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4 次 更新时间:2011-10-09 13: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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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进入专栏)  

  1982年宪法坚持基本权利与义务并重原则,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按照1982年宪法的精神,基本权利的行使与基本义务的履行具有同等意义,义务的履行是实现权利的一种环节与不可缺少的形式。 

  6.四次宪法修改与基本权利体系的发展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与可能,通过不同形式不断扩大了基本权利的范围与类型。1988年通过修宪确立了私营经济地位的宪法地位,实行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政策,实际上为公民行使经济权利提供了宪法基础。1993年修宪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奠定了宪法基础。1999年修宪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扩大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范围。2004年修宪的亮点之一是人权入宪,使人权从政治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标志着国家价值观的根本变化。另外,宪法进一步明确了对私有财产权的性质与地位,完善了基本权利体系。[16] 

  

  三.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 

  

  (一)中国宪法学上“基本权利”的表述 

  如前所述,在中国学理上使用“基本权利”一词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宪法文本上的正式确立是1954年宪法。目前在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表述,如宪法权利、基本权、基本权利、基本的权利、基本人权等。考虑到中国宪法文本的规定、学术传统和学术界约定俗成的提法,本文用基本权利来表述国家与公民关系。 

  (二)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性质 

  在中国,学者们一方面重视基本权利的普遍性价值,关注国外理论的发展动向,而另一方面又强调基本权利理论的本土性特色,主张在中国宪政体制与语境下思考和分析基本权利的实践问题。如有学者强调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认为基本权利既是公民抵御国家权力侵犯的主观的公权,同时也是宪政实践中形成的客观的秩序。 

  概括起来看,基本权利的性质与特点主要表现在: 

  1.基本权利主要是一种个体抵抗国家权力的权利体系。宪法上确定基本权利的首要意义在于使公民行使的基本权利获得合宪性的基础。由于公民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行使权利,每一种权利与公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联系,通过基本权利的确立一方面提炼各种权利的一般性规则,另一方面明确了公民的宪法地位。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下,基本权利的对抗性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合作”与“协调”的性质,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基本权利的政治理论上,中国宪法以社会主义理念为基础。国家与公民之间并非完全是处于完全处于不信任状态之中。基本权利观念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从高度统一到逐步分离的过程。 

  2.基本权利体现宪法体制和权利体系存在的核心价值。权利是有机组成的庞大的体系,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权利体系中包含着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权利要素,其中具有母体性的权利直接构成基本权利。至于哪些权利被上升为“基本”权利,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学者以权利的重要性为标准,有的学者以权利是否具有“对抗性”为标准,也有学者以权利的价值性与道德性为基础进行分类等。笔者认为,不管采取哪一种标准,基本权利对公民来说,具有不可取代性,它是保持人的尊严与基本价值的前提。普通法所规定的权利是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即是从母体性权利中派生出来的。 

  3.基本权利是实定法意义上的权利形态,不具有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中国宪法所奉行的公民权利观实际上反映了基本权利的非自然法性质。对于一个公民来说,基本权利既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权利,同时也是在社会生活中应具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们对基本权利价值的认识基本上限定在权利内容的“重要性”。如吴德蜂认为,“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利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权利,它是我国公民各种权利的法律基础,至于一般权利,则由各种法律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原则来规定。”[17]但哪些权利属于“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权利”,学者们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 

  在多样化的权利形态中被纳入到基本权利范畴的一般是国家有能力给予保护并实现的具有现实基础的权利,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宪法运行的整个过程而言,基本权利具有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功能与能力,以不同形式推动社会发展。因此,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易经常性地改变基本权利的结构与内容,这也是宪法保持其稳定性的基础。 

  4. 基本权利是综合性的权利。在中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最高规范,不仅仅是调整公法领域。这一特点不同于西方国家有关“宪法是公法”的基本逻辑。作为宪法上的最高价值规范,基本权利在体系上具有综合性特点,统一调整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领域,既包括所谓的公法领域,同时也调整部分私法领域。 

  (三)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 

  中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位于宪法文本的正文中,在“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这种体系的安排,不同于其他国家宪法的规定。如美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列于宪法修正案之中,法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列于宪法序言之中等。基本权利体系的划分通常是以基本权利主体、内容与效力为不同标准而进行的。主体的分类方法是以基本权利主体的特点为基础进行的分类,具体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法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基本权利与团体(集体)基本权利等。以基本权利性质为基础的分类法,主要体现基本权利的具体属性。根据基本权利内容,可分为自由权、社会权、第三代人权等。以基本权利的内容为基础的分类法,既考虑宪法文本的统一性,同时也考虑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与特点。 

  当代中国宪法学的基本权利体系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并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变化。如50年代出版的代表性的宪法学著作对基本权利的分类是:平等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住宅的不受侵犯、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劳动的权利;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劳动者的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享受教育的权利;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妇女的平等权利;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控告权利。[18] 

