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09 次 更新时间:2011-09-27 21: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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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特殊的时代总会造就一批早熟者,相比同龄人,他们更早的步入真正意义上的不惑。大时代下的个人选择,有人隐遁,有人悔恨,有人陷入一场漫长的控诉不得解脱,也有人九分兼济天下,却又能给自己留有一方净土。

  

  陈平原做了几十年教师,授业解惑的范围远不止嫡系弟子,他师承王瑶先生——接续五四的学人典范;安身立命亦受父亲影响——一个“柔弱之中自由坚持”的乡村语文教师。

  

  传统遗风与现代独立思考融汇,造就了陈平原看待世事的通透,编选《压在纸背的心情》,他选了当年的高考作文以存真,因为在他看来这“就像小孩子穿开裆裤,没什么好害羞的”;他还选入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方面是基本观点未曾改变,一方面也认为“文章何时与读者见面并成为公共话题,远比个人心情重要”;北大刊行《永远的1977》纪念恢复高考,他写出《未必“永远”的记忆》提醒同代人,回首时,应“多点悲悯与自省。”

  

  对话陈平原 问=侯思铭 答=陈平原(广东潮州人,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现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

  

  问:你说平生最得意是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都教过。

  

  答: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是1970年9月。那时我在粤东山村插队,承蒙父老乡亲厚爱,把一群娃娃交给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知青。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我成长的年代,可供个人选择的空间实在太小,基本上是撞到什么算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成功或失败,倒推回去,以为如何别有深意。在下乡插队的日子里,刚好有机会当老师,而我的父母都是中学(中专)语文教师,祖父据说也是教书匠(我出生时,祖父早就过世了),这种“遗传基因”,使得我比较容易进入角色。假如不是“文革”,按部就班念大学,估计我也还是当老师。从政、经商、写诗、画画、拍电影,都不行,那剩下来的最佳选择,就是在大学里读书、教书、写书。至于说“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博士班”,那是特定年代的“印记”,说着玩的。

  

  问:谈谈印象最深的一次选择?

  

  答:人生路上,选择太多或者太少,都很让人烦恼。现在的问题是“歧路”容易“亡羊”,过去则只能“两害相衡取其轻”。

  

  文革中,因父母政治上“有问题”,我初中毕业后只能辍学,这时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到海南农场,或者回粤东山村。我选择了回老家插队,日后的好好坏坏,都与这一选择有很大关系。不夸耀,不埋怨,反悔更没用。

  

  “印象最深的一次选择”,那当然是参加高考了。当时渴望外出念书,别的没想那么多。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大转型,那些当初没有参加高考或者没考上的老知青,日后往往命运多舛。在这个意义上,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并成为七七级大学生,是我一辈子最为关键的选择。

  

  问:谈谈你的父亲?

  

  答:父亲热爱书籍,喜欢写作,崇拜鲁迅,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日后的学术道路。另外,父亲因1948年的台湾行,解放后一直处于被怀疑被冷冻的状态,如此坎坷身世,使他对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命运的不确定性多有了解,也正因此,对别人多有体贴,对自己则是守住道德底线,不唱高调,但柔弱之中自有坚持。父子之间,确有某种“承袭”但时光流转,世代更迭,大转型时代的学人,其立场、趣味以及学术表达方式,更多得之于时代。

  

  问: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你会选择谁?

  

  答: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思想学问,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个人的文集:蔡元培(1868-1940)、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周树人(鲁迅,1881—1936)、刘师培(1884—1919)、周作人(1885— 1967)、胡适(1891—1962)。故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

  

  既然是“尚友古人”,为何要求“择一而交”?又不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问: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种可以给人生的某个阶段命题的句子,好像对你来说“压在纸背的心情”就算这样的句子,还记得这句话最初怎么来的?

  

  答:未曾认真检索,没有把握“压在纸背的心情”这句话最初是什么时候说的。或许是课堂上,或许是随笔中,我也说不清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读书》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毁誉参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基本立场至今没有改变,“心情”也从那里引申而来。至于着意写随笔,那是被李庆西连蒙带骗催出来的。那时他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想弄一套“学术小品丛书”,老是说我行,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于是有了《书里书外》这第一本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进入九十年代,“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也算是一种自我期许。

  

  问:你多次提到将学术随笔和学术著作区别开来。

  

  答:对一个现代学者来说,接受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训练,学会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是入门的关键。很多自认为有才气的人,不喜欢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更愿意随时随地随意挥洒才情,结果是一辈子学问没做好,都是半桶水。

  

  但反过来,也有不少潜心读书的人,久而久之,装了一肚子学问,就是不会写文章。假如你研究数学、物理、哲学、考古,会不会“写文章”关系不大,学问好就行。可对于研究文学的人来说,这是致命的。

  

  对我来说,那些写在人生边上或学问边上的“随笔”,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写随笔是会上瘾的,我目前不想把这当主业。一个注重“现实感”,一个强调“学术性”,二者的写作姿态及论述策略不同,我倾向于略作区隔。当然,也有以“随笔”为“著作”,二者浑然一体,处理得非常巧妙的。我做不到,只好采用这种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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