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需要赶紧迈向“训政中期”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百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1 次 更新时间:2011-09-28 16: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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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三年前,笔者撰有“中国步入训政初期”一文(收见拙著《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从平庸政治、规则政治、民意政治、维权政治和日常政治以及政治决断等方面,大致描摹了彼时中国的政治情状以及相关社会世相,提供了一个有关最近将来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基本线索。两年多来,总体趋向未变,而情形续有发展,远乡近邻风云变换,迫使我们需要对此转型趋势更予深度思考。尤其考虑到今日北非、中东以及东亚的局势,特别是新加坡政治的最近发展和周边国家抱团深度介入中国崛起的态势,可以看出,一条自摩洛哥至巴基斯坦的长弧形政治地带之逐渐成型,并早晚延展至东亚之势,要求中国政制对此做出有效的政治回应,以“国家政治”迎应“国家间政治”,将“国家间政治”化转为推动“国家政治”良性发展的契机。在此,在内政一体化意义上,笔者深感建构中华文明的现代政治秩序之时不我待,呼吁启动“以政治接应政治”的进程,赶紧从“训政初期”迈向“训政中期”。

  

  一、需要“训政中期”这座桥

  

  总体而言,当下中国依然位处“训政初期”,突出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压力,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持续焦虑,特别是民间“维权”的风起云涌,才使得上层进行有限度的政制调整,同时并又止步于此,而基本上没有予以真实有效的政治接应,迟迟难见真正的政治决断。表面观之,其优点在于渐进缓行,只需局部行政应对和政治微调即可维持既有格局;而实质来看,则深层体制性矛盾基本不曾触及,一旦爆发,危机愈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下中国,“人民”一方参与政治的渴望日益强烈,另一方“政制”对此就是不松手,由此导致死结,形成政治紧张,政权的正当性危机由此生焉。朝野上下,虽然内心深处对于民主政治早晚登场的趋势并非全然懵懂,但是对于权力的绝对垄断的列宁主义式姿态,却丝毫未见减弱,以致于十年来政制续有改良,而政治不进反退,早为世诟病,不满和焦躁日积月累。因而,凡此足以当下“维稳”,但不能称善于长治久安,同样为朝野所心知肚明。毕竟,晚近百多年,“中国问题”至少包含四项内容,即“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其中,将中华民族建设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提炼中国文明的“优良政体”这一目标指向的是现代政治文明,也只有臻达现代政治文明之境,使得中国社会进入政治社会之境,才能摆脱政府时刻“维稳”之窘,确立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换言之,举凡表征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法治、宪政、共和与自由、人权诸项的建制化进程,政治自由主义的政体落实,依然是通达惬意人世和良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常所谓的“长治久安”的善治公器。所谓现代政治文明及立基于此的政治秩序,基本项目不止于此,但不可或缺于此,也是人所周知的。而不论其为道为器抑或为路为径,中国均绕不过去,也无法回避,更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否则,便会使得一直并未获得真正妥帖安置的政治正当性即刻陷入危机。着意回避,迁延既久,反祸其身,正勘虞矣!迎拒之间,真正构成了中国百年转型的一大“险境”呢!

  自“训政初期”进步于“训政中期”,是跨越险境、通达理想之境的桥梁。“训政”若分初、中、晚三期的话,则“训政中期”既在深化初期之效,更在引向晚期之果。“训政晚期”意味着宪政即将到来,也可以看作是宪政的预备时段和演习过程,其与宪政初期的差别不会太大,甚至两相重叠(例如“解严”之后至第一次“大选”十多年间的台岛情形),因此,关键是要坐实“训政中期”的诸项特征,强化这一进程,以引导出后续结果。细观当下,可以看出,“训政中期”的核心特征在于自下而上的“维权政治”所造成的维稳压力继续影响日常政制,但政制本身相对秉持较为开放的心胸,通过政制措置将政治网开一面,在积极回应民意压力中寻求政治正当性,甚至为此引入竞争性政治因素,而于积极改良政制中以建设政治为鹄的。实际上,自“训政初期”的民意政治和维权政治向前再跨一步,而至少是在所谓“党内民主”的意义上,有限引入现代政治的开放竞争性一项,即达训政中期之效。不是别的,正是对于现代政治的开放竞争性的承认,乃至于有限度地引入,构成了训政中期的重要特征,也是化解政治正当性危机的最小代价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自社会来看,“训政中期”意味着无论是零星分散的民间压力,还是组织性力量的发育增长,均达一定程度,官方虽仍侧视,但不再视为异类,更不以敌我归类和打压,毋宁,至少于理念上在“朝-野”的框架下两相审视,于“人民和代议”、“授权与执政”的流程中各守分寸,既彼此尊重对方的合法性,又标榜自家合法性更加接近正当性。最近中共上海大员对于独立竞选人的表态,可为此种转型的一次试探性亮相,值得肯定。