  目前,中国宪法学界形成了对基本权利的几种分类法。十大分类法,即把基本权利分为十个方面:平等权、政治权利与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监督权、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和自由、妇女的权利和自由、有关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权利。五大分类法,即把基本权利分为五个方面: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与特定人的权利等。四大分类法,即把基本权利分为四个方面:参政权、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经济和教育文化以及特定人的权利等。八大分类法,即把基本权利分为八个方面:人格权、平等权、精神自由、经济自由、人身自由、政治权利、社会权利、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19]作者倾向于把基本权利分为八大类,但其内容不同于上述“八大分类法”,即(1)人的生命权与尊严;(2)平等权;(3)参政权(4)表达自由;(5)人身自由;(6)宗教信仰自由;(7)文化教育权利;(8)社会经济权利;(8)监督权与请求权。 

  其中每一项基本权利又具体分为若干不同的权利形态,构成完整的权利体系。中国基本权利体系包括了自由权、社会权与请求权的基本内容,既继承传统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内容,同时也体现了当代基本权利内容的多样性。可以说,中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范围大体上反映了当今世界权利发展的普遍性要求,其内容的概括具有一定的特色。但比较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比如,权利类型上,有些基本权利是可以增加的,比如思想与良心自由、新闻自由、迁徙自由、罢工自由等。 

  (四)中国与西方国家宪法基本权利传统的比较 

  中国与西方国家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在理念与具体内容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决定了宪法学者对基本权利体系的概括方式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比较: 

  1、从基本权利的表述看,西方学术界普遍使用基本权、人权、宪法上权利等概念,而在中国长期以来只使用人民之权利、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2004年修宪后人权才成为宪法体制上的重要概念; 

  2、从基本权利的政治理论基础看,西方的基本权利理论体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理念,而在中国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调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和保护的功能,体现变革中的社会主义理念; 

  3、从基本权利的体系看,尽管西方国家学者之间对基本权利的表述方式不同,但大体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如法国学者把基本权分为个人自由、团体(集体)自由与社会经济权利。个人的自由是整个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个人的生存、个人的安全、个人的精神与私生活等有机的权利体系。而在中国,基本权利体系中个人自由还没有直接转化为权利体系的基础,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与协调; 

  4、从基本权利的主体看,西方国家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追求以“人”的地位为基础的权利价值倾向,区分人的权利和国民权利。而中国宪法追求以“公民”为基础的价值倾向,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只对“公民”社会开放。2004年修宪后有关“人”的宪法地位的保护开始成为国家的基本价值观等。 

  当然,上述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基本权利理论与实践之间上也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比如,中国宪法上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特别是第34条规定了六项政治自由,为社会共同体成员参加国家生活提供了基础,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强调政治自由的共和主义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又如,欧洲一些国家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中社会经济权利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其包括的内容与中国宪法学上的社会经济权利的内容也是基本相同的。在基本权利的理念上,中国宪法和一些欧洲国家宪法对社会权的价值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力求消除自由权与社会权之间存在的冲突等。 

  

  五.宪法文本上列举的基本权利与未列举基本权利 

  

  2004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有学者认为人权“入宪”意味着国家既要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要保护宪法上未列举的非基本权利。2004年修宪时,有的学者们在考虑这一条款时也可能意识到将来人权条款起到的多种保护功能,试图解决因立法不作为或立法工作滞后而出现的基本权利救济不完善的现象,并以人权价值为基础扩大权利救济的范围。[20]人权条款能否起到保障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功能,如起到保障功能,其形式如何,如何确定其标准?这是中国宪法学界普遍关心的理论问题[21]。 

  在现代宪法发展史上,宪法未列举权利保护的理论首先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具体规定了宪法未列举权利的保护条款。围绕修正案第9条的性质与保护范围,美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第9条修正案是否是一种独立的条款;如果是一种独立意义的条款,能否成为宪法解释的一般性条款;第9条修正案是否宣示联邦政府不能干预的领域,能否从这一条款中提炼出自然权;第9条修正案能否约束联邦和州政府等。各国的宪法理论一般主张,当宪法没有列举,但对人的尊严的维护确实需要时,宪法应给予保护。一般意义上,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只是人权的一部分,是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权利,但仍不能全部包括人的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所有权利要求,人的尊严的保护实际上依赖于“没有列举权利的条款”。 

  中国宪法文本对基本权利的规定上采取列举主义原则,在文本中没有具体规定“未列举基本权利”如何保护的内容。第四次宪法修正案通过后,随着人权条款的出现,人权条款能否起到类似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的功能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且在实践中出现了以人权条款为依据提出权利救济的案例或事例。笔者认为,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宪法上未列举基本权利”保护条款的国家中,其条款既表现了一种政治道德和政治原理,它同时具有独立的权利条款价值,客观上起到限制公共权力的功能。作为一种权利源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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