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

——在上海市委党校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6 次 更新时间:2004-11-01 11: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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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进入专栏)  

  

   中国按照现在的增长轨道能保持未来30年的高速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第一,我们在未来30年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而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和劳动力的增长前景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即使我们维持着高储蓄率,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速度不下降,则还要取决于我们的生产率是否最终能够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国际上不断升温的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与增长的前景再度成为近来国际主流财经与政治媒体的讨论焦点。在中国国内,倍受媒体追逐和公众关注的话题层出不穷。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到出口税的建议;从惊人的贸易增长到频繁的贸易摩擦纠纷,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股权改造到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从证券市场改革到保险资金入市,从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到私营经济的发展等等。今年以来,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改革方略接二连三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了一个真正“攻坚”阶段,这个阶段的完成对于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新的阶段和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能否实现高速和更有效率的增长,以及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必将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对2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与评价

  

   正因为我们的起点比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低,尽管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和日本,但在迅速提高人均GDP水平方面我们则还要走更长远的道路,可谓“任重道远”。这“更长的路”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但却意味着我们的增长空间还相当的大,持续的时间应该会更长。

  

   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实现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出客观的评价,最好的方式是亲临中国而不是透过媒体记者的眼睛。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到访过中国的海外人士,不管抱有什么政治见解,无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变化感到惊诧。无论根据GDP的增长速度还是依赖贸易份额的提高能力来衡量,中国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显眼、最具活力的经济。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个记录在世界经济中是罕见的。经过25年增长,中国的GDP已经升到了2003年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按照美元换算,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作为世界上的大国,随着中国开始迅速在经济和金融等方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

  

   考虑到人口规模,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在过去25年约为每年6-7%,低于GDP总量的增长差不多2个百分点。按现有汇率计算,人均GDP水平从1978年不足100美元提高到超过1000美元的水平。不过,这个数字还是依照了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水平(1?8.27)。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978年以后一直是处于下降模式中,人民币从1.7到8.27兑换1美元。因此,人民币的贬值势必低估了中国当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一种可以避免汇价影响的估计方法(即“购买力平价”方法)经常被用来重新估算中国的GDP和人均GDP。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一个美元的购买力在美国和在中国是相同的。按照“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曾估计,中国2000年的GDP超过了5万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居世界第二位。如果按此来计算,那么中国当前人均国民收入实际约为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6或者16%,而不是按当前汇率计算的3%。但即使如此,16%还只相当于日本上世纪40年代末、韩国70年代初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份额。

  

   这就是说,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日本和其他少数发达经济的时间要比在人均国民收入上快得多。按照汇率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保守估计,中国的GDP将在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而如果依照“购买力平价”来重新估计,那么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最发达经济的时间还会大大缩短。例如,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劳伦斯·萨莫斯博士(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在1993年就预测说,如果中美两国各自维持过去14年的增长趋势或者说保持两国增长速度的“差”不变的话,那么到2015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而在人均GDP方面,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中国与发达经济之间也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一个简单的推测是,假设美国从现在起每年保持人均GDP2%的增长率,而中国保持人均GDP6%的增长率,那么要在204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才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而根据世界银

  

   行经济学家的最近研究,从经济起飞到实现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韩国和中国台湾花了差不多35年的时间,而日本则仅仅用去了17年。

  

   当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的人均国民收入本来就远远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水平。例如,世界银行报告按照货币购买力估计,日本在1950年的人均GDP水平就比中国目前的水平高。但正因为我们的起点比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低,尽管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和日本,但在迅速提高我们的人均GDP水平方面我们则还要走更长远的道路,可谓“任重道远”。

  

   这“更长的路”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但却意味着我们的增长空间还相当的大,持续的时间应该会更长。在前一段时间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的“特别报道”中,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为什么中国可以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东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速增长的记录表明的不是中国在缩小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差距上赶得多么快,而是多么慢。”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东亚经济赶超最发达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几乎是,这些赶超型经济在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了美国人均收入的50%之前是很容易保持高速增长的。如果这个经验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至少还应该再高速增长35年,因为实现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至少要在2040年前后(按购买力平价估计)。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25年甚至更长时间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呢?或者说,为了进一步缩小人均收入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增长能够保持足够的时间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我们来分析过去的增长模式以及那些可能影响了人均收入提高速度的诸多关键的因素。

  

   为什么人口问题非常重要

  

   根据大多数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这个结论无疑表明,中国的经济正处在迅速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的阶段上。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增长,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以及东亚经济曾经达到过的高速增长记录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经济学家来讲,归根到底,经济增长是一个人口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经济增长”意为国民产出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从而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第一,增长需要资本的快速积累。而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国民的储蓄倾向。一个人口结构、从而劳动力集中处于年轻化的经济比一个人口处于老龄化(一般用6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重来衡量)的经济有更高的储蓄能力。第二,增长依赖劳动力的持续投入的增长。而劳动力的增长是人口增长、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学上,这可以用可进入劳动阶段的人口比重来衡量,这叫“劳动参与率”)。最后,增长的持续最终还取决于人口接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和人口素质的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力储备主要在农村地区。据世界银行估计,1991年中国有超过7亿的劳动力人口,而且还在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25年来,我们有大约有累计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或者种植业中转移了出来,在城市和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虽然农业人口占了中国总人口的70%以上(根据普查,最近降到了62%),但是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显著下降。在每年的国民收入中,农业提供的国民收入在改革初期将近40%,而今天不足15%。这说明,25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了以制造业扩张为特征的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由于拥有持续增长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国民储蓄能力显著改善了。所谓国民的储蓄或者积累是指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扣除国民消费(包括居民和政府的消费)之后的剩余大小。这是可以再投资于经济发展的剩余收入。今天,中国维持了世界上相当高的国民储蓄率,这显然与我们的劳动力集中地处于比较年轻的阶段有关。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20年前,东亚的新加坡和韩国也曾经达到过这样高的储蓄水平,而今天它们的储蓄率都已经大大下降到了25%左右。在东亚,只有泰国今天的储蓄率与中国大陆大体相当。既然在流行的所谓新古典的增长模型里,资本积累的速度是增长的最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新古典的增长模式是理解和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基本理论框架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已经走过的这条增长路径也可以通过对经济增长进行简单核算的惯例得到验证。所谓“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就是从GDP的增长中分解出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来。这个方法的关键的技术是要事先“估计”出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即要素增长1个百分点能引起GDP增长多少百分点。十多年来,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实证研究,估计出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在改革后中国的数值在0.6和0.4左右。根据大多数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虽然生产的效率在1978年以后有明显的改善趋势,但还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个结论与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为效率的改进所致的核算结果相差甚远,但却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如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类似。不管经济学家内部对这样的研究细节有什么样的争论,这个结论无疑表明了,中国的经济正处在迅速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的阶段上。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增长,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以及东亚经济曾经达到过的高速增长记录都是非常重要的。

  

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以后,让我们回到本文第一节末尾的问题,中国按照现在的这个增长轨道能保持未来30年的高速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我们需要知道,第一,我们在未来30年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而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和劳动力的增长前景有很大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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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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