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论民主和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3 次 更新时间:2011-10-09 19: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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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礼庭  

  

  

  民主制度是人类的一种理性的选择;是人类最现代的、最新的普世价值观;是人类自身进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规律性结果。

    

  一、民主是一种人类最现代的、最科学的、最先进的社会关系。

  

  (一)什么是民主和自由?

  

  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而自由是民主的目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必然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问题。康德说过:永远把人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其前提条件就是人必须“自由”,即必须有权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具有“自由的选择权”。罗尔斯主张自由优先,就是指自由是实现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即没有自由和自主的劳动,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幸福、发展。因此,民主制度的目的就是“自由”,就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也只有了民主,才能保障人们的自由。也正因为此,戊戌变法时期的民主先驱严复就指出了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实质:“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就是‘自由不自由’的差别。”这是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

  

  所谓自由,首先是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就是指每个人都必须有自由的权利;然后才能有哲学和审美意义上的自由,就是指个人实现自由的科学知识和能力。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毫无意义。

  

  布坎南认为,民主的前提是把个人看作价值的唯一来源。因此,国家和社会都没有组成它的个人重要。所谓人的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所谓选择,归根结底是个性的选择。它只受法律的制约,不受任何个人行为意志的制约。我们强调尊重个人自由、尊重个人的自我价值观、尊重个人利益,就必须放弃“忘我精神”、放弃“绝对利他精神”、放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个人利益的精神”。 我们只能够把个体利益和集体利、国家利益放在同一轨道上,同一方向上,让无数个体在通过创造性践活动来获取个人利益,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为集体和国家创造财富。如果一旦个人利益和集体利发生冲突的情下,我们也只能要求个人不以获取私利为理由来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除了正义的战争,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的特殊情况下,一般不能要求个人为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来牺牲个人利益,如果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来过分侵占个人利益,从而影响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那么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都会受到损失。这种情况在十年动乱的时代中还少见吗?

  

  所谓尊重个人自由,就必须承认价值多元,这是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能力掌握终极真理,任何有关价值的问题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最终答案;同样,也不可能存在永恒的真理,真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的。所以必须尊重和宽容其它价值观,必须尊重和承认选择价值和真理的自由;而多元主义价值必然带来多元主义政治,而不能以某种单一的价值观来强行统一国民的价值观;而这种多元的价值观,就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观。相反,以某些精英的观念形成的国家意志来强行统一国民意志的结果往往就是暴力、恐怖和罪恶。哪怕是以暴力来强迫人们放弃“错误”,也是一种罪恶。一切目的的正确必须建立在过程的正义上,而一切过程的正义只能为正确的目标服务,所有邪恶的目标不可能会有正义的过程。因此,一切真理、理性和善,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的方法来推广和普及,如果一旦采取暴力和强制来推行,那么其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因此,我们必须尊重不同人的不同的价值观,除非他妨碍别人自由,这是民主宪政的重要原则。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并不否认人的社会性。

  

  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是公民自由的重要条件,是人民生活幸福、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条件,是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这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因为保障个人自由,就是保障人的创造力,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创造力,自由是创造力的前提。而人的创造性实践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也正因为此,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胡适先生就提倡 “争取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取自由”并以此来反对“牺牲你们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的观点。

  

  (二)民主的制度体系包括:

  

  1、民主宪政就是思想、信仰、新闻、出版、言论的自由,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以及以全民普选为标志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体系。检测民主的三大标准就是:新闻的自由度、司法的公正度和政府的廉洁度。

  

  首先,一个没有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是有真正的自由的国家。失去思想和信仰自由的“自由”,就是抽空大量实质性内容的“自由”。理性是不能依靠强制和暴力来推行的,赤裸裸的、绝对的理性,就必然“异化”成赤裸裸的腐败、暴力和恐怖的统治;理性也必须受到制衡,哪怕是来自暂时的愚昧的制衡。真正的人类理性就是民主宪政,就是以民主宪政的理性来对人类的自私和贪婪的本性和本能进行制衡。因此,民主宪政不是追求“至善”和绝对公平,而是追求相对公平和“避免罪恶”。人类之恶来自于社会制度,是非民主的社会制度之恶纵容和发展了人性的自私,以善为目的的各种手段合法性往往是手段和行为之恶的动力;造成了以善为目标,而以恶为手段、以犯罪为结果的局面。民主宪政既然承认个人有追求个人认为的“真理”和“善”的自由,因此国家就必须放弃国家统一的理想、信仰,并放弃强制国民承认统一的“真理”和“善”的言行,以尊重国民不同的理想和信仰。并且在宽容、协商、妥协的操作原则下达成社会和谐。

    

  当代世界信息化的发展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而言论自由则是信息化的基础,而且,市场经济必需“诚信原则”,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促进诚信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样,学术成就来自于对现实社会无情的批判,那么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就是这种批判的前提。这一切都证明了言论自由的社会价值。所谓言论自由,也就是保障建议的自由和反对的自由,相反,专制就是用强制和暴力压制不同意见,而且都是打着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旗号。但是,这种政治压迫和暴力强制正是国家安全和民族、人民利益的最主要的威胁,而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不但是国家安全的主要条件,也是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的条件,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完善的民主制度,德国纳粹就是从控制言论和新闻起步向专制发展,而苏联则是从公民言论自由开始瓦解。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从言论自由起步,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只有从言论自由才能进入全民表决,最后才能实现经济上平等。