  进而言之,在此阶段,“政权”和“政府”的区别获得了更为清晰的界定。就是说,政权代表道统,表征权威,构成政体,是内政意义上人民主权之于政治正当性的表述;政府代表政统,掌握权力,形成政制,经由开放竞争机制获得人民主权的授权而执掌政权,表述政制的合法性。政权意味着正当性,正像政府需要合法性,而合法性来源于正当性。置身现代政治,这一正当性无法以“打江山”的历史还原主义来缔造道统的不证自明,更非成王败寇的政治历史意识形态,也不是以全民政党和全民国家为名进行的俯就式的自我标榜。毋宁,其道统在于不断的、周期性的授权与执政的仪式化确认过程。不是“人民”在某个历史时刻的一次性总体授权,而是“人民”定期登场,以竞争性和开放性的法权程序遴选执政者来完成正当性的确认。就算是在“立国时刻”或者“立宪时刻”曾经有过一次性授权,但是,此种授权也需要藉诸周期性和仪式性的授权程序的不断重复来确证。换言之,在一次性总体授权获取正当性之后,其正当性需要经由周期性、仪式化的合法性表征程序来确认,而且这是一个不断的确认过程。否则,即无正当性,也无合法性。前文说以现代政治文明摆脱政府时刻“维稳”之窘,确立“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立意在此,由此而来。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也就是现任中共总书记所说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非一劳永逸,相反,却需不断证明之意旨所在。一旦经此周期性确证过程,“人民”便暂时退场,“国民”和“公民”上场,政治秩序意义上的基本格局回复至“国民与国家”、“公民与政府”的互动,而非“人民与敌人”意义上的对决。此时此刻,颠覆政权可能构成犯罪,但反政府本身并非为罪。政府不仅可以反,而且,必要时“国民”与“人民”得推翻之。这同样是基于正当性的合法性展延,也是永久的正当性呼唤合法性以挺身而出的方式来卫道、立制和宣教。也正是为了将政治紧张导约入理性渠道,和平释放,才产生了对于政府这一政权的具体受托者的制约和反抗的必要性,而这就是民主政治,也是民主政治最为核心的旨趣。由此,当然不存在旨在保政权、卫权威的“维稳”,有的至多是保政府、求权力的竞争,而且,必定是一种开放性竞争。政权和权威早已存在,就放在那里,供着呢!你有本事,经由周期性、仪式化的法权程序将政府拿下,获取了权力,则受托干一个周期,乃至于几个周期,都有可能性,也有合法性,而蔚为“天命之所系”。也就因此,反过来说,以反政府的名义来迫害知识界,限制言论自由,阻挠公民的横向联合行动和组织化生存,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反启蒙、逆现代性的倒行逆施,也是非政治、反政治的蠢招愚数,更是明白授人以柄的前现代反民主陋行,不仅表明权力在反对权威,也是政府对于政权的背叛,更是合法性自身逆转之抗拒正当性。对此蔚为通识,而为朝野所共守,特别是官方不好意思公开否认,并多少践行于行政,落实在法权,就表明政制进入训政中期,政治庶几乎登场矣。

