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捷克，剧变后的第一任总统哈韦尔仍然是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而现任总统、以前的总理克劳斯则是最能干的实干家，这两个人曾经同属公民论坛——公民民主党，但思想观念的差异却判如两极。

哈韦尔被尊为“捷克民族的象征”和“东欧最大的理想主义者”，他曾积极参与“布拉格之春”，在1968年以后最严峻的岁月里，他作为“七七宪章”发言人与当局对着干，宁可坐牢也不出国逃避，被誉为圣徒式人物，为此他还与当时持不同政见者中悲观颓废倾向和“出国潮”的代表米兰•昆德拉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辩论。1989年剧变后他由阶下囚一跃而为总统，当时曾获得90%以上的选票，连已经开明化的捷摩共也号召党员投他的票，可以说他是剧变后东欧各国中最无争议的领袖，哈韦尔在《无权者的权利》、《反政治的政治》等书中表述了又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思想：

首先，他主张严格区分旧体制（他称之为“后集权主义”）和传统专制主义，认为前者不是中世纪的残余，而是现代化的恶果，不是“东方的罪恶”，而是“西方的罪恶”，不是农民社会的罪恶，而是市民社会的罪恶。在他看来，“西方的经理与东方的官僚”都是无人性的，而东欧的旧体制不仅要归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要归罪于伏尔泰，归罪于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归罪于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对人类心灵的蔑视”。

其次，解救东欧之路不在于学西方，而恰恰在于摆脱西方工业文明的阴影，要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人类的心灵，返璞归真，要打破现代科学把人类机器化、程序化的状况，恢复人的本真存在。

第三，因此哈韦尔把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都看成是一路货，而主张用一种“公平的”经济取而代之，这种经济的创造力来源于真诚、博爱与理想主义，同样他认为“苏维埃政治”与“议会政治”都是误人的“现代政治”，应当以“反政治的政治”作为替代，这后一种“政治”应当以公民的个人良心为基础。

哈韦尔思想受到了西方非理性思潮中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和捷克胡司派新教伦理的影响，作为一个作家，他也继承了卡夫卡为代表的奥匈时期文学传统以及当代欧洲的绿色和平主义潮流。然而这一切在转型期却受到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挑战，因此哈韦尔颇多抱怨之词，他当总统的几年间对捷克的变革实践是建议少批评多，因而被讥为“高高在上的教师”，而他自己则限于“理想主义者的孤独之中”，声称自己与在共产党时代一样，仍是个“持不同政见者”。

对哈韦尔的“教师”地位提出挑战的是现任总统、当时的捷克总理克劳斯，克劳斯是捷克“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他以坚决主张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议会民主而著名，是个“融入欧洲现代化”的实干家。他从极端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从未搞过市场经济改革的捷克一步到位地公平地迈向资本主义，虽然对他的批评也不少，当时就连批评者也承认克劳斯的选择有它的合理性且成效显着，当时人们就预计他有可能取代哈韦尔，果真2000年克劳斯成为捷克总统。

东欧的困境说到底，是在西欧“后现代”的语境和氛围中搞现代化（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所遇到的一种特殊困境：一方是向西方学习现代化，一方却是西方人自己在否定现代化而又加上本国前现代传统的阻力，它表现为怎样认识前体制：旧体制的罪恶在那里，怎样才能走出来？一直是有两种说法，是传统之恶还是反传统之恶，农民之恶还是反农民之恶，西方之恶还是东方之恶，农村之恶还是城市之恶，中世纪之恶还是现代病的罪恶，理性的罪恶还是非理性的罪恶，……对旧体制的两种认识产生了今后选择道路的两种意见。

东欧知识分子的文化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批判的文化，一旦失去批判的对象他们就陷入了危机。这个危机的根源在于，这些人具有西方文化的背景，但他们接受的却不是当年西方反专制时的近现代文化，而是对现代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文化”，后现代的思想武器能否解决他们转型期面临的种种难题，这是东欧人的困惑，恐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思想者今天与今后所面临的问题。

本文摘自《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金雁着，北京大学出版社