  

    其次,民主必然和法制相联系,它们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孪生兄弟。没有民主,不可能有完善的法制,没有法制同样也不可能有完善的民主。自由必须和秩序相联系,否则就不可能有自由。杰斐逊认为:民主的政府是建立在猜疑,而不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这是因为“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人类现实的、正义的理性使民主成为可能,人类趋向自私不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因此,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就成为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如果有谁能够同时行使三权,那么就必然成为虐政,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民主的原则禁止任何势力单独地控制政府。对自由的最大的威胁往往来自于政府滥用权力,而不是资本的合法经营,没有政府滥用权力的支持,资本不可能产生血腥和贪婪。而人类社会最可怕的现象恰恰就是腐败的权力和贪婪的资本相勾结。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通过民主来限制政府权力、并通过受到民众制约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制约资本的贪婪的发展过程。限制政府的权力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任务。对政府限制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是宪法规定和违宪审查,二是分权和互相制衡,三是:法律赋予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

  

    第三,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程序,是人类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决策体制。是一种兼顾个人的集体决策原则,他保证了决策者兼听则明。它是建立在人类互相公平竞争、公平协商、互相妥协、秩序和谐基础上的决策体制。是必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各利益群体和统治者都一致认同的制度原则;必须是除了年龄限制之外的每个人和一切人在信息既公开又充分的知情和程序公正有序条件下有效参与、平等投票的决策体系。执政者由民选,他就必然尊重人民的意志,执政者有党选和前任选,他就必然对党和前任负责,无法对民众负责。谁给权力就为谁服务是天经地义的、规律性的必然结果。虽然这种全民普选的决策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但它肯定是相对来说正确比例最高的决策方式,虽然它不可能避免选民的缺陷,也不可能避免当选人的缺陷,但民主政治创建了自身的纠错机制,从而不让这些缺陷带来严重的恶果;而其它制度都没有这种有效的纠错机制,结果只能是放纵人的这种缺陷;因此,民主政治允许公民对政治知之不详,但必须尊重公民的知情权。民主决策的优势不但在于“选优”,更在于“纠错”。

  

    哈耶克认为:当人们意见分歧时,以选票来决定比以战争来决定成本低得多。和平变革的成本和效率之比是最优的,而民主原则是和平变革的保证。民主不但要求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决策,而且还要求多数人必须保障少数人的应有权利,因此要判断是否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只要检验一下少数人享有的安全程度、正当的经济利益和表达意见的权利。

  

    民主宪政的本质就是用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民主不在于主权者的人数,更在于运用权力的程序公正和公道的政府,也就是权力受到合法限制的政府,即使是多数人的权力,也必须受到限制,任何绝对的权力,不管他代表的是多数、还是正义和真理,都决不允许存在,因为无论多么美好的开端,绝对的权力的结果只能是唯一的,就是罪恶。托克维尔对“多数人的暴政”的担忧,决不是杞人忧天。在多数人制定的法律之上,还有“自然正义”,或者是“自然法”高高在上,虽然人们对它的认识各不相同,但谁也无法藐视它的客观存在和权威地位。他体现着人类共同维护的正义和理性;也是既成法律,乃至宪法修正的依据。

  

    民主制度是一种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机制,它反对专制性强制代理,决不能成为统治者的工具。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民主与皇权并立;军政、军训、宪政三段论;以主权、国家、民族、及文化特色为借口拒绝民主制度都是这种“工具论的民主”的翻版。公共权力必须是通过公民的参与和竞争,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宪法和法律明确界定的、程序公正的全民公选产生的,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全民共享的,受到全民的监督和制约的,同时是受到全民尊重和法律保护的政权。

  

    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有200年多的历史,但真正的全民普选制度仅45-50年历史,在此之前,民主宪政并不仅仅是保障普选的制度,而是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强调人权,人民主权,自由主义强调权力的运用方式,即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哪怕是人民群众委托的权力,也不能是至高无上的,也必须受到制衡和监督;还必须保障公民的“私人领域不受侵犯”。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它既保障个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又维护个人的其它的生活领域的自由。当今世界上已经没有直接民主了,全部都是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充其量只是一种补充,比如某些重大问题的全民公决等。

  

    竞争是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得以存在、发展和进化的永恒的法则,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和发展,就必然衰败和死亡。自由竞争的规律,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从“物种竞争”的生物规律自然演化为人类社会规律的。但竞争必须是公平的,才能够产生效益。政权的多党竞争是一样的道理。民主宪政的标志就是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及其它们公平自由地竞选的合法权利。在经过数年牢狱之灾和面壁沉思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发出了惊天的呐喊:“‘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民主和专制都是精英统治,民主政治既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由大众执政,而是由大众委托的精英执政,委托精英来实现民众的愿望。民主政治保证精英的流动,即精英之间,或者非精英通过公平竞争而产生位置的变化;专制强调精英固定地长期执政,反对流动。所有人,包括精英和凡人都具有一种专制独断的倾向。民主制度具有抵制和杜绝这种倾向成为事实的机制;而专制则为这种倾向创造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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