  经由晚近百年奋斗,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的举国努力,国民普遍受惠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间政治意义上的集体尊严更且前所未有,连带而来的是中国公民身份的“护照人权汇率”水涨船高。但是,为何普遍的失落感成为时代的特征,随此而来出现了持续的政治紧张和社会分裂现象,而且,事到如今,似乎到了一见分晓的“决战”时刻呢?朋友,这就不能不回到刚才提及的“中国问题”的四个方面或者四个层次了。盖经济-社会发展初具雏形,总体规模意义上已成世界老二,民族国家建构大体完成,有待最后收尾,唯独优良政体的提炼和铺展,国民多所不满,而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一度有所忽视的意义秩序的问题,再度降临心头。由此交集,使得当下中国民众对于“尊严政治”和“政治参与”格外敏感、特别关注、心向往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换言之,它决定了此刻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开放政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而这就是政治,天大的政治,也是政制兑现自家合法性之最为急迫而无法回避的政治考试,蔚为政治正当性的枢机。毋庸讳言,当今中国,较诸各项经济赤字,“尊严赤字”和“政治参与赤字”更为严重,也更具危险性。而且,愈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对此愈发敏感和在意,也特别容易导致矛盾和心结,而使得已然取得的各项经济、社会成果极易流失,不仅不能彰显其应有的政治效果,反倒凸显了政治的不能跟进和政制之缺乏诚意。无经济-社会发展,合法性不彰;经济-社会发展之后,民众尊严政治凸显、政治参与感萌发,于此无所接应,结果不仅造成政制的合法性不足,而且甚至影响到政体的正当性了。大家不是埋怨缺衣少食,也不是无视经济-社会进步,更非对于国族认同出现了迷茫,而是深感在此体制下依然没有发言权,亟需发声和出气装置。所谓尊严不仅在于仓禀实衣食足,而且在于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权力、进入政治进程,由此进而可能为平等缔造政治法权基础。事实上,已有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平之后,倘若不能跟进对于政治参与的满足,提高生命尊严感,同样危乎殆哉。欧洲的1848革命、197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中期台岛的历史、刻下中东北非的情形,对此都已接续作证,言之再再。由此,既有政制对于“尊严政治”和“政治参与”进行有效的政治回应,应当成为“训政中期”的又一核心特征,也是缓释政治和社会紧张,平稳过渡到宪政佳境的必修科目,需要政府和整个国族同堂进修,一同升级。

  

  二、搭建“训政中期”这座桥

  

  为此,需要审时度势,顺时应势,调动政制权能和政治智慧,依恃社会的自我发育,逐步启动下述政治进程。凡此进程,不是基于某种宏大理论的政治设计,毋宁,主要针对的是民间开放政治的诉求,基于《宪法》规划的既有宪制,将已有的宪法条款坐实为日常行政和法权实践,使宪法的政治承诺兑现为政府施政和公民宪法政治层面的愿景而已。换言之,它是一种在肯认既有政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和平有序、节制渐进的民主化进路,希望以最小代价赢得中华民族“提炼优良政体”一役的完胜。化解前文所说的死结,开创新局,非此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之路不可。置身中国文化语境,不妨说宪政民主就是王道政治,一种现代外王之道,而这才是最大的政治正当性。

  首先,释放政治善意,实现政治和解。晚近十年,民生成为政制聚焦所在,也是文宣的重点。尤其是最近两年,政绩考核引入民生指数,蔚为官民通识,尤其是民间问责政制、考问政治合法性的不证自明的指标,对于各级行政,尤其中央行政似乎造成一定压力。这既是基于权贵横行通吃招致普遍民怨,危及体制安全,因而有所因应,也是执政理念转变的结果。不仅形诸应急性行政(如年终总动员式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而且落实为制度性关注,如免除“农业税”,普惠式的农民养老金制度,以及通过修法程序有限度、象征性地提高个税起征点,等等。制度性关注民生、重新切割“蛋糕”,表明政体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善意,摸清了“民生就是政治”这一脉络,而非为发展而发展,但却依然属于“以民生接应政治”,表现为以“行政打理政治”,而非“以政治接应政治”。民生当然就是政治,可政治并非只是民生,更非等同于民生;民生和政治均须借助行政来打理,但后者不当全盘包办代替。“民生”之外,众所周知,尚有“民权”/“民主”和“民族”,非民生因应所能统括,更非民生一项所能打发。行政之责,在于落实政治,而非代替政治,更非取消政治。实际上,在诸多看来属于民生问题的背后,牵扯到的实际是“民权”/“民主”,乃至于“民族”,内涵“尊严”和“参与”的需要。而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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