就不行了。千万不要心灰意冷,还要继续向前,各尽本份。现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可以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也有许多空间还可以做事。等到有一天有变化以后,这些东西都有用了。

  

  重建价值观念

  

  马国川:辛亥革命以来,甚至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身份?这是你多年研究的一个问题,也是许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余英时:中国文化传统里许多价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但是不可能作为将来中国的指导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私领域就是个人道德、人和人之间关系,儒家思想可以发挥作用。儒家本身不能直接变成宪法,只能是社会上的一种文化力量,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释道三教都丢掉了,中国的精神领域便未免太贫乏了。

  马国川:现在中国社会一方面没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儒家的东西被破坏殆尽。没有价值观念,没有信仰,没有底线。

  余英时:尤其是1949年以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作封建毒素来批判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决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跟其它文明价值可以配合。这就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所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国川: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是有资源可以利用的。

  余英时:从儒、释、道到民间文化中都有许多精神资源可以提炼出来和现代生活互相配搭。有些价值虽受反传统潮流的冲击,仍潜在于人心中,时机一变,可以召唤回来。关于怎么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天理人情,这是中国很特殊的地方,文化传统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学术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层面,儒家有些价值可以复活。不过,“三纲五常”已决不可能恢复了。现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意识形态,高扬民族主义,若如此,则是把中国传统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后再造新“孔家店”,这是一个很不智的事情。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

  马国川:你说过,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请问,中国应该选择甚么价值,如何理解世界?

  余英时: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甚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决不能故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马国川:你还说,“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你所谓的主流之“道”是甚么?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兼容?

  余英时: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采访时间:2011年6月22日夜,电话采访,  北京-普林斯顿,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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